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缴枪
那时，我在六军团十六师四十六团供给处当会计员，经常背着只有两发子弹的盒子枪和一百块老人头(即旧洋)，随着师侦察连和团“没委会”(即没收委员会)打前站。有一天，我们在云南丽江县南六十里的某镇宿营，当晚接到师司令部命令：明早三时出发，我团为前卫。团供给主任杨守胜同志照例对我指导说：“小陈，你明天随侦察排走前面，给部队准备好给养，好攻打丽江城。”我听了很是高兴，赶忙进行准备工作。
第二天两点钟起来，来不及吃饭，就用茶缸装了一缸子米饭，跟随侦察排出发了。天阴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冷风卷着毛毛细雨，把路浇得很滑，队伍里不断传出“扑通”、“扑通”的跌跤声，不少同志跌得跟泥人似的。大家本来困得要命，这一来反倒把瞌睡赶走了，显得更有精神。天渐渐放亮，前面隐隐约约看到一座村庄。走着走着，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干什么的?”“中央军!”团没委会(即没收委员会)干事刘禾仔同志响亮地回答。接着就和敌人面对面地打起交道来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丽江县民团。”“你们这里驻有多少部队?”“全团都驻在这里。”“团长在不在?”“在城里。”“他妈的，胆小鬼!红军离这还有几百里!”打前哨碰到敌人是常事，这回我们又全都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当然胆子就更大了。大家大摇大摆地一边走，一边骂，闯过哨兵，侦察排谭排长简短有力地动员大家：“同志们!缴枪捉俘虏的机会到了，沉住气，干掉它!”眼看一锅肥肉就快到手，大家的劲头都上来了，勇敢地分路插进村里，把敌人住的几栋房子团团包围起来。就拿着仅有两发子弹的盒子枪，一股劲儿冲进敌人住的一个院子里。抬头一看，好家伙，几十个敌人分成三四堆，正在烤火。我脑子不由得轰地热了一下，随手举起手枪来大声喝道：“不许动!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敌人被这突然袭击吓昏了，立即慌作一团，乖乖地把枪缴啦。那些在屋里的家伙，也不知院里来了多少红军，谁也不敢出来抵抗，早从后门逃命去了。这时，团的前卫营赶上来了，我们把俘虏和缴获的四十三支枪交给他们，又继续前进了。
半袋糌粑面
部队渡过金沙江，就开始爬雪山过草地，到了甘孜，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他们就像亲兄弟一样热情地欢迎，接待我们。他们已经走了一次草地，吃过皮带草鞋，生活是很艰难的，但他们仍然给我们准备了不少慰问品，记得当时我们每人都分得青稞麦二斤，炒面三瓷碗，砂糖五块，牛皮“草”鞋一双，还有公共食用的牛、羊等，原来这些都是他们为了欢迎我们节省下来的。我们在这里休整了几天，接着就向北出发了。走了一些时日，所带的口粮一天比一天少了，开始每人每顿还能分到一茶缸糌粑面，后来连野菜草根都采不到了。只得弄点死马蹄子、粪便粮(吃后未消化又拉出来的青稞麦)充饥。
渡过黄河的岔头“噶曲河”，部队就在河滩里露营休息了几天。在这里弄到了些吃的东西，但大部分留给打后卫的红九军同志们了，听说他们已断炊几天，情况比我们更坏，同时我们也得储存一点，准备行军时吃用，所以当时生活仍很艰难。于是大家就想办法到河里捉鱼吃。取下口袋上的别针，制成鱼钩，把“葛藤”劈开当钓线，用豆大的糌粑面作鱼饵，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渔具，试验结果，成绩很好，一次能钓到好几斤。
第三天下午，我又到河边去钓鱼，想不到碰见了省革命委员会(原湘、鄂、黔省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人员马忆湘同志，她那时不过十五六岁，正在河边给同志们洗衣服。这些日子不见，只见她又黄又瘦，样子变得多了，我不禁吃了一惊，便问她：“忆湘同志，你病了吗?”她抬起头来，看见我，便笑着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病!”“那你面色怎么这样不好呢?”她本不想回答，看我追问得紧，才轻声说：“我已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同志们看我年纪小，都来帮助我，可我哪能……”我心里难受极了，心想：我是个年轻小伙子，就是五天不吃也没关系，决不能让这小同志继续挨饿下去。当下就把节省下来的两三斤糌粑面给了马忆湘同志。马忆湘同志还想推辞，我连忙向她解释：没什么，收下吧!我们是无产阶级队伍，大家应该互相帮助。
第二天，部队又向包座方向前进了。
一件旧棉衣
部队过了包座，眼前是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荒野。到达宿营地时，还没来得及搭帐篷，就下起倾盆大雨来。同志们也顾不得搭篷就休息了，赶忙抢着拾牛粪。因为牛粪在当时是唯一的燃料，如果被水打湿，我们就连开水也烧不成了。拾粪回来后，大家被浇得像落水鸡，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周围成了一片水浇地，只好把帐篷搭在半山腰上。第二天起床后，我感到浑身不好受，坚持跟着队伍走了几天，最后还是掉了队，被一方面军收容队抬到医院去了。这时部队已来到甘肃境内，医院就在岷州的麻子川镇。
前面的部队正在攻打岷州、康县、徽县、成县等地，医院伤员很多。因为房子太少，伤病员只好住在一起。医院里医药用品也极端缺乏，上药时，封伤口用的是“喇嘛纸”(即草纸)，纱布、棉花根本买不到。领导上为这事十分焦急。我有一件旧棉衣，还是在云南打土豪时得的胜利品。心想：要把这件破棉衣交给医院，整治一下，不就可以解决没有药棉的困难吗?可是我又想：这棉袄跟着我爬雪山，过草地，白天穿着它，夜间盖着它，没有它，我说不定就来不到这里了，能合得交给医院吗?但是接着我又不断反问自己：你能忍心看着阶级兄弟受罪不管吗?没有医院，你会活到现在吗!伤员的呻吟，扎着我的心，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脱下棉袄交给了医院。当我看到护士同志拆掉棉袄布面，取出棉花消了毒，给伤员们敷用的时候，我心里高兴极了。
后来，院里为了照顾我，给了我一条缴来的军毯。在院方同志精心的照顾下，不久我就恢复健康，回到部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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