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3年12月，是山东省微山县鲁桥镇人，出身贫民，从小家穷，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新衣。在我3岁，弟弟1岁半那年，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带着我和弟弟经常这个亲戚家吃一顿，那个亲戚家吃一顿，还时不时出去讨饭吃，过着没日没夜、寄人篱下，甚至挨打受气的生活。我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微山湖湖面上百里，芦苇丛丛，荷叶片片，荷花争艳。1939年，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日寇集中大量兵力疯狂进攻包括微山湖在内的山东革命根据地。于是敌后战场的“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便成为敌我的主要斗争形式。1941年鲁桥第一次解放，农救会成立，我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翻身闹革命的号召，参加了民兵。因我早年为强身健体跟当地有名的功夫师傅钟颜校老师学过武术，所以适应军事训练能力比较强，加上工作能力、组织能力也较突出，几个月后，我被任命为鲁桥镇一大队农会副会长（当时鲁桥有7个大队）。农会主要是带领群众开荒、种地、斗地主以及建立民兵队伍，组织革命积极分子学打枪、搞夜行军等军训以及练唱革命歌曲、踩高跷这些发动群众的革命宣传工作。
1945年，是微山湖乃至山东老区最困难的时候。原驻微山湖地区的八路军山东鲁南军区因日伪军大军压境而被迫战略转移到其他地方。八路军大部队走后，国民党汉奸“还乡团”立即疯狂抓捕当地的革命积极分子、村干部、民兵及其家属，镇压革命力量，使得当地革命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为加强当地革命力量和民兵组织，农救会选派我和其他革命积极分子到微山县江桥高级民校脱产学习文化知识和党的知识。3个月学习回来后，上级任命我为鲁桥镇镇长。在副镇长刘义正的协助下，我们积极组织群众搞生产、搞抗战支前工作。具体就是负责发动群众为咱们八路军部队筹备军粮、被服等军需物资，同时为兼顾打日本鬼子、汉奸“还乡团”，进一步强化了农救会、妇救会、青年团、民兵等组织。当时，为集中力量打击汉奸“还乡团”，微山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县里干部、地下党员、革命积极分子专门成立了隶属于解放军三野24团的“短枪队”。“短枪队”开始有30来人，最多时有近70人，每人配一把长枪（以卡宾枪为主）、一把驳壳枪。短枪队晚上组织民兵扒“津浦线”铁路，阻止敌人运送兵员、物资。“津浦线”就是天津到南京的铁路，我们鲁桥“短枪队” 的主要任务是经常来回过铁路给八路军送情报和破坏敌人的铁路，阻止敌人后勤运输。每当得到鬼子增援物资、兵力等情报，我们就组织几十、上百名群众齐心协力把铁轨掀翻十几里长，瘫痪鬼子的铁路运输线，给鬼子和国民党“还乡团”以沉重打击。
1947年，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内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部队把八路军打到了微山县刘家楼村，那年我24岁，在微山县湖上区任区长。我在那里组织起队伍，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我们“短枪队”白天隐藏，晚上出来活动，埋地雷、偷袭敌人，敌人防不胜防，被我们打得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又恨又怕地给“短枪队”取名“双枪队”、“武工队”、“土八路”等名字。
后来我响应党中央号召，跟随华北野战军8师24团到了黄河以北。记得当时正在那里整训，忽然接到中央军委打回老家去的命令，于是我随部队打回了家乡，第二次当上了鲁桥镇镇长。两个月后，中央军委号召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于是我又被整编到了三野。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后，我被安排到刚建立的由张庆林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华中军区支前司令部民站科当科员。现在咱们干休所的刘增耀同志当时在科里当科长。我们科的工作是为前线部队准备人力小推车、挑子（箩筐）、担架、被服、鞋子、大饼等战备后勤物资，保障前线后勤工作的顺利开展。
1949年10月1日，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当天，我们部队接到了“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当天我部就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列车。随后，我随部队参加了入川剿匪等多次战斗。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川东行署在重庆成立，我被安排到璧山地委组织部工作队任支部书记，组织各地干部分配工作。再后来，我于1952年任江津地委（璧山地委改为江津地委）农林部第二科长。分管江津地区10个县（包括巴县、綦江）的农牧业工作；1963年我到永川地委璧山县（1960年江津地委改为永川地委）任农业局长；1974年在荣昌成立永川地区种猪场，我调任场长、书记，直到1983年底离休。
在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年近90岁的皓首老人，回顾自己一生，很是怀念跟我一起战斗、牺牲的战友们，我很幸运地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很高兴看到我们当年亲手解放的四川，特别是重庆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我从内心感到我们党的确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党，的确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对党的热爱和忠诚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党中央领导下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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