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东省沂蒙山区沂水县，1944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只有14岁，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行政村青妇队长、团支部书记、葛庄区妇女救国会会长、区委委员。1947年，区里抽调我担任中队长，带领100多名青年妇女到军队被服厂制作军衣支援前线。
在1949年4月20日解放大军胜利渡过长江、6月解放了京、沪、杭的大好形势下，党中央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于1949年6月2日，命令刘、邓二位首长率二野的全部兵团、四野的两个军七个师与贺龙率领西北野战军的一个兵团一同进军大西南，歼灭逃到西南的百多万国民党军队。解放和建设好大西南成为刘邓大军的光荣任务。进军大西南必须奏好四部曲：一是接管，二是消灭土匪，三是土改（包括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四是进行经济建设。这就需要大批干部。怎样抽调干部成了摆在二野首长们面前的件大事。在6月25日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组建西南服务团，向中央调部分干部。饶漱石、陈毅两位同志提出了把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苏南、皖南、赣东北、浙江等4个办事处的3000多名干部编入西南服务团，再从山东、苏北、苏南和军队抽调部分干部作骨干，然后在新解放的京、沪、杭及皖南、苏南地区招收青年学生。这次会议决定由二野副政委宋任穷同志任团长，曹荻秋、张霖之（五兵团副政委）为副团长，并抽调魏思文（华东支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彭涛（皖西区党委书记）、段君毅（二野后勤部长）、万里（赣东北区党委书记）等同志组成团的领导班子。明确了西南服务团的主要任务：第一、协同解放军执行战争勤务，宣传、动员和教育群众支援解放军；第二、参加接管工作；第三、帮助新解放区军政当局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第四、协助废除旧的反动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会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招收团员的工作。
南京于1949年6月25日通过南京《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为了适应胜利形势发展，吸收与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迎接全国解放的任务》的消息，南京市军管会任命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同志为团长，筹备成立西南服务团，吸收队员工作展开后，大批学生、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和教职员工踊跃报名参加。 6月底，上海组建西南服务团，由曹荻秋同志负责，从南京带领一批华东支前司令部干部到上海开展招收人员工作。他们通过学校地下党、团员（那时均未公开）和学联自治会等进步学生组织做工作，很快就有两千多名大中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教授和教师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组建成了西南服务团第一团，曹荻秋同志为团长。7月上旬，该团赴南京集训整编。
我们从山东调来的一批妇女干部分别编入五支队各中队里，我被分到了三中队任支部委员，协助队长、指导员作青年．学生工作。
这一支17000多人的队伍是一支特殊的部队，职务上有兵团级、省军级、还有县、区、营连级干部。其中县团以上有1200人，区、营、连级干部5000余人。这支队伍中，有老红军、老八路和新四军老战士，有地下党员、民主党派成员，还有从事工、商、文艺、新闻、出版及外语翻译等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这支队伍从四面八方聚集南京后，经过了三个月的理论知识、听形势报告的学习和编队、行军、演习、做饭、打背包、打绑带等军事训练。在此期间，我们先后听了邓小平同志讲的两次报告。第一次是在1949年8月中旬，小平同志在南京原国民党大会堂作了题为《克服困难，夺取新胜利》的报告，他针对干部在学习中出现的思想问题讲到：这次二野、一野及四野一部分干部加上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到西南去，解放那里的人民，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的同志认为那里很穷，离家又远，有的同志已安家了，还要离开家里人，走几千里路，现在我告诉大家，前边的部队已经到达川、贵边界了，我们下个月也要全部离开南京向西南去。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要解放全中国这个目标必须明确。西南有七千万人口，是全国的大后方，科学家都认为西南前途是很大的。西南几个省、区的确前途很大，但困难也很多，所以我们不但要解放那里，还要把那里建设起来。有人说到西南去等于充军，这是错误的，西南与全国其他其地区相比较，在农、工、商业等方面都较发达，而且矿产资源也较丰富，特别是四川、贵州兵工厂占全国60%。当然，那里困难还很多，需要我们去解决，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担当起来，才能体现我们共产党员的美德。
邓政委作第二次报告是1949年9月21至22日在南京大学广场向全体西南服务团人员讲的，题为《论老实》。我记得他重点讲了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我们到西南去以后，马上就要工作，在工作中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我们本着老老实实、虚心学习的态度，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邓政委这两个报告十分鼓舞人心，是我们全团学习的重点。三个月的学习中，刘伯承司令员、宋任穷、曹荻秋、粟裕、张际春等同志还先后给我们作了报告。我们这支特殊队伍，特别是新参加工作的同志，经过三个月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后，在思想认识和身体素质上都起了质的变化。大家从校门、厂门跨进革命队伍大门，全体队员开始了新的生活，每人都穿上草黄色军衣，带上红五星军帽，女学生都剪去长辫和卷发，人人都捆上皮带和绑腿，配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布制胸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战士。每个队员同志的家庭都成了革命军人家庭，并发了证明书。那期间，南京各照像馆和邮局生意十分红火，因为大家都去照军人像作留念，并寄回家去让家人看看。为了确保行军不掉队，上级要求轻装行军，县团级干部每人不超过20市斤，区营级不超过15市斤，连以下不超过12市斤。这样，我们每位同志就只能带23斤重的一床被子、一床被单、两套单军衣、一套棉衣、两双袜子、二双胶鞋、一个水壶、一把油纸雨伞、少量的日用洗涮用品和几本书、笔记本。各中队与中队间还互相派人过秤监督检查。
在南京学习结束后，隆重的欢送大会于1949年9月29日在南京原国民党大会堂举行，华东军区及南京市委、市府的领导陈士榘、唐亮、柯庆施、陈修良、江渭清及西南服务团的领导宋任穷、曹荻秋、彭涛等同志均参加了大会。南京市的教育界领导、工人、学生、工商界人士参加了大会，各界代表在会上致欢送词。宋任穷同志代表全团17000多名战友致答谢词，感谢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南京党政军领导和南京人民给予全团的支持和鼓励，并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一定打到西南去彻底消灭蒋邦残余势力，解放大西南七千多万人民。我们参加大会的每个战友，特别是一些青年战友兴奋地高呼口号： “一定听从党的指挥打到西南去，彻底消灭反动派，解放那里的人民”。
会后，我们又作了一天准备，于1949年9月30日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告别南京踏上了新征途。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骚扰，以支队为单位从南京下关码头乘船过江（那时未修长江大桥），到浦口乘火车，都是在晚上行动。出发时，南京市委、市府机关，驻军、市民、学生等赶来欢迎我们，不少南京参军的同志与亲属好友拥抱告别。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二野指挥机关。我们途经的浦口火车站、徐州、陇海路到郑州，均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欢送。之后，二野领导机关和我们西南服务团隐蔽地从郑州南下武汉后住了两天，领了冬衣，发了一块一米多长的单幅油布，用于白天行军打背包和晚上铺地睡觉。我们原计划从武汉乘火车到长沙，到云溪后因汩罗江铁路大桥被敌人炸毁，只有步行到岳阳，又乘船到益阳。过洞庭湖时，我们一整天都坐在席棚小船上，由于浪大，船摇摇晃晃，浪花打在船上，溅得大家一身水，我还不断呕吐，感觉难受极了。从益阳步行到常德后，我从五支队三大队分到了重庆市妇联工作。前线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市妇联主任李蕴华同志要求我们这些在后方任过妇救会长的同志一定要克服困难，同重庆的干部一起到达重庆，因为即将解放的重庆需要干部去接管。加上重庆纱厂多，轻工业比较发达，女工较多，更需要我们妇女干部去做工作。在此期间，四川地下党来迎接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四川的风土人情。
大部队从常德出发加快了行军速度，我们进入湘西、川东时正是冬季，阴雨连绵，沿途道路泥泞。因为每个同志在常德都增加了负荷（每人增发了一个五市斤的干粮袋，以备行军路上不断粮，男同志每人为公家带100银元、女同志带50银元，以备到新区购买粮、油、菜之用），所以有些青年学生认为自己的东西丢的比较多，想不通。我们再三说明情况后，大家都执行了。后来，大家才认识到上级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大队领导下，我们翻越了山高坡陡的武陵山、雪峰山及多座无名山脉，进入川东，又过大娄山脉到达酉阳县，沿途共翻越了六座大山，沿着小石子铺的弯弯曲曲的川湘公路，过了沅陵一直到四川酉阳县，哪里是土家族、苗族集居地。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山重水复，层峦叠嶂，不仅吃住困难，走路也非常艰难。我们妇女干部更是难上加难，特别是新参军的青年同志，他们的年龄均在十六七岁，大多数来自大城市，从未走过山路，当时每天都有同志掉队。团党委决定：每个大队除组织收容队外，还要设法雇请私人汽车或马车送病弱的同志。大队领导还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弱的同志骑，并号召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精神，身体好的同志要照顾病弱的同志。我们队领导和炊事班同志更辛苦，他们负责打前站，每到一地都要安排住宿、布置警卫工作。炊事班同志不仅同大家走一样多的路，还要肩挑六、七十斤重的炊事用具和油盐菜等物，住下立刻就得烧开水、煮饭，太辛苦了。还不时发生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抢劫我们掉队同志的事情。我们到沅陵后，前方传来了重庆解放的消息，大家高兴极了，加快行军步伐。我因帮助一位女同志背干粮袋，负荷太重了，两只脚都打起了水泡，行走十分困难，被大队长看见了，非叫我骑他的马。我骑了一天的马，到住地后医生帮我把水泡刺开并包了纱布。第二天伤口好些后，我就坚决把马让给了其他病号骑。到了酉阳县城，大家刚睡下，突然听到紧急号声。又急冲冲起床，看见营地火光冲天，我们争先灭火。后来听说是特务放的火。灭火后，天也亮了，下起了霏霏细雨，天气又冷，炊事班同志没有合一刻眼就忙着做起早饭来。大家吃了早饭后，劝他们休息会儿再走，他们怎么也不干。这样，我们刚五点钟又开始行军，当晚住在钢鼓。第二天赶到龚滩休息了一晚，天亮坐小木船顺乌江而下。青妇大队的同志坐上船后，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团结就是力量》、《到西南去》等革命歌曲，一路上歌声嘹亮，两岸回音荡荡。我们到了涪陵又转乘川江轮船到达重庆。
我这次参加西南服务团从山东沂蒙山区出发经过了苏、皖、鄂、豫、湘、黔、川共八个省。有的同志把这次行程比作“七千里小长征”，虽然比不上老一辈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艰难和伟大，但同样是一条不平凡的革命征途，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我们到重庆当天住进了七星岗市妇联大院，第二天李蕴华主任召集妇联全体同志开会，重点讲了当前形势和妇联工作任务，传达了市接管各部门领导会上传达的西南局刘、邓首长的指示：要求市民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而奋斗”。重庆是大陆上解放的最后的一座大城市和工业重镇，我们到达之前已被国民党军队搞得破烂不堪、满目疮痍。特务、土匪横行，大批散兵游勇流浪大街、抢劫商店、银行，强占民房，奸污妇女，无所不为。游民、乞丐、妓院随处可见，什么“保民军”、 “自卫队’’反动会道门骨干，还有国民党在溃逃时把监狱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杀害了，而把大批（数万人之多）惯盗、顽匪释放出来，在市里捣乱破坏。城外的周边区、县武装匪特也在阴谋策划暴动，杀害我军干部、战士，搞得城乡人心惶惶，社会治安极为混乱。所以，根据邓政委指示，针对当前形势，我们市妇联各部门立即行动，一是派部分干部到街道、工厂、学校、大商店去宣传政策，发动工人、居民、教师、学生等投入到“安民、治乱、惩恶’’中去。二是派部分干部到农村建立县、区政权，改造乡保政权，完成建政、剿匪、征粮任务。还有大部分干部分派到各区妇联工作。
我分到市妇联女工部工作，带了几位青年同志先后到南岸区、李家沱中国毛纺厂、沙市纱厂配合军代表接管工作。下去后，我们发现一些特务分子跟踪，工头阻挠我们跟工人接触。后来，我们干脆搬到女工宿舍住，同工人姐妹们共同生活，打成一片，她们很乐意接触我们，并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揭发了一些军统特务。有的工头打骂欺压工人，我们就向厂方提出交涉，维护了工人的权益。我们还根据市军管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先后配合治安部队和公安部门采取了几’次大的搜捕行动，抓获和镇压了大批特务、土匪及流氓团伙，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几个月时间，重庆社会治安面貌迅速好转：商店开门、学校复学、工厂复工。
在城市治理整顿的同时，成都战役胜利结束，我主力部队回防川东，川东农村迅速展开了剿匪征粮工作。这时刘、邓、贺首长号召各机关有战斗经验的青年干部到农村配合主力部门展开建政、剿匪和征粮工作。4月中旬，我被调往川东区党委工作队，我们一行50多人马不停蹄来到涪陵，开始了新的战斗。
（作者：原涪陵地委统战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