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
我到党委不久，杨素同志突然发高烧，非常痛苦地在炕上滚来滚去，不停地呻吟。警卫员老杨请来校医诊断服药后不见好转。我在她身边问候照顾，她不理不睬。这很反常，我心急如焚。我实在没办法就把秘书干事韦明请来帮助，她还是烦躁不安。韦明是文史系英语班毕业生，对学校历史情况了解。她把我拉到门外告诉我，杨素是因病触发了长期积压在心底的痛苦。她丈夫朱达章教务长不久前被刽子手残害，使她精神受到极大创伤，性格也有点变。那是在鲁中南发生的一起惨案。朱教务长和山东省民政厅长是好朋友，休息日经常一起对弈。那个周末晚饭后民政厅长派警卫员来毗邻村庄，邀请朱教务长前往。两人棋兴未尽已是深夜。朱教务长既不准自己的警卫员跟随，又拒绝民政厅长的警卫员陪送，自己打着民政厅长的灯笼出了门。走到半路，被刽子手用绳子勒死，身上绑上大石头扔到路边田间深水井里。
朱教务长不见踪影，震动了山大和公安部门。经数日侦察未果。有一天，农民打水浇庄稼，发现井里浮着一具尸体，打捞上来，正是朱教务长。之后，很快侦察到一个农民的草帽上的绳子当地农民不可能有，只有山大发给教职员工的草帽上使用，这正是朱教务长那天戴的草帽上的绳子。刽子手被逮捕后，对杀害朱教务长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供出本村地主对土改不满雇他杀害民政厅长。很长时间盯梢一直没有机会动手，见到朱教务长一人从民政厅长处出门，误认为是民政厅长，就下了毒手。
我本来以为朱教务长是正常死亡。残酷的现实使一个坚强的女性出现如此状态，我极为悲痛，真不知怎么做才能分担她一点痛苦。
朱教务长的警卫员老杨，跟随朱教务长多年，相互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为了慰藉朱教务长的在天之灵，经老杨请求，领导上批准他一直守候在杨素同志身边；同时，也帮助女保姆照看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小杨”。
山大土改工作队
1947年年底，山大奉命撤销，全体师生员工全部分配到各条战线。教务长姚耐是经济学家，对土改兴趣浓厚，经领导批准，他点名留下近20人成立“山大土改工作队”，他任队长，我是队员之一。当时渤海区正在开展土改复查。“山大土改工作队”经当地政府批准，负责钦丰镇的土改复查工作。这里土改不彻底。我们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向地主开展斗争。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原来农民分到土地心里不踏实，分到房子不敢进去住，心惊胆颤，害怕地主反攻倒算。这次土改复查彻底了，土地、房子大胆地拿到自己手里。农民真正做了土地、房子的主人，个个欢腾雀跃，双手捧着《土地证书》高呼：“这是毛主席的文书！”山大赵卓教授撰写了一篇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文章，刊登在《渤海日报》第一版一整版上，题目就是用了农民的原话——《毛主席的文书》。
渤海习俗
这里住房全是平顶，收获季节，农家把粮食全都晒到屋顶上。远远眺望，金灿灿一片又一片，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里还存在婚姻陋习。女方大于男方年龄竞有十八岁之差。结婚年龄则更离奇，历史上男方有三岁结婚的，后来慢慢进步，提高到男方13岁以上。在农家住久了，相互建立了感情，我就大胆地问老大娘和大嫂这是为什么？老大娘讲：“生了儿子，就要找个儿媳妇回来帮我照看儿子、干活；年纪小，不懂事，不会干活，不能要。”大嫂讲：“男人越小越好，我敢管他，年龄大了我怕他。”实际上妇女也有难言之痛，有一位大嫂告诉我，过去有一个新娘嫁了三岁郎，结婚当天夜里尿湿了新婚绣花鞋，既气又心酸，大哭一夜。这一婚姻陋习真使人无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了《婚姻法》，政府严格执法，坚决实施女方18岁，男方20岁结婚的法定年龄，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历史。在这片曾经养育过我们的大地上出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革，使人特别高兴。
解放济南
在土改工作完成任务后，正是1948年6月。队员全部另行分配，华东建设大学是一个去向，分配我去建大。
建大驻乐陵县，离山大较近，起早上路，当天赶到。学习内容主要是解放战争形势等。一个月左右，建大奉命撤销。全校教职员工和同学们编入“黄河大队”下属一个分队。一面学习，一面南移。不久，领导宣布，我们的任务是接收大城市，随即学习“入城守则”和各项城市政策。大好形势鼓舞着大家，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大踏步迈上新的征程。
推磨
经过多日行军，来到一个村庄休整。这里的农民也较贫困，耕畜较少，耕田不足用，农民食用的玉米粉、红高粱粉等，多由人推磨完成。我们数千人进驻一个方园，各村无法供应即可下锅的粉类食物。我们只好从当地政府领来粮食借用农民的石磨自己推磨。每组领来粮食数十斤，大家轮流推磨。两个人在石磨两边，把粗木棍放在腹部，两手、肚皮齐用力向前周而复始不断旋转，磨碎的细小颗粒夹有粉末，用筛子在配套的木架上用手一推一拉无数次，筛掉粉末的颗粒，再反复三次以上研磨，才能把粉末磨光。筛出的粉食用，最后的渣送农民做饲料。推磨并不太累，无数次的兜圈多数人都出现头昏、恶心的症状。我是低血压患者，反应更是严重。条件如此，只能稍加休息再坚持上阵。
炮声隆隆
行军两个多月，1948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夜里，听到攻击济南市的大炮声，领导上才宣布我们要接收济南市。一周后，济南市枪炮声刚停，市南郊“四里山”追歼残敌的枪声还乒乓作响时，我们“黄河大队”数千人奉命浩浩荡荡开进济南市区。山东省和中央直辖济南特别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下属各级组织各就各位。
四区
我们部分干部分配到济南市第四区。
四区区委、区政府住在一个奇特的大院中。这是军阀时代东北某省都督张怀芝（外号张扒皮）的住宅。它建在泉城七十二泉的珍珠泉之上，胜似水上仙阁。珍珠泉水深约三米以上。水中打下相当粗大的石桩，石桩上面铺上相当厚实的大石板，房屋建在大石板上；大院中间纵横交叉的走道和北、南、东、西四座房屋前面，即四合院内四周的走道相连接，路面也是厚实的大石板，四通八达，道路边上有半人多高的石桥栏杆；水清澈如镜，水中放养着10至20斤重的大鲤鱼，穿梭于宽阔的泉水中，供人们观赏；通向外面河流的通道，用相当粗的钢柱栅栏隔离，大鱼无法逃走；房屋高大典雅，陈设雍荣华贵，桌椅板凳、大小床铺、大小衣橱等所有家具全是红木制作。床边、桌边、橱边、椅子靠背上全是玛瑙和玉石镶嵌的图案。生活用品较多，仅肥皂就有几纸箱。张扒皮的后代责成一个管家全面代理。我们进驻后，与管家协商，全部房屋和房间内桌椅等一切家具由区政府借用，张家生活用品集中到一个房间封存。
区长刘彬、组织部长黄玮接见我们并把我们划分几个工作组，指定组长，各去一个伪保地区开展工作。地下党早已准备好各种资料，其中有各伪保长姓名、住址。我是一个组的组长，我带好一个伪保长的姓名住址即带领本组十几位干部来到我们分管的伪保地区。
我们有两项任务：第一，打扫战场；第二，救济贫民。我们的干部一至二人负责一个伪甲地区的工作。
打扫战场
我们找到伪保长的家，即敲门呼喊他的名字。全市枪炮声刚停，市民惊魂未定，伪保长更是顾虑重重，不敢开门。经我们反复说明来意，请他出来帮助我们开展工作。纠缠了很长时间，才不得不开门。我们很有礼貌地请他协助请出各组伪甲长并邀请部分市民一起“打扫战场”。当时国民党战死的尸体横七竖八比较多，必须彻底清除战场痕迹。伪保长只好按我们的意思到各伪甲长家中挨户请他们出来，并请伪甲长请各伪甲的部分市民一起拉着“大板车”，带上各种工具分别到各伪甲地区开展工作。我请伪保长跟我一起在一个伪甲地区。经搜索，在大马路、小巷子和一庙宇里有20多具尸体，装到五六辆“大板车”上，拉到市郊一个荒场里挖了很深的几个大坑埋掉。我亲自监督认为满意才放心地返回。
愧疚
我们搜索到一个庙宇时，发现地上、泥塑神像旁边有七八具尸体。这都是受到重伤自己躲进来之后死掉的。惟有一具尸体特别，他半靠在神像旁边，双腿半弓，双手放在腿上，整个脸全是血加脓水，双眼紧闭，头颈直竖。一位市民喊： “他还活着！”保长用手拉他的衣服，一点不动，没任何反应。他肯定地说：“尸首都硬了，早死了！”我虽也有点疑惑，但很犹豫。我自觉不自觉地问大家：“你们看他死没死？”伪保长斩钉截铁地说：“肯定死了，快抬到车上！”我未加阻止，就这样把他和其他尸体一起埋掉了。
这件事，至今历历在目，那市民说他“活着”的声音常常在耳边回响。我埋怨自己，当时应该想办法把他送到医院让医生下死亡结论才对，这样才真正体现我党的优俘政策和人道主义精神。我为此懊恼，为此后悔，这是我终生的愧疚。
救济贫民
我们打扫战场的任务完成后，马上开展救济贫民工作。四区是回民聚居区，所以回民干部刘彬来此任区长。回民中贫民特别多，是救济的重点。我们挨家挨户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确定救济对象和救济粮数额，并迅速发放到贫民家中。
做好以上两项工作后，市民的心安定下来，恢复了正常生活，市民们也对我们热情起来，我们走到哪里，都有市民和我们打招呼。我们能很快和解放后的市民们融合一起，备受鼓舞。
两次调动
解放后的济南市千头万绪，等待我们的任务极其繁重。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加强干部配备和安排各项工作。组织部黄部长通知我，调到组织部工作。第二天到办公室坐下开始办公，又接到市政府人事科通知，调我到人事科工作。两天两次调动，这是怎么回事？黄部长告诉我，“人事档案在市政府人事科，区里的决定不算数，要求把你留下未批准，只好服从。”我当即背起背包从城区摸索到经二路市政府驻地。市政府人事科李立知科长接待我，分配我做干部工作。人事科有三方面工作，一是干部工作，二是组织工作，三是宣传工作。他谈话简明扼要，交待任务十分明确。
强有力的领导
李科长那高大魁梧的形象和炯炯有神的目光使我敬畏，他那热情诚恳的态度又使我感到很亲切。后来我知道他1937年前在山东齐鲁大学攻读医学，“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他弃学从军，在部队战斗了十年，是赫赫有名的模范连队政治指导员。公认他思维敏锐，逻辑性强，大胆泼辣，雷厉风行，精明强干，人才出众，在正团级干部中算得上是水平很高、能力很强的领导者。他对下要求很严格，必须今日事今日毕，绝不允许拖拖拉拉；但他一向以身作则，对工作极为认真。在他领导下虽时时紧张，但有节奏的工作步伐，又使人感到相当愉快。我们人事科的干部一致认为，在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下，对自己帮助大，提高快。
李科长要求全科干部每人每天要写工作日记。我们把敌伪用过的登记册拆开，每张纸翻过来再装订起来，每人一册。我们每天晚饭前一定要写好，送到他办公桌上。他每天晚上仔细审阅并对每个人写上批语，提出新的要求。第二天清晨他亲自发给每个人。这样，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对自己每天的工作有个正确评估，并有明确努力方向。直到1949年初，使他相信每个人都能比较好地完成本职工作时，才决定取消这一制度。
建立俱乐部
市政府直属机关的干部一致要求建立俱乐部，开展文体活动。经各部门推选，确定由五人组成俱乐部委员会。主任是刘继英，文娱委员是李寿芝，我是宣传委员，还有军体、民运委员。经领导批准，选定二号楼二楼向南一个约100平方米的大房间做活动室。
我们组织几位会画善写的同志帮助我们一起布置俱乐部。从行政科领来应有尽有的纸、笔、墨、颜料和文娱用品。有的用彩色纸做“拉花”，交叉挂到贴近天花板中间和四周墙壁顶部；有的为标语纸绘出图案；有的把标语口号写到绘好图案的标语纸上；有的把写好的标语贴到墙上；大门口门框顶部挂上与门框相对称的俱乐部横匾。
横匾是文娱委员一手制作。她请木工做框架，把紫色布钉到框架上，布上用艺术体写上俱乐部三个大字，字上涂足胶水，胶水上撒满她一手砸好的碎玻璃块，晒干后牢牢粘住。这个横匾挂在光线很强的门框顶部，闪闪烁烁为俱乐部增添了光彩。
房间内，东面放乒乓台；中间放几张八仙桌，备有各种棋、牌；西面是书报架，各种报刊杂志订购了很多；靠背椅排列整齐。走进俱乐部使人感到挺轻松、有活力。羽毛球场设在大院一角。休息时间大家可随意选择自己爱好的活动。
文娱委员李寿芝11岁（1939年）参加革命，在文工团演出话剧中扮演“小黑”，演出很成功，大家一直喜欢喊她“小黑”。她还是女高音，识简谱，会指挥。我们要求她组织一支合唱队，她热情积极地组织起来，定期练老歌，教新歌。直属机关开会时，常常趁会前一点时间为大家演唱活跃会场气氛。
创刊壁报
俱乐部决定创刊壁报，取名《前进》，意思是解放战争形势在飞速前进，百废待兴的市政建设也必须飞速前进。为了扩大影响具有吸引力，大家一致认为发刊词应该请专职副市长谷牧执笔。当时中央直辖济南特别市市长由省政府秘书长郭子华兼任，姚仲明专职副市长刚调走，谷副市长刚调来，相互间不熟悉，担心碰钉子。我是宣传委员，只能硬着头皮前往请求。我带上统一规格的稿纸，来到一号楼二楼谷副市长办公室。自我介绍后提出请求。他不仅欣然应允，还鼓励我坚持把壁报办下去。我拿到谷副市长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快马加鞭编排出版。大家看到有谷副市长的发刊词都更加重视，各部门领导都纷纷前来阅读，各部门投稿也更加踊跃。大家反映每期壁报对工作、学习都能起到一定的交流和鼓励作用。
江青寻根
开始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一批旧职人员前来人事科求职。其中有一人引起我的重视。他文质彬彬，一进门递给我一本厚厚的自传。我翻开一瞄，漂亮的小楷使我很感兴趣。我详细了解他的经历时，他告诉我，1937年曾是兰萍（江青）所在剧团团长。当时兰萍家住济南市。这使我很意外，江青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驱使我特别干脆地答应录用他，当即让他填写职员登记表。他有备而来，从手提包中取出毛笔、墨盒，在我办公室门外走廊的桌子上填写。按我指定的时间前来拿着人事科的介绍信高兴地到一个局里当了行政秘书。
1949年5月1日，江青在警卫员、女秘书陪同下，乘吉普车从北京直达济南市寻根。为了安全十分保密，安排她在副市长隔壁一个小房间里住下。市政府很快把她仅有的兄、姐两人查到并带来与江青会面。她兄、姐是拉“大板车”的贫民，来市政府会见江青时穿着很1日。市政府责成所在区政府安排就业并救济。江青很快返京。
江青当时挺朴素，长发折叠在头的后上部，用椭圆形大发夹卡住，这种发型女同志中没有，使人感到很新鲜也很高雅；灰布列宁装比我们短了足有三寸以上，带子束在腰间，显得苗条有神；面色虽不算很白，但十分细腻，五官端庄，是个漂亮人；讲话声音清脆动听。
一天晚饭后我路过大院树林边，发现江青、警卫员和女秘书三人在林间散步，我定睛看了又看。我向她（他）们点头表示敬意，她（他）们也很有礼貌地回应。她离开济南后，市政府的女同志掀起一阵旋风。个个都把列宁装剪得和江青一样短，我首当其冲。市委女同志跟着也刮起这一旋风，随后山东省党政机关和马路上所有女同志也都渐渐变成江青式的列宁装。
为上海市市政府调配干部
1949年初，中央直辖济南特别市市委组织部下达任务——为迎接上海市即将解放的局势，中央要求两个月内要完成上海市所需干部的调配，并大胆、大量地提拔干部。当时称“割韭菜”，即割一茬，又长一茬。调配干部按照济南市的模式。其中济南市委组织部负责调配上海市委系统的干部，市政府人事科负责调配上海市市政府系统的干部。
济南市市政府系统有十个局（处、室）、十个市区、十个郊县。政府系统调配分工是市人事科负责局、处、科三级干部；各局、区、县负责一般干部。市人事科依靠下属各人事科，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考察了解，审阅档案，对口调配。例如：上海市市政府秘书处对口济南市市政府秘书处。从秘书处主任到科长以至一般干部，全部从济南市市政府秘书处调出，配备到上海市市政府秘书处，济南市市政府秘书处于部缺额再全部提拔补足。在李科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统一指挥下，孙刚和我两人安排具体计划，定时到对口单位向领导和人事科协商调出和提拔名单。我们两人一批批提出，李科长一批批审批，其中局级干部由李科长提交专职副市长和秘书长审批。我们两人还要把局级干部每个人的才德情况写一份简短材料交李科长定稿。
在调配上海市的干部中，优先照顾归心似箭的南方干部。李科长经领导批准，调上海市市政府人事处任处长，他的警卫员田仲勤在短期内由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介绍入党，随调上海市一个区公安局下属派出所任所长。还有做组织工作的一位南方男同志被批准南下。我也要求南下，被李科长婉言劝阻。
科内留下的干部，个个晋升一级，我原为连级办事员，晋升为营级科员，新提拔的科长叶世准是延安来的老同志，他政治上强，作风稳健，民主作风特别好，群众关系特别密切，具有相当威望。
调配、提拔干部的繁重任务在夜以继日的奔忙中胜利完成。不久，李科长携妻子、战友、大学同学韩良和儿子向我们告别，随军挺进上海市。
当时南下大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解放军过江了！南京解放了！上海市解放了！每个人的心都沸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