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长春解放暨市公安局建局50周年之际，我们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回顾市局在半个世纪中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辉煌历程。同时，也深切地缅怀我们的老领导、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隐蔽战线上的坚强战士、原副局长安彬同志。
我们于1954年3月被市局选送到东北公安干部学校学习，当时安彬同志任东北公安部一处执行（预审）科长，他曾亲临干校为学员讲课。以他丰富的审讯工作经验和深厚的审讯理论水平为我们传授了审讯工作纲要，使同学们受益匪浅。我们学习结束后，正赶上全国大行政区撤销，东北公安部也随之撤销。组织上为了加强长春市局的政治侦察领导力量，将安彬同志派往长春市局。正好一同乘车由沈阳经吉林回长春。此后就在他的领导下一直工作到“文革”夺权。在局、处干部集中和以后的“学习班”中，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和接受批判，直到他被迫害致死。
岁月悠悠，弹指一瞬，安彬同志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位老领导铮铮铁骨铸成的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品德和为侦察工作所做的建树及其人格力量时，都激起我们一波一波的思想涟漪，久久不息…
安彬同志1920年生于山东省新泰县。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由我国东北伸向关内，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年轻的安彬怀着满腔的仇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抗日的烽火中锻炼成长。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日本侵略者对我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安彬同志大义凛然，在其家乡一带坚持武装抗日斗争，重创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打击了日伪军侵略势力。
抗战胜利后，他随军转战于东北。在松江省（后并入黑龙江省）五常县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公安局长和区委书记。遵照松江省委的布置，安彬同志积极地投入了土改反霸、肃清土匪、建设政权的斗争。由于他政绩显著，年轻有为，不久即被选调到松江省公安厅政保处、东北公安部政保处担任科长。此间，他参加指导侦破哈尔滨市和省内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参与主审国内外间谍特务及其他反革命要犯，为捍卫人民民主政权，肃清反革命分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期间，曾多次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企图把战火扩大到我东北地区。并于1952年7月至11月派遣军用飞机在吉林省长白山一带空投武装特务25名（其中机毁身亡2名），密谋建立所谓“敌后武装”。这些敌特被我活捉后，都押送到东北公安部，统一审理。当时身为执行科长的安彬同志，在参与主审美籍特务唐奈、费克图、中籍特务张载文等罪犯时，充分运用政策的威力，教育瓦解犯人，在大量罪证面前，终于迫使他们低头认罪，坦白交待了他们培训经过、空降任务、联络方法等全部罪行。这次围剿和审讯的胜利，不仅为我们在国际上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提供了铁证，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对美帝豢养多年、训练有素、诡计多端的武装特务审讯的经验，为新中国审讯历史谱写了瞩目的篇章。在市局主管政治侦察工作期间，安彬多次审讯派遣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少敌特丢魂丧胆、跪地求饶。安彬同志曾任一处副处长，1957年6月升任副局长（负责常务），并主管政治侦察工作。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了反情报、反派遣的斗争。安彬同志多谋善断，灵活地运用斗争艺术，取得了辉煌战绩。先后破获了国民党内调局派遣特务朱见芳，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遣特务张祖良等案件。他紧紧依靠党委领导，认真贯彻“长期打算，内线侦察，依靠群众，适时破案”的侦察方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成功侦破18号甲级专案就是典型的一例。该案主犯侯全顺是国民党“中委会二组北方工作组”派遣的特务。该人品质恶劣，思想极端反动，于1950年逃去香港后，穷困潦倒，便欲返回大陆。当时海外特务机关正在物色对象发展特务，大搞所谓“细胞性”派遣，侯全顺就在此时被物色吸收参加了特务组织，经短期训练于1954年3月被派遣回长春。因其潜入前即已纳入我侦察视线，入境后便在我严密侦察控制下。通过调查和内线侦察，很快搞情了侯的特务身份、活动任务、密写通信联系方法等，获取了有力证据。因侯特平素好吃懒做、不学无术、思想反动，长期放置社会，易给我造成危害，处长赵鼎和安彬同志决定，报省公安厅批准，于同年10月将其密捕。经审讯，侯交待了全部罪行。根据审讯进展情况，经认真地分析研究和准确地判断，作出了在狱中逆用，连续作战，逐步导向高级，以求扩大战果的决定。随后安彬同志与办案人戈风、邓明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具体方案，确定的侦察目标是：进一步了解海外敌情动向，指挥我已打入敌内的特情，逐步取而代之，直接与港特机关联系，“勾人勾台（电台）”夺取和掌握敌人地下交通命脉，发现新的线索。此工作方案和侦察目标，经市委、省公安厅并报公安部批准后，经长达4年多的经营，终于得以实现。这期间安彬同志正确分析判断案情，充分发挥了对敌斗争聪明才智与策略，亲自指挥特情，运用多种侦察手段，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案件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经与敌特反复较量，终于使敌人陷入安彬同志为之设置的陷阱中。我内线特情被敌特机关任命为“长春交通站长”，后又升为“交通中心站长”。我方先后派邓明、王珍同志带领特情去广州等地与敌人接头联系进行接转任务16次，获取特务活动经费4万元，密函11件，专用收音机、密写药剂、反动宣传品等10余件，收发报机两部。在为港特机关进行交通活动中，先后发现与控制了广州、沈阳、锦州、丹东、鹤岗等地特务分子。继之，又完成了勾来电台、诱进报务员黄维山、置敌于死地的任务。在取得这些重大胜利后，邓明同志去公安部请示汇报，公安部一局领导指示：国民党“中委会二组”的特务派遣活动很猖狂，近期准备有计划地选择几起案件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鉴于侯全顺案件已取得了很大胜利，原定的侦察目标已经实现，是否把此案也纳入这次统一行动中，请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把意见报到部里来。按照公安部的指示精神，报请市委、省公安厅审批后，经公安部批准，结束了此案。主犯侯全顺、报务员黄维山被判死刑，并在<长春日报》进行了公开报导。此案的破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中委会二组”的特务活动，特务头子叶湘之被撤职，取得了反派遣斗争的新胜利。
由于市局一处先后在赵鼎、安彬同志的具体指挥下，取得的反派遣、反情报斗争的光辉业绩，引起了电影界的瞩目。1957年长影拍制了反特故事片<寂静的山林>，它是以侦破美蒋特务郭长升、吴文蘅案为原型并吸收其他案件而制成的。它形象地揭露了美蒋特务机关向我大陆进行派遣活动的阴谋诡计，歌颂了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这里包括了诸多战役的指挥者安彬同志的心血和智慧。
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坚强捍卫者，安彬同志还时时刻刻的注视国内一小撮敌对分子的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把它列为打击的重点，集中警力，从速侦破。如：1957年我地区反动会道门死灰复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有些反动道首设坛传道，制散反革命谣言，动乱人心，破坏生产，邪术治病，骗奸妇女，搜刮民财，妄图实现其改朝换代的梦想。对此，安彬同志与市局其他领导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将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镇压下去。于是，组织人力，制定方案，确定重点对象和行动时间，于1957年冬季对反动道首和骨干分子采取了统一行动，使他们纷纷落入法网，受到惩处。接着又进行巡回展览，安彬亲笔为《长春日报》写了一篇评论，用反动道首的罪行、罪证揭露其反动本质，分化瓦解了道徒，并教育了广大群众。1960年，我国处于3年暂时困难时期，居住在宽城区的敌对分子尚九成等人纠集在一起，成立了“同人党”，制定了反革命纲领，预谋推翻我人民政权。安彬同志等市局领导明确指示一处和分局协同作战，尽快取得证据，适时破案。一处朱连元处长亲自指挥，经过周密的侦控和调查研究工作，于同年6月将该案破获，把敌人的破坏活动消灭在预谋阶段，维护了社会稳定。
1962年7月，盘据在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东南沿海处于备战状态。此时，在汽车厂、宽城、朝阳等区发现大量油印反革命传单。煽动人们要配合“蒋总统反攻大陆贡献力量”，气焰十分嚣张。程光烈、安彬等领导同志当即组织优势兵力，仅用10天时间，就破获了此案，作案分子赵国林被依法逮捕，搜缴了大量反革命罪证，给敢于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隐蔽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以上看出，作为一处和市局领导的安彬同志一直发挥着两个拳头的作用，一个是打击境外敌特的派遣活动，另一个是打击国内一小撮敌对分子的现行破环活动，从而有效地保卫了人民民主政权，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还深深地感到，安彬同志在复杂多变和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具有一身正气、无私无畏、在关键时刻敢于保护同志的高尚品格。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席卷全国时，有点儿错误言论和“右倾”思想的同志人人自危，怕被打成右派分子。市局一处有几个同志对人事制度、领导作风等在“鸣放”中提过意见，有的同志也说了点儿错话，结果被列为“右派言论”。当市局党组讨论说过错话的徐显章同志时，安彬同志仗义执言，不唯上、只唯实，在有抓右派指标的压力下敢于坚持原则。他说：“这个同志在工作上积极肯干，他是属于政治不成熟说了错话，不是有意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定为右派分子。”结果使其免遭不幸。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一处百余名干部没有一人被定为右派分子，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140年后的今天，一处的老同志还常常念记着安彬同志这一感人事例。1998年6月，部分老同志集会时念及此事，徐显章眼含热泪走到安彬夫人王树春同志面前，述说自己当年被安彬同志保护的情形。王桐同志也以自身感受表达对安彬的感谢心情。还有，1956年公安部派一位苏联专家来长春指导政保工作。安彬以礼相待，由他介绍特情建设情况，由邓明、谢万友同志分别介绍两起专案情况。在安彬同志讲到接待特情的秘密据点情况时，这位苏联专家却不根据中国国情，提出：“高级特情应在高级宾馆里接头”。安彬同志当即据理回敬说：“现在我们的财政情况还做不到这一点，在公开场合接特情也容易暴露”。接着，这位苏联专家又问这又问那，很不满意地在记录稿纸上乱勾乱划，表现出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态度。对此，安彬很看不下眼，不愿再继续下去，在其再次提问时便大声说了一句：“聂都。”（没有）使会议结束。这充分反映出安彬同志刚直不阿的高贵品格。
1966年，安彬同志参加“四清”工作到农安县合隆公社。他能够严格按政策办事，使当地的“四清”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袭来，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干部被夺权，公安机关被军管，领导干部及广大干警被送进“学习班”反省检查“问题”和开展大揭发大批判活动。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砸乱反动的公检法”“揪出资敌通敌、里通外国的特务集团”的口号声不绝于耳，草木皆兵。因安彬同志在主持市局一处工作期间，经办几起间谍特务案件，曾给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所以，他们把打击陷害的矛头指向安彬同志，继而又提出“深挖安彬特务集团”的口号。朱连元、戈风、邓明等同志被列入“安彬特务集团重要成员”加以迫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安彬同志深知自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投身于革命斗争，又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公安事业，哪有“里通外国，资敌通敌”之说，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一直是光明磊落，一丝不苟，有据可查，历历在目。因此，他据理反驳那些无耻烂言。可是，林彪、江青反革命路线的追随者却给安彬同志扣上“顽固不化”、“死保党羽”的罪名，加倍迫害，大会小会轮番批斗、抄家，直至1968年7月5日将安彬同志置于死地，年仅48岁。
当时所谓的“学习班”，实际上是一座人间地狱！对安彬同志之死，层层封锁，加强警戒，从严看管“重点人物”，但噩耗不胫而走，我们得知后都暗暗流泪，哀叹这位堂堂的山东硬汉的早逝，更加激起对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的满腔怒火！
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多端的林彪自我爆炸了，恶贯满盈的江青集团被粉碎了，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带来了转机和希望，安彬同志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昭雪。1978年6月27日，由市委书记陈钟亲自主持召开了安彬同志追悼大会，广大干部和公安干警以沉痛的心情赶赴会场，向这位受人敬重的老领导深深地三鞠躬，以告慰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