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暑假，芦沟桥事变。宋哲元率29军抵抗。山东加紧民兵训练，抽调商河县师范部分高年级学生，到农村小学代替参加军训的小教师，我被派到路家庙代替吴洪德到秋收放农忙假。不时传来前线吃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开赴前线。当时己在商河城南抢修简易机场，以备中央空军着落，霎时把丰收在望的大片农田毁掉，农民为抗战做出牺牲。
暑假结束，师范按时开学，人心浮动，爱国学生酝酿参加义勇军，胆小的请假回家不归。顷闻山东省主席到商河视察，由临邑出发，上午10时到达。商河城各机关各学校、商界九时到城南门外汽车路上列队迎接，站了三个小时，直到12点还不见汽车踪影。县长石毓嵩打电话到临邑问，回答：九点已从临邑出发。于是，上千人饿着肚子到下午2时还未到。县教育科长杨半发云叫学生回校，吃饭后再回来。我们刚到校，听说省主席汽车已到南门，为此石县长挨了骂。后来听说：韩主席的人马出临邑城经过矛家寺时，适逢还愿庙会唱戏，主席人马占据茶馆听戏，并加点戏文，延长唱时。主席高兴赏洋200元。比整台戏价还高出一倍。在茶馆提篮子卖瓜子、咸花生的主动送上两小盘放在主席面前，主席赏洋10元，高出卖价50倍。这段插曲，在临邑、商河两城，很长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其所以传播快而广，则因：日寇侵华，生灵鎏炭，前方浴血苦战，主席却有闲情逸趣。
开学不几天，接通知：凡暑假代理教师的立即回去，同该村的受过军训的人共同搞农民军训。凡16岁到40岁的都参加，每晚两小时操练。此时我认识了路有水。训练一个月再回到学校时，三路军己败退下来。商河县城住一个团。团部设在师范校园。学生无法上课，宣布放假。晚上看到住在学校军官和太太打麻将、吃酒。当兵的到处找吃找喝，城内店铺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队伍向南撤退，抓官车、拉民佚跟队南行，日夜苦奔，遥遥无期，皆弃车逃回。于是，大片国土处于真空，等待日寇到来。我和师范的有些同学，还天真的幻想中央军参战击退日寇，再上学。很多人回家不带东西，把被服、书箱、杂物保存在校图书馆里。单身回到家不几天，听到临邑城被轰炸，随之日寇入城。济阳县长孙骏昌带领县大队、公安队和民兵大队，关门守城，被日寇坦克冲击。西门外两边夹击，射杀军民数百人。入城屠杀三天，死伤达干余人。此时家乡的东西南北，凡有南北要道的村庄住有日寇。群众向何处逃？只在临近的村子辗转。37年冬的三个月，确实看到了：“不分穷的、富的、你的、我的。”不仅亲友接待逃难的，就是素不相识的，也让进门，也能给东西吃。这一冬，四外的信息都不通，只知临近几个村的情况见闻如下：
我家史家寺是小村未住日寇，只是零星的曰军不断来和在此过路。西面三里地，薛家坊住着曰寇，大多数村民逃出，有10多个男女被困在村内。其中有个张姓50多岁，每天挑水百担除吃用外，还烧水倒在缸内供日寇洗澡。后来见其劳累难动，日军就用刺刀挑开胸膛，把肠子挂在树上。其他几个男人，就每天用家具（桌、柜、厨等）、农俱（大车等门板）为曰寇烧牲畜吃。用两辆大车盘中间扣上一头牛，用桌椅点燃烧。牛在车内惨叫乱动，农民偷哭。日寇只抓住两个女的，一个是史家寺张××的外孙女，14岁，数十日寇轮奸一天，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丢到火堆里烧了。另一个是30多岁的妇女，是史家寺张继荣的外甥媳妇，被日寇脱光衣服，只准躺着不准起来，日寇则日夜轮奸，头两天还能吃东西，之后则半死丢在空屋，黑夜爬出已无法走路，她男人叫猴三的背出来的。
有一天史家寺进来三个曰军，未逃掉的村民给他鸡、蛋等什么也不要，只要花姑娘。在下面找不到，就到房顶上去。正好张相君回家看东西，听说：日本进村，就藏在夹墙内。因为他胖，刚挤进去，被鬼子发现，一个鬼子举起砖欲砸势，张相君吓的两手拱揖，口称： “军爷、王爷……。”因为张相君看旧小说中的称呼。三个鬼子就向东到岳店村，村民未发现鬼子而没逃出去。其中还有贺家庄的逃难到此。鬼子向前抓两个姑娘，其兄阻拦，鬼子用带刺刀的枪捅过来。贺家庄是有名的武术村，大都会拳术。他眼见刺刀冲腰过来，他侧身一闪、左手抓枪一举，一个扫趟腿，把鬼子摔倒，把枪夺过来丢到房上去，大叫跑啊！我打了鬼子了。另两个鬼子就乱打。村民杨清香是个屠夫，拿起杀猪刀和鬼子撕打，两人皆伤逃出。鬼子马队到，见房就烧，见人就杀。此时北园子天主堂内30多人在祈祷，神父要信徒不动，跪在地上，还有些非教徒随之跪在地上。片刻几个鬼子进院，见数十人跪着，就每人脖子刺一刀，十几个重伤未死，30多人死去。
薛坊子鬼子住几天后，临近村的妇女都逃离家乡。因此，偶而抓住六七十岁的老妇女轮奸，年轻的是找不到。于是，鬼子骑马出去追逃难的妇女。一天两匹鬼子骑马到10多里的温桥村，在村西坡里追上一个老太领着姑娘，用刺刀逼姑娘在野地脱衣服。他妈妈没办法叫女儿脱衣躺下，鬼子就把马的缰绳拴在自己的腿上，正想奸污时，姑娘的母亲撩起女儿衣襟给女儿蒙脸，恰是内衣红色，战马见红惊起就跑，拖着鬼子跑两三里地，把鬼子拖死了，姑娘幸免于难。
鬼子过黄河攻克济南后，沿津浦路南下，鲁北各县城和农村又出现第二次无政府状态。立即各种武装团体出现，大致分三种：第一种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打起抗日旗号，收缴地主枪支和地主或代理人带枪参加。如：济阳的六区长刘承远，德平的公安局长曹振东，济阳的赵芙亭，商河县的李光明，临邑的孙世荣等。这些人大多接受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的编。就是横行一时又投降日寇的曹五旅、赵七旅、李八旅……等。第二类是在赵仁泉剿匪后逃匿他乡的大小土匪头子重新露面，公开拉起队伍，占据一方，派款收给养，公开敲诈。如：白玉亭、张绍道、赵清堂等在鲁北几县有名的大土匪。还有过去一些小土匪和通匪的也趁机拉起数十人枪、数百人枪。如：大老五、小老五、张启道、徐兆贤等上百个匪团，占据一方，为争地盘而火拼。38年春，以德平大土匪张绍道为首，纠集数十伙，打曹振东即一例。第三种是地方绅士以维持地面拉起一伙于本村本乡为基地。
多少年多少代都认为土匪的火执杖抢劫，良民家破人亡是不光彩的，在这时则不然。凡当过土匪的就光彩，以姓氏比喻而起的绰号公开称呼。如：白玉亭称南羊，姓杨的叫啃草子，姓马的叫大尾巴，姓徐的叫嘟噜子，姓赵的叫灯笼子……等。老百姓把他们串起来编在一起说：赵香子、周文子、张五星子、马银子，都是叫乳名的。不管大小团伙，对老百姓来说： “遭殃。”当时有几句顺口溜： “妮子、妮子快点长，长大了嫁团长，嫁给团长吃给养”这是不是说明群众羡慕？并不是。是在愤恨之中，讥讽那些把女儿送给团长，来保全家产的地主绅士。
大小土匪联合讨曹胜利，张老十进住临邑城和原先进城的王勇泉联合，其它诸匪皆住城外。正在这时从南方来一青年，路过临邑时被王部拦住。来人自称从中央来，后面有两辆大车一车装电台，一车装子弹，收编冀鲁边众游击队。王勇泉听后大喜，要求来人接纳收编。来人答应。王对其殷勤款待，来人北去。此人就是41年在鲁北地区当过秘书主任，又任过专员的王亦山。为摆脱王部的纠缠编造的，实际上是到冀鲁边去联系的。但是王勇泉如获至宝，高兴万分。召集众匪首，大会宣布自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会直辖冀鲁边游击总司令”，兼任一路司令，封张绍道为二路司令，封赵清堂三路司令。并编制：军需、军械、军法、军医等八大处。各处长上校军衔。众匪首按土匪资历，参照人数封了团长、营长之类。大老五是老牌的土匪，但人数只有30多人，封个上校团长。住在孙家庵的小老五是个小匪，但此时有300多人枪，马队数十人，本来自称团长，其中有参加欧战的知识分子李世聪才是营长，懂军事有点活动能力的储国敏只是个连长。王勇泉策封困难了，封大了，那些大土匪不干，封小了，孙小五不干。于是给孙一封信，称：混成独立第一师，师长孙君奉海。
史家寺也出了个团长，张廷木当时只有25岁，未来鬼子前，因家境不好，不肯下苦力，除拾点柴草外，就拉琴吹箫围村转，希望引凤，终于找到一个破鞋姑娘。逢这种年景，就找了三两知己，以护村为名，从地主家搞来三支长枪、两支折枪，其它就是大刀片，自称团长，团部安在地主院。其部下只有徐文福跟土匪混过，另几个都是本村的半吊子、二百五。黑夜派人巡逻，适逢当班的是本村的张元让，外号叫二红砖（意思半痴），背着大砍刀在前道上走，逢人就问口令。根本他们团没有口令。随便骂人家：“小舅子、老丈人。”这是学的旧军队的那一套。这次碰上他爹张相东，叫口令未应，随骂： “老丈人。”到跟前见是他爹，撒脚向团部跑，他爹边骂在后面追，团长出来，陪礼了事，成了村中的笑柄。张廷木难以与其他匪团抗衡，随带几支枪，投奔孙老五，在商河接受鬼子改编时当了班长，住城北郑店，与绅士郑善守的女儿通奸，拐骗回家呆一年。地主女儿无法受苦，回郑店认亲，张廷木被郑善守杀掉了。
上述就是37年冬到38年春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混乱中都选择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