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寇投降前几年里，我在胶东西海区的大泽山区和周围的几个县活动。解放战争期间，活动地区较多。1946年8月从胶东区到鲁中南沂蒙山区，1947年7月从沂蒙山区撤退到黄河以北渤海区，1948年6月又从渤海区乐陵县南移，1948年9月解放济南市。在三年时间里，一年左右辗转在路上，一天奔走100里左右是常有的事。经过敌占优势的地区，必须夜间行军，过封锁线必须急行军；在山区爬山一层又一层，紧急撤退限时爬越几层山；夏季瓢泼的大雨衣服全湿透，贴在身上借体温烘干；身背行李十斤左右（被、床单各一，内外衣各一套，鞋、袜、搪瓷茶杯、牙粉、牙刷、肥皂、毛巾、书包等）；脚上血泡一个连一个，爬山血泡一片连一片。战争环境不可能顾及这些，为了安全必须限时完成行军任务。回忆战争年代，革命热情胜似烈火。现分几个阶段叙述。
渴望深造
胶东西海中学为迎接大反攻更多地培养干部，学校阵容和干部队伍不断壮大。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联中、两掖（南北县）联师先后并人，相继与胶东南海中学合并，同时，改名为西南海联中；胶东区平度县城解放，西南海联中奉命接受平度中学后，又恢复原校名。西海中学是培育我成长的革命大熔炉，1943年初入学，1945年5月结业留校工作。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干部队伍迅速壮大，深感自己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我负责一个班级的政治思想工作，其他班全设政治指导员，惟有我这个班设了我这个政治干事。各位政治指导员讲政治理论课生动活泼，而我相形见拙，因而渴望深造。
1946年8月，西海专署调两名干部赴山东大学（以下简称山大）学习，限时到胶东行署报到。学校决定教务处调张云磊，政治指导处调我。这令我振奋。我们两人匆匆告别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奔向胶东行署。张云磊是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年21岁，他经历多、作风老练；我虽比他小三岁，但我总觉得他是年龄很大的老大哥，跟他一起奔走很放心。从平度城到胶东行署驻地——莱阳县南武镇，要经过莱西县，两天如期到达。接待我们的是教育科长黄狮和山大招生干部。他们安排我们到农民家中食住，等待胶东各县尚未到达的同学。
赴山东大学
我们在胶东行署等待二三天后，有文（登县）荣（成县）威（海县）联中，烟台市各中学和各县一百多名在职干部、教师、学生积极分子全部到齐。同学们年龄都在20岁上下，十七八岁者居多，还有十五六岁的少年。个个满腔热情朝气蓬勃。
过封锁线
沿胶济铁路线几个城市都被国民党占领，铁路两边敌情复杂，遭遇突袭时有发生。通过这道封锁线比较艰难。如何确保这批知识青年安全通过？山大招生干部约请党员个别谈话，要求每个党员都起模范作用，关心每个同学，不准一个掉队！
首先要经过一条“老母猪河”。夜间行军一片漆黑，走到河边脱下鞋袜，小心翼翼地摸索涉水，河水深浅不一，有的同学不小心突然陷进过膝的深水中，党员奋力搀扶。当时秋风较凉，水温较低，裤脚管卷得很高，还是个个湿透。为了赶上涉水队伍，大家都不顾一切地向前奔。
过了河穿好鞋袜继续赶路，虽脚上开始起泡，但将靠近胶济铁路沿线，必须加速行军步伐。一个深夜，我们加急行军，大家一个紧跟一个，气喘吁吁，飞也似地前进，最后终于胜利突破这一危险地带。
党员都争先恐后帮助年少体弱的同学背东西，并不断鼓励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选学科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长途跋涉，9月份顺利抵达山大。教务处的干部特别热情，向同学们介绍学校概况。学校驻地是鲁中南老根据地，虽较贫困，但老百姓觉悟高，环境安全。学校设有文史、艺术、经济等几个系和预科，预科学马列主义理论，学员有近千人。经分别征求学员志愿，确定各自的学科。张云磊是个艺术人，既擅长绘画又懂得些戏剧，去了艺术系。我要求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到了预科。预科设四个班，我分配在第四班。班主任梁唐晋民主作风较好，态度和蔼，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对音乐有研究，是抗大校歌的作者，同学们对他很敬佩。班里还设有政治指导员。
学习生活
分班后第一件事是通过竞选产生班干部，我参加了竞选。当选的班长姓李（名字忘记），副班长是王质彬，我是宣传委员，还有组织、民运委员。同学中多数是胶东各校教职员、学生和地方干部，还有青岛市地下党输送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北京市的青年学生。班长是国民党派往救济总署一名官员的儿子，重庆某大学进步学生，他父亲通过我党关系秘密送到解放区来的。学习内容，第一是社会发展史；第二是政治经济学。学习方法是授课、自学、讨论相结合，疑难问题由教师统一解答。赵卓教授担任这两门课程教学。学校没有条件编印讲义。赵教授手拿列有授课提纲的一二张纸，把提纲写到黑板上，主要是口头讲授。半天讲二三节课，易懂易记。讲完课布置一大堆参考书，班里派代表到图书馆借来分到各组。授课和解答全是四个班一起在一个大草棚里。伙食由自己搭建的伙房供应，宿舍、学习室、食堂以班级为单位合用一个小草棚。草棚全用高梁秸和草席搭成。
同学们一律享受排级待遇。冬季每人发一套灰色棉军装，还有棉鞋、袜子，每季发牙刷、牙粉、肥皂，每月发伍角津贴费。同学们学习、生活比较适应，思想愉快，精神饱满，积极上进，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中秋夜晚
1946年中秋节夜晚，“山大剧团”为全校师生员工和周边老百姓组织了一次演出。文艺系主任兼剧团团长章枚教授主持。演出他自编自导的独幕话剧《群猴》，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召开“伪国大”的政治阴谋和卑劣行径。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高级官员，像一群猴子上蹿下跳。章教授还独自演唱了一首《好大的西北风》。他随着响亮的歌声双臂伴舞步飘飘然起飞，真似被大风刮走似的。还有经济学家何封教授两个女儿上演了小剧目。七岁的扮演老农夫，六岁的扮演老村妇，两个小家伙一出场就引起轰动。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反共打内战老百姓遭灾殃的情景。她俩都很有灵性，表演得活灵活现，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恰巧救济总署的几个美国官员来校发放救济物资，学校邀请他们观看演出，让他们坐在台前第一排中间由校领导陪同，一面吃西瓜、月饼，分享中秋节的美味；一面赏月观看演出。章教授邀请他们表演节目，他们很会应对我们的情感，为我们演唱了一首歌颂工人阶级的英文歌曲。最后，李澄之校长讲话，向全体师生员工和驻地父老乡亲致以节日问候并提出几点希望。讲话简洁有力。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知名人士，他那学者风范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
支援前线
正当同学们专心致志地掀起学习热潮的时刻，1947年2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战报传来。学校奉命暂时停办，凡有条件的师生员工全部开赴前线。学校一声令下，热血青年斗志昂扬。在学校干部带领下，近千人经过几天行军来到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司令部报到。支援前线（以下简称支前）的数百名男同学和男干部分别编入各部队，我们100多名女同学、4名身体较弱的男同学和学校带队的女指导员奉命到华东军区卫生部十四医院。
责任重大
华野支前司令部组织科李科长（女）任命学校指导员和我担任这支队伍的正副指导员，并由我兼任战时临时支部书记。战争时期只能服从命令带队前进。如何协助指导员带好这支队伍安全到达目的地，我深感责任重大。
齐头并进
通向沂蒙山的主干道上，除山大近千人外，还有全省各县成千上万的担架队，送军粮的独轮小车队、扁担队和毛驴队，路面不宽，齐头并进，非常拥挤。路两边各有一条一人深的壕沟，休息时可以侧卧在沟坡上。
我们采用了多种方式来振奋士气。把100多人分成十来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由活跃分子带领本组同学一会儿放声高歌，一会儿啦啦队高声呼喊对方，一会儿“碰球”，即本组依次排队每人一个号，一号先开口。如“哎！我的一球碰三球！”三号必须迅即接球，“哎！我的三球碰×球”……如果碰到谁没及时接球，就罚唱歌或任何可以引人发笑的内容。这支队伍的歌声、啦啦队声、碰球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确实能使人忘掉疲劳。各路大军齐奔沂蒙山，男同学的队伍也常常擦肩而过，大家激情满怀相互鼓励，招手高喊：“消灭了国民党再见！”
敌机扫射
突然，国民党深灰色单翼小飞机或两架或四架在我们头顶低空盘旋进行侦察。两翼上国民党党徽清晰可见。我和指导员两人不约而同高声命令：“同学们快到沟里趴下！”“不要惊慌！”“不要暴露目标！”显然它已发现我们各路大军，闪电般俯冲下来，地面上黄土腾空飞扬。“笃笃……”机枪向我们扫射，几梭子弹射到我们周围。它可能把送粮车上长而粗大的粮口袋误认为是大炮，惟恐把它打下来，刹那间溜掉。我们还捡到几颗比大拇指还粗的子弹壳。
随着机枪扫射声，趴在我身边的一位担架队员惨叫起来，我抬起头，抹掉眼皮上的黄土睁眼一看，他大腿流血不止，他受了重伤。其他担架队员火速围过来抢救。指导员和我顾不上关心一下受伤的担架队员，马上下令集合自己队伍。总算幸运，个个安全，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带领队伍继续前进。
穆子煎饼
沂蒙山区很贫困，农民根本没粮食吃，战争环境更是雪上加霜，全靠糁子、野菜度日。糁子，仁小皮厚且硬，本是牲畜饲料，农民只好用水泡一下磨成糊，摊煎饼吃。我们进村“派饭”（持政府介绍信证明还粮食数量，事后农民可向政府领取粮食）农民只有穆子煎饼，这种煎饼放到嘴里一嚼，如草屑，吞咽很困难。同学们大部分是上海、无锡等城市由地下党不久前输送出来的知识青年，她们吃大米长大，在山大吃玉米窝窝头和小米干饭已感不适应，糁子煎饼怎能咽得下？！还有一部分烟台市的知识青年情况也差不多。怎么办？饿着肚子怎么继续爬山？！我教大家，把煎饼撕成小块放在碗里，用水泡软，大口大口直接吞到肚里。
惜别
我们的被子既小又薄，只能两人一铺一盖合睡。有一位男同学患肺结核，开始和同学合用被子，一天忽然大吐血，手冰凉，脸苍白，因需隔离，他拒绝和同学合睡。经我反复劝说，才勉强借用我的被子。我和几位女同学合睡。虽然我们几个人帮他背了被子和其他一切东西，后来他还是走不动了。实在没办法，只好把他转移到后方。忍痛惜别之情永远难忘。
接受任务
十四医院驻防鲁中南区蒙阴县的深山沟里。我们报到后，院方政治协理员严雄克向我们介绍了医院情况并宣布分配方案。该院前身是山东省省立联合医院，为适应战争需要编人军队。山东省卫生总局局长白备伍是外科名专家长驻十四院，复杂手术亲自参加；副局长怡然兼院长；副院长曹国珍是内科专家；护士学校校长李津勋管理全院护理工作，她在上海、重庆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蒋经国曾邀请她做家庭护士，她婉言谢绝，还曾见过宋庆龄，是邓大姐把她送到解放区来的。该院新建四个医疗所。我们山大同学一分为二到两个医疗所。我和半数同学分配到第四医疗所。所长姓刘，内科专家，上海地下党员；政治指导员袁测兴是延安来的老同志；护士长姓葛，既年轻又非常出色，上海地下党刚输送出来的，党员，大家都亲昵地喊她“小葛”；协理员宣布我担任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位男同学任事务长；徐愈同学在上海某大学学化学专业，管理药品较适合，当了司药；其他同学全部做护理工作。我刚卸下重担，没想到又被重新任命，我皱了眉头。协理员毫不客气地命令：“接受任务”！
准备病床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伤员准备病床。深山沟里村子小，房子小，闲房极少。病床不够用，村干部带我们一齐拿起20斤的铁锤和铁锹、三齿铁钩，把该村的关帝庙、土地庙里泥塑神像全部敲掉、清除，留下比较整齐的石头、砖头排成病床大小的长方框子，里面铺上干燥的野草，头部用草垫高做枕头，草上铺床单，放被子。病床用品全是国共和谈期间美国把一些剩余物资通过救济总署送给山东省省立联合医院的救济物资。除重伤员安排在农民家炕上外，轻伤员全睡地上。
接收伤员
紧锣密鼓中迎来了第一批伤员。他们经前线医疗队做简单的清洗、止血、包扎后马上转下来。有的需要紧急截肢，有的要从腹部、胸腔、腿、胳膊等各部位取出子弹、弹片……手术室设在空地上，用六面（上、下、左、右、前、后）白帆布制成，铁架支撑，留个可拉开的门帘供出入，经消毒后使用。后来又转下一批破伤风和身患重病的团、营、连级干部，还有几位孕妇干部。当时药品短缺，设备不足，有不少本可避免截肢的伤员，为了保住生命，不得不忍痛截肢。这些被截肢的伤员麻药醒来痛不欲生，我们虽千方百计安慰他们，客观现实是无情的。重病员因无特效药，康复特别慢。尤其是破伤风病人，痛苦万状。有位华野第九纵队下来的指导员被破伤风折磨得实在忍受不住，紧紧抓着我的手叫：“我真不想活了！”这种刺痛心窝的话，使我想不出一句有效的话来安慰他。
连长俘虏
在消灭国民党最精锐部队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中，曾接收该师的一名连长俘虏，二十几岁，高中毕业生，被炮弹皮炸碎了左肩胛骨，伤势极严重，我们对他一视同仁。我经常向他宣传我党的优俘政策，消除他的思想顾虑；同病房的伤员中有几位恰恰也是在消灭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中负伤的，本来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把他杀掉。经一而再地说服教育也能和我合作，共同对他进行教育改造工作。后来在我们耐心教育并精心治疗护理下，他深受感动，逐步从不开口，到主动和大家讲话。我动员他写文章，向新创刊的壁报投稿，谈谈自己有何感想。他很高兴地写了题为《造粪的机器》一文。说明他是江西人，少年时代家乡是红军驻地，曾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家乡沦陷，被国民党抓壮丁，编人七十四师并当了连长，充当了国民党的帮凶，沦为“造粪的机器”。
爬山头
“爬山头”是1947年的一句政治口号。这是解放战争正处于艰苦阶段，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财政物资极紧缺，为号召全军咬紧牙关爬越眼前最难爬的山头而提出的口号。我们新创刊的壁报名称即选了《爬山头》。大约五六月份掀起献金献物运动。刘所长带头献出一对订婚戒指，她动情地说：“为了解放战争献出我最珍贵的纪念品，在九泉之下的爱人会很高兴的。”在她的带动下，大家纷纷报名节约牙粉、牙刷、三角裤……凡能节约的东西尽最大努力节约下来，缝缝补补穿破旧的。有的连每月的五角津贴费也节约下来。大家能为“爬山头”出点力，都感到无尚光荣。
归队上前线
从2月到7月，我们先后迎送了多批伤员。每一批伤愈归队上前线，我们都要组织欢送活动。山大同学人才济济，根据战争中活生生的材料，随时编写成活报剧、诗歌、舞蹈，并用老曲谱新词，为大家演出。重伤员不能动，就到病房歌唱、诗朗颂；凡能走动的轻伤员尽量集中到一个空地上，为他们集中演出；归队上前线的活跃分子和我们一起扭秧歌。伤员伤愈归队上前线时，相互依依不舍，革命的激情难以言表。
火线入党
艰险的战争环境，锻炼考验了每一位同学，大家政治觉悟普遍提高，有好多同学迫切要求入党。经党支部审查，认为符合“火线”入党条件的有徐筠（现名徐瑾）、徐理两位同学。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并报院党委按“七大”党章规定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我是徐理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当时没有现成的《入党申请书》，临时设计，用“油光”纸复写了两份。
紧急撤退
“轰隆隆……”震动山谷的大炮声由远而近。1947年7月，一天晚饭后忽接军令： “紧急撤退！！！”国民党又有新的攻势，为诱敌深入便于一口一口地把它吃掉，要暂时后退。大家有条不紊地做好一切准备。那天夜里大雨滂沱，增加了难度。黎明前一定要翻过几个山头才是第一个休息的村庄。一大批重伤员的安危是最大的问题。平时觉得药品物资不足，搬运起来则相当可观。当地农民的毛驴队、担架队迅速赶来运送。轻伤员纷纷要求自己坚持走路，重伤员全部上担架。美国救济物资中有一批一碰就破、已经变质的塑料布，我们剪开分给伤员遮雨，医护人员多用自备民间制作的油布，农民自备蓑衣。当地土改后农民翻身感很强烈，跟党和人民军队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伤员关怀备至，能吃苦耐劳，爬山较适应。
山路既窄又崎岖不平，路面全是高高低低的石头。路边荆棘丛生，石缝中积下的土灌上雨水后滑溜溜的，整个路面都变成烂泥浆。上山时，牢牢踏住石头从阶梯向上攀登还比较安全，下山时危险性很大。为了上下山增加一点支撑力，医护人员到路边为轻伤员和自己折断小树做柱棒。走一步撑一下，上山可省点力气，下山可增加一点安全度。可能是过度疲劳，我走到半山腰突然头昏恶心呕吐起来，为了不掉队，还是拼命赶上队伍。一路上滑倒的情况不断发生。有的滑出较远，有的还把前面的人撞倒。大家把衣袖和裤脚都卷得很高，滑倒后被石头划破的腿和胳膊不停地流血；有的滑倒在路边的荆棘丛中，不仅腿、胳膊被石头划破，衣裤被荆棘尖拉碎，全身被棘针尖扎伤，有的皮肉中还留下几个棘针尖。血不停地流，雨水不停地冲洗。这一切全然不顾，连查看担架上的重伤员和自己爬山的轻伤员还来不及。
担架队员为了确保伤员安全，尽量使担架保持平衡。特别是伤员头部要尽量抬高一点。上山时，担架上的伤员头部在前，下山时头部在后；上山时，抬担架的前面两人弯着腰两手下垂，尽量放低一点，后面两人用双手把担架擎到头顶上，尽量抬高一点；下山则相反。整夜基本上是不停地淋雨，竭尽全力上山又下山，伤员竟没有一个发生大的险情。这是多么不容易。沂蒙山区的农民兄弟为战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沂蒙山区人民群众的恩情。
东方天边渐渐吐出一缕缕白光，我们按计划到达第一个休息的村庄。最危险的地带已经远远地抛在大小山头的后面。此刻，大家才顾得上相互看一眼。大家相互看到一个个浑身沾满泥浆，雨水湿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腿、胳膊血淋淋的那种狼狈相，都忍不住地笑出来。
伤员在医护人员照顾下分散到农民家中，清洁卫生、食宿安排好，我们即轮流为自己梳洗和吃饭。有的设法拔掉皮肉中的棘针尖，有的处理脚上的血泡。最后才能轮流睡上一觉。
牵挂
紧急撤退的那一天，有一位伤员刚从腹部取出子弹，接好肠子，根本经不起一点颠簸。地方党组织决定送到一个绝密的山洞掩护起来。必须有医护人员守护。领导上正在研究派谁？一个胶东漂亮小姑娘、医院小护士、16岁的青年党员李玉兰同志毫无畏惧，毅然决然挺身而出。这种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震撼了每个人的心。她带上必需的医药用品紧跟担架匆匆淹没在狂风暴雨的夜幕之中。
我们撤出的几个山头随即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她和伤员的安危令人揪心。后来我多次查询，一无所获。这揪人心弦的情景，50年来时不时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我激动，我不安，我心疼，我牵挂，我永远地牵挂。我内心默默地呼唤：“小李！你和伤员安全吗？你和伤员现在哪里？”……我心酸的眼泪夺眶而出。
继续撤退
炮声虽较远，但还不是安全地带，还要继续撤退。一路上白天睡觉吃饭，夜里行军，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远，黄河就在我们眼前，越来越安全。
撤退到黄河以北地区安定下来，又组织过几次文娱活动。第一野战军下来住院的病人段杰指导员和我两人编写了一个活报剧，名称就是《紧急撤退》，集中表扬了伤病员、担架队、运输队、医护人员中一些感人的事迹。
渡黄河
撤退近一个月到达黄河南岸一个渡口。在一个晚上和其他各路撤退人员排队渡黄河。仅有几条小木船往返摆渡。刚开始上船，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并不断投放照明弹进行侦察，河面和我们周围如同白昼。大家经验丰富，每个人头上戴好用树枝编制的头环，毛驴、担架上插了很多树枝，大家沉着不动，很难发现目标。还好，既没有炸弹也没有机枪扫射。小小几条木船，运送大队人马，等候时间大大超过渡河时间，整整忙碌一夜，才安全到达黄河北岸。
惠民驻地
黄河北岸是渤海区。我军主力没过黄河，国民党军队也没敢光顾。这里很平静。我们改为白天行军。
行军休息时，大家干渴至极，要抓紧补充水分。可这里没有村庄，找不到好水，只有路边小沟中很少的“死”水。水底长满青苔，用搪瓷杯一舀，青苔和黄泥浆泛起，必须沉淀十几分钟，才敢喝，而且只能喝半杯，其余没法再喝，只好倒掉。虽然水分补充不足，也没法再舀一杯。休息时间有限，只好忍渴上路。
从蒙阴县启程经过沂水、邹平、利津等七八个县境到达惠民县驻地。
返回母校
我军主力部队转战于黄河以南和胶东地区，并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决战，渤海区成了“大后方”。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土地肥沃，是驰名的中国乌克兰大粮仓。特产白高粱非常可口。华东局、山东省党政机关和各学校等都驻此地各县。十四医院来此地后伤病员只出不进，护理人员过多。院方和山大领导研究决定山大同学全部返校。
山大在我们之前由鲁中南区转移到渤海区阳信县，校部驻钦丰镇。
留在党委
同学们返校后有的到各系继续学习，有的分配工作。文史系的冯铭同学分配到学报《山大》编辑部任编辑，我留在党委任组织干事。
那时党组织不公开。党委书记丁梦孙公开身份是秘书长。党委办公室设两人，秘书杨素的公开身份是秘书处秘书，我的公开身份是秘书处秘书干事。
秘书处驻在一个地主家空闲的大院里。行政人员在北屋几个大房间，杨素和我在南面一所小房子里。宿舍办公合一，炕上睡，地上放办公桌。我在杨素领导下负责管理党委文件、党内刊物、人事档案、党委图章等等一切具体工作。杨素同志温文尔雅，热诚老练，民主作风很好。
特殊党员
一天，我查阅人事档案时，发现人人皆知的党外高级统战对象李澄之校长的档案袋中没有其他材料，惟有一张“党员登记表”。我十二分惊喜，马上报告杨素同志，随又报告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迅即以“绝密急件”派通讯员骑马奔向直属上级机关华东局组织部查讯。这才知道，李校长是“特殊党员”。为有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绝对保密，包括校党委。“特殊党员”是由华东局指定一人单独联系。这张登记表怎会误入山大人事档案？一直是个谜。
保健工作
山大师生员工的政治、生活待遇和部队一样，分师、团、营、连、排、战士。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和教务长为正副师级，教授、处长为团级，讲师，科长为营级，助教和一般干部为连排级，警卫员、通讯员、勤杂人员、女保姆为战士。杨素是营级。冬季，连以上干部多发一条美国救济物资军用毛毯，营以上干部军装面料是美国救济物资卡其布制作，连以下人员全是土布军装。每人每月发五角津贴费。名教授、高级统战对象和其他人员中有特殊困难的亦应给予照顾。为此，在党委领导下设有保健委员会，负责保健费的分配。党委书记兼主任，委员由各部门推选组成。党委办公室定期向各部门征求意见，提出应享受保健费的名单和保健费数额，经保健委员会讨论决定。保健费标准是每月猪肉一至五斤，最高不超过五斤，最少不低于一斤。由财务部门将猪肉数量按市价折合现钞，按月发给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