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2年11月26日出生在山东省郯城县泉源乡泉源头村。解放前我家里穷，人口多，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父母和我。父母为了让我们子女长大后不受人欺负，增强求生的本领，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供我们读书，大哥读书
到中学毕业，由于缴不起学费，又想去读书，就只好去了外国人开办的神学院读书。毕业后在南京、临沂等地当传教士。我在村里念书到小学四年级，村里只有初小，要继续读书就要到县城，所以我就到郯城县城念书到五年级。当时大哥在临沂当传教士，由他介绍，我就又到了不缴学费的临沂教会学校念书到六年级。小学毕业后，补习了半年功课准备考中学。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片疆土沦陷，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心惶惶，那年我还不到15岁，不能继续读书，父母就叫我回家务农去了。
1940年到1942年，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侵华日军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一方面集中精锐部队“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妄图歼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我的家乡是游击区，郯城县城在陇海铁路以北，离陇海铁路的新安镇火车站只有60华里，我的家乡在郯城县城以北35华里，由于交通方便，八路军经常去，日本鬼子和伪军也经常去，所以叫游击区。滨海区在陇海路以北，离我的家乡要远一点，离新安镇100华里路，是解放区。共产党在滨海区办了一所学校。学习内容包括政治理论、文化知识、军事技术三门课，主要是学习文化知识，目的是学习、宣传、引导、教育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为共产党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骨干力量。
1942年3月，我19岁，因为我大哥的关系（当时他算是知识分子，又是耶稣传教士，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郯城县县长傅伯达同志以前是薛庄区的区长，即临沂六区的区长，我大哥那时也在那里传教。傅伯达同志跟我大哥很熟悉。）介绍我到临沭县文教科，由文教科介绍我到滨海中学去读书。从思想基础来说，我非常痛恨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在中国的侵略暴行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日本鬼子的“南京大屠杀”我在家乡已有所闻，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踩踏在我家乡的土地上，侵略暴行惨不忍睹，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愿做亡国奴，所以我愿意到滨海中学去读书。1940年我17岁，由父母包办结了婚，妻子也是贫苦人家出身。她亲眼见到过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对日本鬼子非常痛恨，所以非常支持我到那里去读书，鼓励我好好地安心学习，学好本领保家卫国。家里的事她全包了，她还积极为八路军做军鞋、筹公粮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支前工作支持我。
我在滨海中学读书，学习是全脱产。首先是学政治理论，校长和老师给我们讲革命道理。给我们讲穷人不是生来就穷，富人不是生来就富，富人是靠剥削穷人的血汗而富起来的。要打碎这个“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就要靠共产党领导人民来推翻它，要过好日子就要跟共产党走，要解放全中国就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革命道理。这些革命道理让我茅塞顿开，从那时起，我就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我们的文化知识，并且我们还学习了教育学。那时教员很少，目的是让我们回到地方后根据工作需要还可以去教书育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毕业时学校给我的鉴定是：可以当小学校长。军事技术就是在实践中学。滨海中学是军事化行动，学生的吃、穿、用都是学校发给。读书地点不固定，背包随身带，和部队一样，哪里安全就在哪里读书上课，流动性很大，同时还要随时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刻骨铭心的1942年冬天腊月20日晚上，日本鬼子扫荡到了学校附近。情况危急，学校紧急集合，需要马上转移，集合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个人，这个人恰恰是我们一个村的，名叫宓冠成，他比我小一岁，临来学校时，宓冠成的父亲就嘱咐我要照顾好他。时间非常紧张，宓冠成没到，我主动向学校报告去宿舍找他。我赶紧往宿舍跑去，他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我叫醒他后叫他赶快去集合地点集合。“鬼子来了，马上转移。”我随即又跑向学校集合地。我到了，他还没到。我又第二次去叫他，他正在打背包，我叫他赶快去集合，随即我又赶到集合地点，待我赶到时，学校没来得及告诉我转移的地方，我判断学校走的是东门，我就往东门走去（结果学校走的是西门），此时正好遇见鬼子扫荡大队来了，我来不及躲藏，被鬼子刺刀刺中了11刀，浑身是血，躺到地上昏死过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这时鬼子已经走了，如果不是天黑和冬天，加上穿的棉衣厚，刺刀没有刺到要害部位，我早就没命了。我站不起来，忍着痛爬了一里多路到了挂箭区公所，区长肖宗武同志见我棉衣上全是刺刀口子，浑身上下都是血，连爬过的路上都留下了血印，他就立即派人把我送回家治疗，至今，我的身上还留有日本鬼子罪恶刺刀的铁证。在家治疗的半个多月时间里，组织上派秦明汉同志给我送钱治伤，秦明汉同志当时只有14岁，在给我送钱的路上，有日本鬼子的扫荡大队，有伪军的盘查，有便衣特务的跟踪，都被他机智地躲过了。要知道1942年，是我八路军、新四军最艰苦的岁月，当时经不起考验的同学，怕危险，就离开学校回家了。
春节后学校开学了，我的伤在妻子的护理下也慢慢地好起来。我就又回到了学校，还动员了两名同学返回学校继续读书。学校领导表扬我，说我表现好，顾全大局，不怕死。学校的于主任找我谈话，让我讲对党的认识，参加革命的目的。3月13日，学校的刘从巨同志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发展我入党。1943年3月15日，我20岁，滨南地委批准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那时，我就立志于跟共产党走，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的解放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后的时间，我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参加了郯城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为了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我又跟着刘邓大军进军到了大西南，来到了重庆市巴南区，参加了剿匪和政权建设，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扎根在巴南区，为巴南区的革命和建设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重温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同时也是对后人的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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