一天、两天过去了，最后只能喝点开水，此外，什么东西都不想吃。眼看着自己的手腕越来越细，简直像两根木棒似的，拖着一双筋骨暴露的手，不几天，整个人就消瘦得不成样子了。更讨厌的是在湘鄂川黔边打伤的右臂伤口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因高烧的影响更加严重了，每天宿营时，差不多都会挤出半茶杯脓血来。
草地里的气候虽然变化很大，但是我们走了几天，也摸到了它的一点规律：上午通常是晴朗的，下午三点钟以后，风雨或冰雹就会猛然袭来，因此，我们行军通常就在下午三点钟以后宿营。可是，草地的鬼天气有时也摸不准，一天中午，草地就像掉在火炉里一样，又燥又热。突然对面飘来一片阴云，霎时，就把整个天空盖住了。气温突然降低，大风掠过草地，呼啸而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暴雨。我由于发烧而贪图凉爽，没有及时披上在甘孜发的牛皮斗篷，暴风雨一来，我被浇得像个落汤鸡一样。
这一场风雨几乎把我给埋葬在草地里。暴风雨过去不久，部队就宿营了。同志们把我从马上扶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时冷时热，两条腿绵软无力，眼前也金星飞迸，感到天旋地转，还没有迈步，就一头扑倒在帐篷底下，昏迷过去了。忽然，我觉得一股热气流入口腔，我用力睁开眼一看，警卫员小李，两眼满含着泪花，正小心地、一勺一勺地用炒面做的汤羹向我嘴里灌，师长贺炳炎同志也蹲在一旁焦急地望着我。这时，我感到好像该是日落的时刻了。可是，今天的夕阳怎么那么明亮呀?战士们怎么还没有卸下装具，赶快去找东西吃，或者坐下来休息休息呢?他们跑来跑去地干什么?牲口驮子怎么还不放下来?“好一点了么，老谭?”
师长关切地问。我吃力地点了点头。“我去找担架，今天可不能让你再骑牲口了。”“怎么刚住下来又要出发?”我思忖着。再看看外边，帐篷都拆除了，有的战士已经开始行动了；再看看太阳，它又升高了，而且是那样的耀眼刺目。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现在已不是傍晚的太阳，我的天，我已经度过了一个夜晚，现在是第二天了啊!“还是骑牲口吧。”我有气无力地说。“不行，昨晚上卫生部长说过，一定要抬着你走。”贺炳炎同志又说。
从贺师长的谈话里，我才知道，昨晚我一直昏迷，师卫生部长连夜赶来看过一次，并给我灌了些药吃，今天，还要等卫生部长来看看，然后再走。不一会儿，师卫生部长董家龙同志来了，他蹲在我的身旁，用表试了试我的体温，又听了听心脏，然后从药包里拿出了一些药片，给了警卫员小李，之后他把贺师长拉到帐篷外边，不知低声说了些什么。这时，部队已经踏上征途，师部的人员也都整装待发。师长找来一副担架要我躺上。可是我怎么能坐担架呢?进入草地以后，饥饿早已把战士们折磨得瘦弱不堪，不要说抬着一个人，就是空手走路，也有不少人倒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地上。“我不坐。我一个人倒下就倒下吧，决不能叫别的同志也跟我一起倒下。”我断断续续地说。贺炳炎同志又耐心地劝我半天，我仍旧不从。他知道我有个拗脾气，也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只好又扶我上马。
走了一程，我在昏迷中觉得臀部和尾骨随着马鞍的颠簸，一上一下，像针扎似的痛。我知道，由于生病后身上瘦得皮包骨头，臀部已被马鞍磨破了，开始我还时常变换一下姿势，后来变换姿势也疼痛难忍了，于是我就伏在马背上，可是右臂伤口又火烧般的痛，伏也伏不稳，有几次，我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把我绑起来吧。”休息的时候，我对警卫员小李说，开始他不肯，后来他看我生气了，才和另外两个同志，用绑带把我捆在马鞍上，这样，我又昏昏迷迷走了一天。
几天过去，病情仍旧没有减轻。看来这不像是感冒，很可能是一种更凶恶的疾病在纠缠着我。更糟糕的是，西药已经用完了。医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在草地里到哪儿去找西药呢?后来，贺炳炎同志把我的病情报告了方面军指挥部，方面军首长派了医官杨云阶同志到我们师部给我诊治，并且跟我们走了两天。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方面军首长的健康，杨医官还要负责，在他的建议下，我又被抬到总指挥部。可是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道，那时，我已终H昏睡不醒。一天，我神志稍微清醒时，突然听到阵阵叹息声，接着是一个十分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可惜了，可惜了，这谭娃子如果丢在草地上就可惜了。”稍停又说，“杨医官，想想办法吧，不能把他丢在草地上。”他边说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前额。我极力睁开眼睛一看，一个蓄着黑胡子、年约四十岁的魁梧的中年人和另一个稍微苍老的、脸颊比较瘦削的人，蹲在我的担架旁边。这是谁呀?我仿佛认识他们，我向那个有胡子的人看了两眼，终于认出来了：他是贺龙总指挥!而那个年纪稍长的，就是杨医官。我好像有什么委屈似的，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过去，我曾在总指挥部工作过，在贺总指挥面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重病之中看到他，我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感到十分温暖。此后，我就随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了。方面军首长从卫生部的担架连中挑选出几个强壮的战士抬我，而杨云阶同志一天数次地为我诊断，亲自煎汤药给我吃，或者请炊事员同志为我做点什么可口的东西。杨云阶同志是个老中医，在红军中做医生工作已有七八个年头。由于他医术高明，在二方面军中很有威信，那时部队流行一句话：“外科找卫生部，内科找杨医官。”可见大家对他的信任。
跟总部走了两天，不知给我灌了几副汤药，病情逐渐减轻，再不终日昏迷不醒了。到阿坝的前两天，我们在草地里刚宿营不久，大雨又光临到我们头上。往常每到宿营的时候，杨云阶同志都要来给我看病，可是今天等了好久，仍不见他的影子，总指挥部的通信员倒是接二连三地把头探进帐篷，看一眼又匆匆地走了，后来担架连的同志告诉我一个使我十分不安的消息：杨医官找不到了。天渐渐黑了，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我的心里也越来越感到不安。草地的艰苦生活和连日行军，已经够年长体弱的杨云阶同志受的了，再加上整天为我操劳，我想他可能掉队了。
想到这里，我更加焦急。一个小时过去了，暴风雨仍没有停，也不见杨云阶同志回来。我越想越急，就打发小李去问问，小李刚出了帐篷，就碰见杨云阶同志披着斗篷，浑身带着雨水进来了。一见到他，我又惊又喜，急忙问他：“你怎么掉队了?我真替你着急。”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天来晚了。老实告诉你吧，带的草药早没有了。这几天，我常去找草药，只是今天走得远了些，又赶上雨，所以来迟了。”说完，他就解下斗篷，又给我切脉、煎药。我看着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和疲乏的神色，心里真不知说什么好。到了包座，我的身上开始脱皮，病就渐渐好了。这时，我不忍心再坐担架，就要求领导上还发牲口给我骑。
从包座出发的那天，我刚跨上骡子，那匹不驯服的畜生，后腿突然一跳，把我给摔了下来，任弼时政委在一旁看到了，就立即叫饲养员把他的花脚骡子牵给了我，这匹骡子很老实，又大又壮，骑上去很平稳。
走了半里多路，杨云阶同志骑着马从后边赶上来。他看我稳稳地骑在牲口上，十分高兴，笑呵呵地对我说：“五十副草药呀，整整五十副。”我想，救活我的不仅仅是五十副草药，而是用数字无法计算的阶级友爱，正是总部首长、杨医官以及那些一直抬着我在草地里艰难行军的红军战士，用他们那一颗颗充满友爱的心，把我从死亡中夺了回来，使我再次获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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