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苏万铭的家史
在吃人的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常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死亡线上苦命挣扎。我家的悲惨遭遇，就是旧社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日本鬼子占领博山的时候，我家有父亲、母亲、哥哥、妹妹和我，共五口人。那时，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父亲看着面黄肌瘦的一家人，愁得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一咬牙，把祖先留下来的一点地顶来了几升粮食糊口，但就这么点粮食能够吃多长时间呢？再加上没了地，以后更难办。我父亲思前虑后，最后忍痛把房子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了人家，除了籴些粮食外，又买了半亩山前地种着。
一九四零年一月，我哥哥苏安铭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当时，我年龄还小，哥哥一走，家里没了劳力，更加难办。吃了早上的就愁晚上的。渐渐地，连野菜也很难填饱肚子了。看看实在没有办法，我母亲只好含泪把我的小妹妹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妹妹哭喊着不愿离开家，我母亲的泪就像断线的珠子，她泣不成声地对妹妹说，“孩子，当娘的倘若有一线活路也不会把你嫁给人家啊，去吧，逃条活命去吧！”就这样，妹妹就被人家领走了。妹妹走后，家里虽然少了一张嘴，但也还是整天肚子饿得咕咕叫。就在这年四月初四的傍晚，我刚从坡里挖野菜回来，就听到屋里有哭声，跑进去一看，原来是我娘因为长时间不见粮食而活活饿死了。我见娘死了，心里可真难受啊，娘啊，娘啊，你再看我一眼吧，你怎么不管我了啊，我哭哑了喉咙，我娘也没有再醒过来。娘饿死后，连埋葬的人都没有，幸好我的一个哥哥和亲戚逃荒回来，见到这个情况后，才帮我父亲把我母亲的尸体用破席卷了卷，东倒西歪地抬到林上，出了一条一尺来深的小沟草草地埋了。
母亲去世，家里只剩下我们父子两人。这时，我是多么盼望哥哥能够早点回来啊！我天天盼着哥哥回来，最后我才知道，哥哥已经在一九四一年的莱芜狼群山阻击战中壮烈牺牲了。在这场阻击战中，哥哥所在的部队全连被困，他在掩护大部队转移后，不幸被捕，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我父亲听到这一消息，顿时昏了过去。我哭着喊着扑倒在父亲的身上，我骂着，想着，“母亲被活活饿死，妹妹被架走，哥哥遭残杀，地卖净了，房子卖光了，家里连点粮食水也喝不上。我们为啥这样苦？我们为啥这样穷？”我越想越悲痛，越哭越伤心。
不久后的一天，父亲正在村外拾粪，碰上了几个汉奸，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按倒在地，捆住押走了。到了石马据点，百般虐待，严刑拷打，硬逼他承认是八路军的奸细。可怜我父亲因饥饿体弱，遭残打后回到家里，卧床不起，家里又颗粒没有，只饿得一天天瘦弱下来。就在这万般无奈之时，日寇又逼我父亲给他们修炮楼去，他病得那样，怎么能去呢？但不去又不行。为了不让父亲再受折磨，我便咬着牙去顶替。那时，我刚满十岁，又整天吃不上东西，饿得像个螳螂，挑着百十来斤重的水，顺着金牛山向淄井爬，一路上压得东倒西歪，张口气喘，好容易到了敌人的据点，连饿带累，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肩膀肿得像馒头，浑身骨头就像散了架。我趁着看守不注意，把狗盆里的一点食捞出来填到嘴里，不巧被一个汉奸看见了，他当下就把我按倒，拿起木柴没头没脑的砸了我一顿。我这才十来岁的孩子，咋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啊，我含冤跑回家后，抱着父亲痛哭了一场。父亲见我这般情景，心痛的泪水直往下滚。
秋天，又是颗粒不收，连个秋饱都没有了，村里的人大部分也都出外逃荒去了。我父亲和我勒紧裤带撑了几个月后，看着实在不行，在一些亲友的帮助下，才抛家舍业向南边逃荒。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那天寒地冻的三九天里，我穿着一件单衣，顶着风雪，哆嗦着身子，边讨饭边走，晚上宿在人家的破场院屋里、破庙里，白天要不饱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加上寒风侵袭，我们浑身冻得直哆嗦。父亲见我这么可怜，便把我紧紧地搂在他怀里，用他的体温温暖我的身子。
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方才到了沂蒙山区根据地。到了根据地，虽然好了一些，但由于到这里逃荒的人太多，生活也不怎样好。听一些难友说，过了临沂，就是滨海老根据地，那里可能会好一些。我父亲便决定带着我向老根据地去。往南走了一段，到了一条约有五丈宽的河。那时，正是初春时节，大片大片的冰块顺水而下，有钱的人都坐船而过，我们爷儿俩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坐船呢。我父亲一横心，领着我趟河而过，我怕湿了那件破衣服，剥下来光着腚走，走到河中心，冻得浑身发麻，脸色铁青，各个关节像有无数根钢针往里扎，再也走不动了，我父亲便拉着我走，刚刚走了几步，一块大冰冲下来，正好碰在我的膀子上，顿时鲜血直流，衣服也被湿透了。我冻得直哭喊，父亲一面安慰我，一面拉着我走，我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挣扎着到了河的对岸。一出水面，寒风一吹，浑身觉得抽筋，身上也冻得发了紫。我抬头看看父亲，两个眼窝陷得很深，脸上毫无血色，也是一个劲地打牙巴骨。虽然父亲冻得话也说不成块了，但还是耐心地哄我。好容易到了一个场院棚里，偷了人家一小捆柴火，烤了烤衣裳，才挎起篮子继续走。
到了敌占区，就跟解放区不同了，既不敢动也不敢言。我父亲领着我走到一家人的大门口，想进去讨点吃的，这家人家也不知有多富，走进了五道门，还不见人影。刚拐进一个小门，突然窜出五条大狗。这些狗长得比狼还凶，没头没脑地往我身上扑，我吓得慌了神，拿起棍子就打，打了一圈，棍子早就无影无踪了，我忙用篮子挡，刚一抵挡，篮子又烂了，眼看着就要被咬了，危机之中，我父亲跑来打退了狗，领着我跑出来，一直跑出老远，我的心还咚咚地跳个不停。要是父亲再晚来一步，我可能就被狗撕烂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到富人家去讨饭了。
就这样走了几天几夜，离开了敌占区，投入了根据地的怀抱，政府马上给我们安排好了生活。从此，便在这里安定下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在政府的号召下，我们又迁回家乡。
解放后，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分了房子分了地，同全村贫下中农一样，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如今我已有六个孩子，两口大北屋，大儿高中毕业回乡当了教师，二儿也初中毕业，三儿即将初中毕业。在生活上，不光吃的饱穿得暖，而且还有余粮余钱，生活大大改善，吃白馒头是平常的事，过年割十几斤肉，从吃穿，到铺盖，是在旧社会连想也不敢想的。如今我有了这点病（中风后遗症），在合作医疗的优秀制度下，吃药住院不花钱，医生一天跑好几趟，问寒问暖，要是在旧社会，得这样的病别说治疗，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人埋。
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经常教育孩子们，要牢记我一家的血泪史，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
选自《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 略有改动
197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