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济阳县在周家后楼试点：
县委与各救会住后楼，公安局也在后楼，前后楼联在一起，而紧靠周家沙窝，东临桥北赵，又近重镇垛石桥，这里作试点，周围影响很大。而且后楼地主周建昌家，土地两千式佰市亩，在济阳县数一数二的。当时农民对土改视为新鲜事，世代穷苦渴望翻身，但又传统的观念束缚自己，总觉得人家的土地，夺来成自己的，似乎心理不大自然。因此在广大农民中存在着三种思想：
(1)希望政府把土地搞来按人口分给农民。(2)少数激进的恨地主，就要分地主的地。(3)极个别的认为，别人的肉安在自己身上长不住。
当时上级要求，土改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地主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反奸诉苦的基础上，发展农会，建立党组织。究竟应怎样做法，我心中无数。于是，就模仿农民起义的搞法。四乡农民聚集后楼，各持农具（杈把、扫帚、锄头、铁锨），锣鼓喧天，标语旗子，人马浩荡，高呼口号：“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春天缺粮借一斗，秋天就要还三斗。”“屋漏偏遇连夜雨，船慢更遇顶头风”……等似启发阶级觉悟的口号，但又不是鲜明的阶级斗争口号。周游各村一天，晚上周家老太婆托人找我去他家，询问政府的打算要求，我未加思索的说： “你把土地分给穷人，把粮食分给穷人。”两天后听说：周家老太婆坐轿车逃到城西朱家庄去，又不断的听到其它村的地主有出逃情况，隐蔽分散财产情况。看来试点的游行，起到扩大宣传作用，另方面给地主各种对付土改的信息。
2．各区确定突破点，继而扩大战果。
我带几人到曲堤区尚家坊子，这村东西南北的要道，南靠索家庙集镇，北邻柳官庄，东面安子坡，西界五区，该村是大村，有三家较大的地主，王家、马家两家。
村西头的王延道大爷是工属，儿子王长平本区民运干事，王大爷闯过关东，见过世面，土改积极分子；其族侄王长河是白铁匠（打铁壶）的，土改积极分子，东头马家的长工（名字忘记），在尚坊落户，是土改积极分子，村中间巩姓有两三个青年积极响应。因此工作组进村组织群众，比较顺利。由农会确定土改首先清算的对象，是东头的马家。
这天下午后，王延道带领卅多农会积极分子去马家，刚进马家客堂，见地主马×迎在门口，屋内坐着马家院几人，农会刚集拢在王延道的身后，地主先开口：“延道呀！你们屋里请坐，喝水。听说咱村要实行土地改革，政府的命令，我照办，地在坡里你们种，没粮吃，来我这拿……。”王延道听到这里，一句话也没答上来，后面跟着的人没有一人答腔，众人进退两难。还是王延道开口：“这么说就以后再说吧！”呼拉散了。晚上在村西头开会，议论下午的情景，是胜利？还是失败？谁也说不出。王延道说： “没想到他这么说，先前商议话用不上。”于是，继续议论：粮食怎样分法，土地契怎样交出来，过去剥削的钱怎样还回来，……等。农会会员就像演戏一样的，双方回答辩论，再去马家清算。
正在场园秋收的王长河的老婆，肚子剧疼，知是临产。于是，王长河用土车子把老婆推回家，自己接产，生下一个女儿。刚欲扶妻上炕，说还要生，果真又生一个男孩。刚抱孩放在炕上，扶她时说：还有。王长河说： “别瞎扯哪有生三个的……”正说着第三个落地了，又是女孩，晚上农会热轰的议论，稀奇的三胞胎。自然谈到家境清贫，老婆坐月子，还忙秋，就无法出去做生活，讲不到营养，就是最低的坐月子吃鸡蛋、红糖都没办法。自然的就扯到土改，讲到地主的生活，并非自觉的议论到剥削，穷人劳动吃不上，地主靠长工劳动。联系到马家的长工，一辈子辛苦落个绝户（无儿女）。长工每年工价一石粮，连吃饭不过三石粮，可是一人能种大亩十亩，每年收成10石粮，闹哄哄的间谈、议论，从生孩子到长工，不自觉的自我一堂阶级斗争课。尚坊子工作开展很快，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起来了，农会壮大了，民兵建立了，秧歌队组织起来了。为了扩大影响，曲堤区召开贫农代表大会，尚坊子代表戴花、敬酒，受到各村的注目。工作组扩大到周围村土改工作。
3、地主、富农、对抗土改的三步曲。
尚坊子的土改震动了周围村庄，农民相互传闻，跃跃欲试，地富徨徨不安。尚坊子工作组留一人继续搞组织建设，其余分成三个组。在进村工作中，都遇到大同小异的几种情况；县里开会，其它区同样遇到类似情况；而且在进程中，大都遇到类似情况，后来在总结中归纳出几点：
(1)不靠岸与肉头阵。
我们进村，在不熟悉情况下，吃饭、住处都先找村长，村里派一人照顾我们，其余的村中人都不接近工作人员。我们则分头出去，按惯例去串门，访贫问苦。但没有主动和我们打招呼的，在街上碰到一青年担一付水桶，朝井方向走，上前问他打招呼： “你吃过饭了？去打水呀！”青年啊了一声，继续向前走，不再说第二句话。在街上碰到几个儿童在玩耍，向前与说话时，他们一哄而散。下午又碰到一个孩子，问他：“你吃的什么饭？”回答：“吃的馍馍。”我看见你拿块红饼子呀！他说： “我爹说，我家吃馍馍，我家不是穷人。”我们进树的第一天晚上，各家各户关门早，有点像前几年刚过去鬼子扫荡那样的紧张气氛。晚上的碰头会上，都未议论出所以然来。第二天我到柳官庄去，这村虽不如尚坊子基础好，但过去也进行过反奸诉苦工作，也有了农会组织。谁知在这里也碰到了类似前面讲的情况，如区农会江主任，到以前曾去过的一家，刚进门就招呼：“大娘呀！你们都好？”但大娘并不像以 前来时那样热情，只是冷冷的说：“好！”这时他家的小青年忙搬一条杌子让坐，谁知大娘却说：“人家都很忙哪有空闲坐呀！你也该下坡了。”说完大娘朝江主任看了一眼，又说：“你在这坐一会，我到场园去看看。”边说边走出门去。
根据上述情况，决定所有工作人员白天帮助农民劳动，晚上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进行土改宣传，启发觉悟。但是去劳动还没人用，我和通信员崔万昌在离村远的地方，见一中年农民在锄地，提出帮他除草，他未理。我俩在旁边默默的劳动，不时看到农民斜视我俩，半天没和我们讲一句话。第二天我俩又来照常除草，小崔开口了： “这人落后，给他干活还不理……。”我未发言，又是半天没讲一句话。第三天在另一块地劳动时，他开口了，先徨恐的巡视四周后，说：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稍停又巡视周围说：“你不知道，村里传出，谁靠近你们，就叫他钻进皮子窝”（即狐狸洞）。说完再也不说什么了。我听了这些没头没脑的、半明半暗的话，一时还糊涂，但意识到这村的复杂性、严重性。
晚上召开群众大会，村长通知：吃饭后每家一人必须参加，全村近90来户，太阳落下去时吃晚饭，大约七点多，喂牲口，场园收拾，稀稀拉拉，用近两小时间，到会的大约六七十人，有几个孩子，大多数是男女老人，青壮年几乎没有。有的蹲，有的坐，老太太在低声细语，老大爷有的在抽烟，有的打瞌睡，个别的已有鼾声，还有偷溜走的。我们在场的同志问两个老大娘： “你听到吗？（指上面讲的阶级教育）”老大娘说： “讲的很好，就是我听不懂。”又问老大爷： “你听到吗？”老人回答： “我耳朵背听不见。”问他家年青的呢？回答：“下地看庄稼去了。”连开两次会都是这样。其他村也差不多。十来天的工作，就是“靠近钻皮子窝”。留给我们思考。
两天后爆炸式的新闻，在各村传播。在徒骇河北，米桥村东南坡，一片大坟堆中间，有一座古墓边洞口，有两双人脚露在那里。工作组召集人拉出，是一被勒死的，有点像×村的农会主任，经其家属辨认确是他，正是在曲堤贫代大会上表现积极的那个人（名字记不起了）。清楚地记得，会后在曲堤西街，我们住处这人要求见区委书记兼区长陈精华，在东屋里，他刚进门，就抱住陈精华，顺势把陈按在炕上，边哭边叫： “区长啊！我苦呀！我冤枉呀！”陈精华仰面朝天，用手推着说：“你么啦！起来说……。”此时区长的通信员，在后面猛打那个人。我制止了，那人只是说：“你打吧！打我吧！”起来哭了阵，未说什么就走了。我和陈研究其举动，是大会启发激起内心压制多年的痛苦、仇恨，刚才表现有些神经失常。大会后不到一个月就失踪了，有的说：怕小组子，跑到河东亲家去了；也有的猜测，怕是小组绑架；问其家属也未得到确切的消息，直到工作组听到“钻皮子窝”的传言，还未想到他被杀害。这一发现，像捅破窗户纸一样，知道工作组10多天碰到一切的严重，对所有人都是很大的震动。
当天下午，我来开会，未和任何人商议，宣布五个人全布撤出，大白天出村，村民眼看我们走，没有一人打招呼，只有村长讲了一句： “以后再来。”走在路上，没人讲话，只有小崔问到哪去？到小马家去。这村很小，比较简单，没有地主，只有一两家1日式富农。因在这村过春节，还比较熟悉，当晚在小马家，开会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决定半夜以前再回去，研究行动具体部署。
晚上约二更时分，我们五人从小马家借一架长梯子，抬着直奔安子坡，目标是药铺，这是该村头面人物：地主、药铺先生、村长等人集会喝茶地方，估计我们公开撤退，坟地死尸等，定会在此掀动波澜。现在的印象，药铺院子有三面房，南屋、东屋、北屋明间是药厨，东首内间会客用，院西墙外是胡同。我们几人在东屋墙外，登梯上房。留一人在东屋与北屋相连的夹墙上面，监视北屋东头的窗子，并听到内室的说话。一人留在东屋顶上，三人沿东屋与南屋接连的夹墙，下到院里。北屋门未关，东间挂布帘子，里面正嬉笑，讲他们的不靠岸和肉头阵两大妙着。我和崔万昌轻足进屋，猛地撩开布帘子，举起驳壳枪；同时，崔万昌的步枪子弹上膛的卡擦声，把室内的五人全部镇住了，只有认罪、求饶。第二天白天押送两人，关押在区里，其余三人，村民大会上坦白后释放。自此，过去难以解决的串门、会议、劳动等很融洽，只留两个工作人员继续发动群众，进入土改活动。
(2)假斗争与反宣传。
46年冬各地土改运动大都展开，有点像“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形势那样。群众一哄而起，分土地、分浮财等活动，各村都起来了。原来个别未动起来的村，听传说：自己不起来斗地主分田地，别的村进来斗进来分，恐怕本村的地和财被外村搞去，就随便推举出几个人来进行土改。这样的村大都被地主、富农、上层人物操纵。也有些村子没有出租地主，也无经营地主，就选富户。本来规定富农献出多余的土地，凡选富户的村子，富农土地、浮财被分，有的富裕中农利益被侵犯，因为当时不知从哪儿刮来的一股风，规定土地对象的标准改变了，本来以土地和人口比例的多少、劳动和剥削所得，而定地主依靠剥削，富农则剥削占半，富裕中农是以劳动所得为主体而土地少；虽出租则划为小土地出租者，而不能划到地主。但在选富户时则提：“比穿的比戴的，掀开锅看饭食……”结果在不少村中传播两个顺口溜： “先斗楼，后斗牛，再斗破棉袄头。”
“咱是羊，人家是狼，狼吃羊，羊怕狼，来了娘，看见羊，没看见羊群里藏着狼。”
因为工作组，向村农会教育，要对地主说理斗争。让大家大会诉苦，启发阶级觉悟，安子坡表现积极，动作很快。主要领导人是村长，家系下中农，是厨师，经常在外面给红白事办酒席，很会讲话，向住村干部提出：先开诉苦大会，然后问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分他的土地，我们不搞“和平分田”。这天晚上大场园到会的人多又快，村长主持会议简短讲话： “我们今天有苦的诉苦，有冤的叫冤。”稍沉寂片刻，一位老大爷说： “我有苦，来鬼子的时候，烧了两间房子。”又一位大爷说： “我有苦，被鬼子打过一次。”随见旁边一位青年冲他一句： “你讲的这是啥时候的事！”大爷瞪他一眼说：“啥时候？修据点呗！你知道啥？”
村长接着说： “一个一个的诉。”
一位老大娘说： “我有苦，头年收成不好，不够吃的。”又一大娘说： “我也有苦，我下蛋的鸡被黄鼠狼拉去了！”
在后面人群中冲出一句： “我更苦，老子没儿没女。”
又听到闷气的声音冲出：“苦！苦！都苦，他妈的懒汉蒙床缎子被，驴粪蛋子外面光。”旁边一人冲他一句： “有话站起来当面讲……。”之后只听得乱哄哄的声音。
村长说： “还有诉苦的快说！没有诉的就叫地主来向大家认过错，再分地……。”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散会了。第二天清早，发现村中墙上的大标语被涂改。
把“中农的地自己种别人不能动”改成：“自己的地自己种别人不能动。”把“佃户租种地，白白费力气”改成i“穷人不要地，要地不得利。”
有人看见改标语就在晚上开“诉苦”大会时干的。工作组面临改标语，再回顾昨晚所谓的诉苦会，迷惘了，沉闷了。刘××（指昭明）火爆性子，单身到地主家，捆绑吊起来，用织布机上坐板打，并想用粗铅丝捅进地主的肚子里，幸被拉住而未出人命。
安子坡的复杂性，工作组意识到了，但真实情况摸不到。人们注意到外面的顺口溜中羊和狼的提法，究竟狼在哪？这天晚上安排了有几个老长工参加的议论会，有意的谈论村史，回顾近几十年来的变化。由于无什么具体针对，发言还是热烈而真实地讲出：
从民国初算起，这村就有90来户，至今卅年来死绝了的27户，其中当长工的光棍汉，就占13户；另有因灾荒闯关东，死在外面的；因逼债上吊妻子改嫁的；还有在东北下炭井，去日本的；还有虽娶妻也抱子，但因病家贫未医而死去的等等。进一步再看以前的贫农、中农的变化。这卅年贫农上升中农的两户，一户是得绝户；另一户是出去被招女婿，岳父母去世，卖宅田又还家的。但中农降为贫农的却有七八户。有的是被欺诈打官司卖土地；有的因找不到媳妇，从外地买媳妇，而把土地卖掉的；也有因生一场大病，不但花大量医药费，又遇到荒年卖掉土地的等等。在议论中，听到人群中叹气声，又猛地听到一句粗语：“操他娘，反正没穷人的好事，都怨命不好。”工作组借题发挥，又转到命的问题上，七言八语的，又算了一笔账。
老长工（叫什么长友的）全村都知道能干活，能吃苦，从14岁就给地主扛小活（家务和杂工），后扛二活（平时与其它长工分工一起干，秋忙带短工干），还扛过大活（喂牲口赶大车……），又能扛独活（锄、镰、一担桶）的全面手，他一人能种12亩地，每亩粗粮210斤，麦子70斤、折粗粮140斤，这样每亩每年350斤，而12亩，每年4200斤。但工资每年只有40元，只能买到1200斤，当了五十年的长工，只增加了一亩地，老来还是绝户。这笔账一算，像开锅一样沸起来，一起归罪于世道不对。由此出现骂街的、叹气的。当然假斗争的内幕都掀出来了。
(3)地主的破坏与逃亡。
记得列宁讲过： “群众好比一尊大炮，搬不动，弄不响。一旦搬动弄响，其威力……。”可是当群众发动起来，正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样出现过激行动，我们已碰到了。当然主要的还是由于干部的过激，影响到群众的情绪。当时，除了对富农的过火和某些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外，对待地主分子，己不再是游街和说理斗争，而是形式上很多花样。如：在临集斗地主、镇长时，周围村庄游行，把两付石墩辘联起，中间留近公尺空隙，地主站在中间，牛跑地主绊倒。就高呼： “哪里死，哪里埋。”村民闭门不出不敢看。又很多村子，对地主吊打，扫地出门，口号“地挖三尺”去地主找埋的财宝。这一切从表面上看地主被群众的威力镇住了，但对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揭露不够，对地主分子在宗族方面的影响未能进一步分化，因而影响了阶级队伍的团结巩固，产生了内部矛盾。而当时在济阳县各区，甚而其它县，均出现这类情况。
地主把埋藏的银洋、金银手饰或者把早己转移的贵重衣物、粮食等以宗族名义，通过妇女与族中贫苦的妇女接触，苦诉说： “咱是一个爷爷的公孙。”、“一个祖坟里烧纸。”、“财产不能被外姓得去。”等进行拉拢。因为宗族矛盾，各村都有。因此，这种办法很容易得逞。如：五里庙的马×贫农闯关东，到这时竟背着农会，把地主的农具弄回自己家。就是尚坊子比较好的村组织，马家、王家的贫农，在分地主浮财时，提出因宗族关系而想多分的要求。前张白村的赵家、张家形成两派，明不保而暗保，工作组费几倍工夫，才把贫下中农统一起来。
有的村子牲口还未分，骡马不吃草不几日死掉了。宰杀时，发现在胃中有很长的缝衣针。还有的地主粮食已封，夜间‘失火全部被烧掉。有的村子吃井水中毒事件……等。凡开展土改斗争的村子，地主都被民兵看管。那么，上述破坏是怎样出现的呢？这个问题，从当时正在上演的一歌剧中受到启发。在解放战争时除《白毛女》、 《小二黑结婚》两台大型歌剧外，有一出“血泪仇”，其背景是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河南省。头几句：“遭兵荒，遇水灾，天又大旱，河南的老百姓快要死完。”整个歌剧是以贫农王仁厚、儿子被抓壮丁，后被逼当特务，井水放毒险些害了自己人。
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山东，我党为了支援前线，积极发动土改，同时进行。凡土改村均提出口号： “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和“参军保田”。但还乡团虽被围剿、打击，一时退到河东，但未停止骚扰破坏。尤以在济阳城被攻占的日子，和前一段小组子猖獗的日子，不少地主子弟和狗腿子、以前的伪职人员逃亡到济南，派回潜伏，破坏和制造宗族矛盾。还有的地主促其女儿和媳妇，对我土改积极分子以色勾引，和无赖抹黑，来制造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在一个短时期，也确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延误了土改工作进程。
4．与还乡团的残酷斗争。
实际经历体会到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鱼死网破。稍沉寂的还乡团，更加疯狂的报复活动。先是听到在临集街，斗地主豪绅的积极分子，苏×全家四口被杀害并投入黄河冰窟窿里；临集区公所连续被袭击，临集街的农会主任撤出到县各救会，以前己组织起的临集几村的民兵和各组织停止活动。接着出现商桥区柳官庄，农会主任、村长、妇女主任一夜间均被杀害，并丢弃在大街上暴尸，贴条子威胁不准掩埋，直等到区队和干部到村才埋掉。这样连续不断的出现，我干部被杀，土改积极分子被杀，并全家老小不留的残酷事实。霎时间，农民恐慌，干部沉闷、急躁，大大超过前一段还乡团活动时的不安情绪。县、区只能动员干部针锋相对。
曲堤区一方面加强民兵武装建设，充实民兵武装，加强区队的游击活动，并组织联防，协同作战，区队应变出动迅速，有效打击小组子的骚扰。同时，酝酿组织在曲堤街全区各村参加的贫农大会，由主席团为主的公审大会，把区政府抓获的两个地主、四个国民党、三青团的区领导人董宣三、刘锡珍等，还有破坏土改的地主狗腿子等共八人进行公审，事先讲清楚，生杀之权由公审团决定，主审官是尚坊子马家的长工（名字记不起）。在审到董宣三时，主审官大声喊：带董宣三（学唱戏的那样），区队押董到台前，令其跪下，主审问：“你叫董宣三。”回答： “是。”又问： “你是三青团。”回答：“是。”主审：右手伸向前方，大拇指与食指凑一起后，三指伸出问： “你既然是三青团，那就必然有三个人，现在提住你了，那两个人哪去了？”这种问法，董宣三是无法回答，当然在受审也难以笑的出；而我们的干部明知在闹笑话，但既不能制止，也不能纠正。但陪审们却认为问的有理，随有几人同时拍桌子问： “快说，那两人在哪？”随后高声决定： “枪毙”。区队拉出去枪毙了八人。
公审大会后群众情绪振奋，但复仇情绪、过激行动增加、蔓延开来。很多村庄，有了杠子队，对一些平时有劣迹的地主、地主子弟和其他有些劣迹的人，在广场上斗争，并不批斗讲理，而是乱棍打死。
5．参加渤海区党委召开的整党大会。
47年7月我调离济阳去地委，在县长刘季清和县委共同举办的欢送宴会后，组织副部长对我谈：“把枪留下。”刚听一句我火冒头顶，冲口而出： “怎么！你下我的枪吗？”因我和这副部长王良民很熟，而未果。当然，把心爱的三保险带走了。临行前，老友当时任秘书的苗文华和我讲： “郝主任（指新到的各救主任）叫报销私人用款，如买香烟等。”只让他记录在案而未讲什么。当然，我与留枪事联在一起看的。
到地委报到暂留地委工作组。在临邑钟楼村搞土改，发展组织，此地有小组子活动。当地军分区后勤与后方医院在，治安较好些，这里在工作中，对斗争对象应用体罚很厉害。不过时间仅月余，我即赴平北县任民运部长、县各救会主任。这县的宣传工作是多样生动的，有半脱产的剧团，根据中心任务而编的剧目，如：配合反迷信而上演的“法茶贩子”；配合土改上演的“母子俩”和“老财主一家”，内容为地主当家人对儿媳及其老婆的封建虐待。还有配合反国民党进攻的活报剧等。既活跃农村文化，又进行生动的宣传教育。不过在组织群众巩固阶级队伍中，亦采用了并不十分合适的方式。如：县委会带领全体工作干部在会场，同贫代会全体成员一起跪在地下铭誓，表示决心，不能不说带有迷信色彩。
中秋节前后，秋收农忙，减少会议活动，集中训练干部比日夜忙碌群众工作松驰点，傍晚可到县委住村的前街水塘边乘凉。我喜独一人，给我机会多想些自己最美丽的回忆。因此，时常回想到南二区妇女主任许素卿被俘坐牢未屈服，在牢中还想到给在外面斗争的同志而用旧布做了两双鞋，托人带出来。这最珍贵的是鞋底硬衬，是用自己省吃的粥和稀饭粘1日布做成的。出狱到济阳，大胆泼竦，有时也想到她很稚气，在小安村住在白大娘家，把一只不响的手榴弹拆掉木柄用自己头发簪子去挖，别人告警别弄响，结果弄响了，幸未闯大祸，真是个好同志啊！可惜22岁就牺牲了。我沉思最多的，还是新四军北撤时，来济阳的地方干部，几人都是泗洪县来的，其中只有一个女同志，当时在济阳民运工作的同志一致认为她的特点：秀气、文静，从不多说话。很少见她笑过。从其记录本看知其是知识分子，当时在济阳妇女干部中是个别的。当时大家都很忙，很紧张，从无时间谈什么家常之类闲话。因此，对这位女同志的来历无从知道。记得是一个夏季傍晚，她突然谈出：白天这样忙，晚上还碰到农会干事李方德，为我休息而调处家务矛盾，对此表示同情，继而诉说了她的不幸遭遇。
这位女同志当时24岁，两年前结婚，爱人是政工干部，仓促北撤中失掉联系，来到山东，一直未打听到，自己带着才出生几个月的孩子，由武工队护送北撤。当过陇海路时，遇上国民党巡逻队，都隐蔽到铁路边不远的草丛里，孩子想哭，怕暴露目标，就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孩子闷气更加哭，捂的就更紧。待敌人走远，孩子己窒息死亡，无暇掩埋而丢弃，只身来到这里……。当时她和我讲了她心底的话，我从未去想过为什么，只有表示同情、安慰！（可惜现在不知其下落，连她的名字也记不起了。）
当我每逢沉思上述情况时，就自然的取出伴随我的那支竹箫，我最常吹喜欢的几支古曲： “哭周郎”（又叫诸葛哭瑜）、“小开门”、“寄生草”、“海琴歌”是当时几种戏曲的过门曲牌，大都表现在青衣戏。其词：柳影惨淡，四周如梦，城上已是二更，我对着明月弄琴，渐自觉心魂苏醒。看！那月里嫦娥，前来与我叮咛！可怜我潦倒半生，无处把我心魂寄定，我好比辞枝落叶，随风四处飘零。
是年秋末冬初，平北县委会，留赵雪萍在机关，我与县书记王林华、县长尹一农、宣传部长张成杰到渤海区党委参加整党大会。同时在全军区开展三查、三整的运动，长达五个月的会议，搞了几个问题。
(1)康生为主，邓子恢同志参加，代表中央参加会议，并有段林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随同，引人瞩目的毛岸英在内。几次大会，是张晔、刘格平、王卓如等人发言，揭发批判原渤海区党、政两主要领导景晓村、李仁凤，两人数次检讨右倾错误，并牵连到李的历史经历。大会发言，措词激烈，如：彭瑞林发言指原班子： “狗肉丸子不放盐，是一盘荤蛋。”康生的讲话，尽是批判富农路线，还讲指名批省委书记黎玉同志，说是在黎的住处挂匾，群众送书： “跟黎主席走”，大叫跟你到哪里去……“命令立即摘掉”等，整个会议严肃、震感。甚而与会者衣服都变化，张成杰捎来的皮大衣又叫人带回平原。大会上，康生指名批评了王若望的顺口溜（指十八大姐九岁郎）。大会中期插上地方代表发言，内容多是有关贫农干部的优秀形象，如：商河县的阎化文讲的“破燎壶和潮会子”，说的是两个瞎字不识，斗争坚决。阎的发言颇得赏识，从县农会主任提升到临邑任县委书记，由右起家，而左更发展，结果左的方式逼死几条人命而被开除。
这中间，周贯五主任、邓子恢、张鼎丞、薛暮桥、南汉宸等到会发言，大都关于生产建设方面的。大会结束，领导班子改组，区党委书记张晔，副书记刘格平，行署主任王卓如，民运部长彭瑞林。
(2)参加会议的所有成员，在大会气氛的影响下，都严格的而且是过火的回顾自己在土改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是民主作风和阶级路线方面。还用自报公议的办法，评定自己的家庭出身成份，唯恐自己不能参加土改工作和党、政领导工作。还听到在军队上清洗和退役了一批地、富出身的干部；有的则与地、富家庭脱离关系，以说明划清界限。在农村，曾出现坏人控制村组织，扩大化的乱划地、富家庭，使一批干部受到损害。以济阳史家寺为例，李克祯退役回家，张耀堂与家庭脱离关系：张廷秀错划，夫人出党，弟除名等。
各县各区提拔一批雇工出身，贫农出身的到各主要领导岗位，傅爱农新任一地委书记；在二地委，阎化文从民运部长升县委书记，禹城组织部长提县委书记，而原来的一些非贫雇农出身的书记大都调整下来。如：王林华、李逸民、刘忠、周金生等，还有一些县长同样因由调离。如：尹一农、刘士杰等一批，大都去搞支前工作。平北四人参加会议，王林华去支前，尹一农去搞税务，张成杰挤到富农成份，回县用同样的情况去搞各区干部，我很幸运的到地委土改工作团去。
(3)在参加会议的中间和一些留守的县干部中间的家庭成份好的，高兴之余一切言语、行动更加左起来。如：王景芳，每会发言，对所谓地、富出身的，骂街、挖苦，尽情描绘自己读书时困难，和富家子弟的对抗。平北的李井泉贫农出身，任武装部长，在张成杰提前回县传出贫雇农路线，自认为稳当的任县委书记。当派张白水到县任书记，情绪低落，骂街、发牢骚，张成杰为表示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全县及各区的干部集中到县，检查、交代富农路线，一个月后按照地委要求集中到地委学习班，张天成、王良民等都去了。
平北县委组织部长赵雪萍留守未去渤海，张成杰回县似乎对他无多大影响。待我回县同住几天。这个贫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以往一样的谈吐。他关心我的生活建设，我去地委临行送给我一首诗：
柳色欲青暗消魂，阳关三叠泪满襟。此去月夜谁共语，平北美容花正新。此去同路的方学孟，一路唱秋水伊人，张天成谈论红楼梦的魅力，一辆大车20多人，几个妇女同志和几个农村干部和往常一样，不少的区以上领导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一路上高谈阔论，又霎时间沉闷不语，各种复杂的心情，思索着未来。
6．土改胜利，参军保田。
二地委住临邑县耿刘村，用渤海区党委同样的格式、方式，把各县区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查整。同时，地委民兵部长万钧带工作组，以前张白村为基点村，进行土改复查。用四个月时间扩大到三个区。工作成员都是县级的，到各区去的区长、书记取代原区的，原区的皆为副职，我从前张白到唐坊区任区长，工作队分到各乡，边复查，边建设乡政权，凡复查村，党支部、村农会均健全，48年初宣布结束，动员大参军保国、保家、保田。我在滕寨乡动员一个连队，滕寨村100户人家参军一个排，新春二月把新军送往临邑城郊集中，各村干部代表坐车前往送行，新年的高跷队、花鼓队、民乐队、秧歌队，人马浩荡，新编秧歌曲：
开了大会讲了理，封建恶霸斗下去。快把秧歌扭起来，庆祝咱们大胜利。两天后，我接到新的指示，一切都是新的。当然，产生的想法，完全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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