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开国大典以来的上海狂欢10日，因为从苏州到上海在华东局招待所，也就是在狂欢的日子，分配到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因此未搞什么具体工作。待一切手续办妥，进入日常工作，在文教科搞支部学习，每星期轮流到上海市机关、市府机关、公安局机关、保卫团政治部、华东财办人事处等地了解基层支部政治学习。在机关搞“机关学校”。组织实习文化，分为中级班、初级班、高级班（初中程度）。平时很少出建设大楼的门，三楼办公室，七楼宿舍。只有外出工作才出大门，因为对这大城市生活不习惯，作风不习惯，穿衣看不惯，当时并不认为是狭隘意识。确实，在农村的一套跟不上形势，正如吴秘书长，批评蹲在抽水马桶上，是不习惯坐一样，每周末底楼放外国电影不去看，只同几个老同志乱批评，大都少见多怪。有一次经过南京路，看见很多女人穿毛向外的皮大衣就气，特别冬天穿丝袜子，烫头发、抹口红，北方来的人编成顺溜： “摸鱼的胳臂，下河的腿，火烧的头发，吃死孩子的嘴。”又气又念时无意撞了那个女人，她刚啧问我，我用大声斥责她，旁边一个男人见我穿军装，帮我说：“同志又不是有意的，马路人多，碰一下有啥？怕碰在家不出来……”我见此，未再发作走开了。
在机关三年时间分述几件较大事件。
一、机关工作时期的几项大的政治事件。
1．上海二六大轰炸：
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一切似乎还军事集体生活，虽说刚已分配给我在三井花园的一间房子，而毫无建设小家庭的意念，只有星期天在三井花园走走，一切以建设大楼为活动基地。50年刚过春节，在办室突听警报，虽在此前曾拉过警报，却连飞机也未见过。这次紧急警报响后，大楼走廊里很多人慌张的乱跑；原上海的同志有躲避轰炸的经验教训，都向底楼的地下室跑（地下室是餐厅）；有的到地下室后，还再找有无再有下去的门；有的伏在饭桌下面，大多坐立不安的样子。
另外在办公室跑出的，南下干部只知见飞机就地卧倒，这时在大楼走廊未见飞机，当然停住，就都跑到七楼平台看敌机在市上空盘旋。东、南两方向震天轰响，浓烟蔽空。同时，听到稀疏的高射炮，在敌机周围一团烟；建设大楼16楼一挺重机枪，对机射击，弹壳跳到平台上，还听到欢呼声。
上述两种表现都被批评了。此时大楼出事了，三架电梯不动了。其中一架电梯升到三、四楼之间，幸好关在电梯中的人爬上四楼面。但抽水马桶全部停水，又不能不大便，渐渐臭气散开。这时才知杨浦发电厂、法电厂都被炸。无法，只有停止办公，待安好自己发电。这时杨浦发电厂已抢修，机关办公调整，机要处迁到三井花园，我和党委其它同志均迁往思南路55号。
当时住房严格按级别分配房住，但最好的房子都作为男女集体宿舍，原55号是张春桥同一个秘书，住二楼，底楼、三楼空着。按规定二楼应为男女集体宿舍，因此通知张春桥退出二楼，但到搬迁时仍未动，正好黄昏张春桥当时是解放报社总编辑坐汽车回来。在院内碰上书记黄浩，问他时支吾未明确回答。黄浩当面批评说： “你真是书呆子，我们党就这样特殊吗？”因黄浩是26年的老党员，当时级别虽在张下，但资历、名望均高。因此，张春桥未敢顶，遂迁出。还是给他留一间，两个书记迁出一个住73号。但时间不久就分散，我又回到三井花园的东北角小楼上。
2．打落敌机。
二、六轰炸后，群众情绪不稳，谣言：蒋介石回上海“过圣诞节”。民主人士询问陈市长制空袭办法，陈市长回答： “要有时间，一定能解决。”从此上海加强防空建设，大量的修建防空掩避体，各公园按高射炮。市内的所有大片的空地和高楼的平台均安装高射炮或高射机枪。整个上海市形成网络，每晚各地区探照灯轮流空中扫描，并模拟对飞机跟踪。这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和戴荣春、姚强等在小楼上闲谈。突然拉响警报，并立即紧急警报。顿时，整个上海市的探照灯开亮交叉搜索，万家灯火尽灭。正在紧张时，突然发现东南方向上空发现敌机，数多探照灯形成一个交点，把敌机照得清楚亮点并跟踪行动，敌机左穿右闯逃不脱交点，又见到忽忽的像风一样高射炮火对敌机射击。顷刻，火光冲天，震天轰响，敌机被击落。从这时，未再有敌机来市空，但防空设施继续加紧进行。
3．抗美援朝运动。
南北朝鲜的战争，北部很顺利，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姚臻同志在报告中说： “南朝鲜军队节节败退，北朝鲜的军队像赶鸭子一样把他赶向釜山……。”不几天，突然出现“美军在仁顺登陆”。形势急转直下，中国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发起捐献飞机、大炮，上海滚锅一样的动起来。
党委要我去杨浦路怡中纱厂参加工会发起的动员宣传大会。在捐献报名时，有一人为捐献把自己用的一支派克金笔出售，开头有人出五元，像拍卖行一样10元、100元、千元、万元，后被一行业工会代表拿去了，这种热烈气氛可见一般。上海的形势也日益紧张，华东局准备撤往安徽，安全备好待行动。六月开始就酝酿，华东局与市委两机关分开，干部配备、机构建设到是年10月完全搬到了常德路421号，我被分到华东局。就在这时，宣布我国出兵，越过鸭绿江。
在我宣布出兵的前几天，机关党委青年干事王林同志的未婚夫，突来机关向王林辞行，呆很短时间，赶回驻地周浦镇。这支部队是山东的一个师，两天后住在胶济线上准备练兵，安营房、埋栏杆等。师长随即去北京紧急会议，朱老总一起来住曲阜，铁道部长滕代运住徐州，命令全国交通服从军运，这个部队四天后过鸭绿江。江南的10月穿单衣，前后一个星期的时间，而温差却20度。军需供应怎能赶上，穿着单衣爬在雪地作战，只有中共部队才能做到，这才是“朔风吹冻了儿的热血，积雪浸透了儿的征衣。”“一口炒面一口雪。”
就在保家卫国神圣的口号下，进行了两个特殊的斗争，就是“两白一黑”和王康年事件。
所谓两白一黑是指棉纱、面粉和煤炭。这有关广大人民日常生活必须品。这是和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前锋前哨战。上海刚解放后，首先官僚买办赖以投机倒把的大本营一一证券交易所搞掉了。对民族资本家保护其合法经营。当抗美援朝开始，配合国际反华势力，国特谣言惑众，物价上涨，资本家对大众日常的必需开始囤积居奇，出现排队买米、煤、布匹等，资本家不仅自己的货物、商品积存不卖；还收进国营企业的商品，政府从外地向上海调拨，来多少收多少，更加出现市场商品短缺。外国报纸评论说：“共军能解放上海，但不能建设上海。”将来上海只有电车轨而电车在走动等。高级民主人士不安，上书询问良策。因此，上海在中央关心安排下，从四川、东北运来大米、小麦，各地源源来煤炭。开头日子，上海上千家粮店除国营外，只进不出，而外地米、面、棉，更大量涌进并一再挂牌稍长持平。不多日，所有私人粮商都库存暴满，缺乏流通资金而停止进货。这时，国营企业开始收进，并挂牌除价，资本家无奈而抛出，就被打垮了。
王康年是私营药房的大老板，收买腐蚀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采购科长，把大量霉变药品、劣质药棉、纱布、医疗器械，运到前方，残害志愿军，引起广大人民公愤，而进行审理处决。
4．华东直属机关党委，分成上海市机关党委和华东局机关党委。凡上海市党政机构，如市府、公安等均由市委机关管理，华东财办新建华东军政委员会，而华东局机关党委只管华东局机关各部、委（工青、妇）公安团、体育院、台委等及办公厅所属各处的工作。
我仍在宣教科，除支部教育外：
(1)机关工会秘书科，下设体育活动室、俱乐部，组织“红旗篮球队”，参加上海比赛属亚军，组织华东机关的体育运动会，球类、田径等比赛。
在三井花园搞游园会，本机关的文娱节目，请来大世界的杂技、戏剧，各种游戏、菊花展览，其上珍品墨菊、白边绿花菊、梨香菊广泛的好评。
(2)机关学校：总校一所在常德路本部，分校有机要处、电讯科，设初级、中级班，高级班（初中毕业）出现批积极分子，为培养提拔干部打好基础。尤以机要处的报务队和电讯科的译电员，更加出色的学习。之后，曾见到如机要处的王某某，当了中学的支部书记。
机要处在大轰炸后搬到三井花园，青年多，机关党委宿舍也在三井花园，楼上是电话班，另汽车队在此，这个分校规模较大。
(3)由于抗美援朝，国民党酝酿借机反攻大陆，上海治安也紧张了。有一天，三井花园南邻励志社（解放前是国民党特工机构），当时陈毅同志住在那里，励志社房子比三井花园大而好。但花园却不及三井花园，中间有一小门两边通行，有时陈军长到这边来散步，后来长久不见过来，只见魏文伯秘书长过来玩。之后，才听到卫士班的石恒秀讲：有一天早上，卫士班的见陈军长未起，另一个厕所占用，就到陈军长常用的这间厕所去（办公室旁非卧室）。刚进门，见一人蹲在马桶上低着头，便问：“是谁？”那人听见问声，猛站起穿出门，这个卫士见状惊慌了，待反映过来，那人己跑到园子，卫士忙进房提枪追赶，那人已爬上墙，卫士打一棱子子弹未中，逃掉了。过不几天，在公安局审讯台湾派遣人员中供认，曾拟谋杀陈（陈毅）、饶（饶漱石）。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劫汽车枪击办法，因汽车开的太快未能来得及开枪。这样，机关的人晚上出门倍加小心。有一天，机关学校的徐惠政，晚上晚课回家探视，我带枪去送；回来在复兴公园附近，见一人尾随而来，我立即跨过马路到南边人行道的电杆旁站住，抽出枪打开保险机，那人停一回走开了。
我的竹节八寸三保险跟我多年，给我壮胆，确是离不开，印象太深，数十年后，还经常梦到使用那支枪的梦景。52年开始，通知在任何会议上，未经允许，不能带枪进会场。据通知说：山东军区一位科长，因家庭土改被斗，在大会场把政治部主任打死了。因此，我只好放在抽屉里。到秋后，华东局机关所有持枪干部枪都上缴，一切保卫工作皆由警卫连和卫士管，我确是割爱，积累的几条救命弹，留下两条好的，保存无用，给储先民，打着玩用了。
5．三反、五反运动。
(1)华东机关三反运动开始：
三反的口号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在机关干部学习会议上，主要检查官僚主义。在经济问题上，则是打私人电话未付费，用公家的信纸、信封等问题。凡有会计、出纳涉及财务问题，都要清查核对。我是机关工会秘书科长，会计余惠芬是南下干部忠诚勤恳。当机关党委提出清查账目时，我发火了，认为是对我的不信任，加上会计哭着对我说： “你就说我有问题，叫他产来清查吧！”她越这样，我越火气大。其实并非事先怀疑余惠芬，而是为了轻装上阵，以便开展运动。当然，这样以来，我被批评。突然接通知：机关的科长以上干部集中开会，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动员，态度严肃，语气坚决，并宣布华东的三反运动由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会后机关迅速铺开，我带机关学校几个人去电讯科和保育开展工作。
(2)震动很大的几件事：
（一）陈毅同志回上海主持上海的三反运动。
陈军长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又是华东军区司令员，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又是市长，因抗美援朝而住南京军区。突然来上海，并在干部大会上说： “接中央对三反的指示，反复思考，上海的运动发动迟缓，一夜难睡……。”不几天，就出现财政局长顾准、民政局长曹曼之停职检查。这两人在南下干部中印象深而大，顾准是老地下党到解放区的，华东财经理论战线有些名气。曹曼之是胶东行署主任，当时在山东很有名，称之谓省主席黎玉的四大金刚之一（渤海的景晓村、李人风、胶东的曹曼之、林浩），撤职的理由是，曹曼之曾换用新汽车，装修住房时曾用汽油洗刷墙。当时群众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严重的官僚主义，理应撤换。在群众中震动很大，认为共产党廉洁奉公。之后，听到陈军长的卫士石恒秀说：
当陈军长从南京到达上是夜10时以后，从火车站未去宿舍直去建设大楼市委办公厅所在地。电梯上上楼在一办公室，看到一伙干部在打麻将，陈军长未进门站在走廊，室内灯亮又未看到陈军长。只听到秘书处长说： “今天大会宣布，明天传达中央的精神，算了不再打吧。”其中一人讲： “啥中央文件，再打一圈……。”陈军长听到这句一步跨进门，打麻将的几个人慌忙站起，惊恐的道： “陈军长！”陈未答应，回头就走了。当夜立即打电话找来张春桥，明天见报两人撤职……。究竟还有什么因素，石恒秀未谈起，石对上述情况肯定有关系。
（二）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黄贻峰撤职，理由是因打击报复给他提意见的交通学校学生，犯严重的官僚主义。这对当时三反有很大推动，并对干部的思想建设，党的威信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黄是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的，因此有说过严的反映。为此，陈毅同志在一次上海市干部大会上讲道：
有一次我和黄怡峰从苏南坐船到苏北去，黄对我说：“陈军长你对苏北开辟有功劳，苏北人民离不开，没你不行。”我一听就有问题，他是苏北的老人马，比我在苏北的时间还长，这分明是表自己的功。为此，我当即讲：千万这船别翻了，没咱俩苏北就完了。他听后样子很窘，我早就看出这人居功自傲。谁都知道依靠人民的力量，不是哪两个人的力量，只有人民，没人民，非出错不行。
当时，在华东机关的干部大都知道，黄在撤职前的一段插曲。当其问题发生后，华东局让纪律检查处长于一川找黄谈话。黄自认为是部长，于是对处长未予应有的尊重，推托忙不接待。谁都清楚，于虽是处长而是副部长级别，办公是轿车接送，他和机要处长肖光一样，因未能以部的编制称处，却配备了副部级干部，退一步讲，就是处是代表华东局来的。这样，就由华东局组织部常务第一副部长电话与黄联系（当时组织部长由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兼任），黄又以胡立教是组织部副部长，以命令式找部长谈话有想法，又推托工作忙，难安排时间。这样，就报告到饶漱石处，饶听后很生气，叫秘书艾丁打电话给黄贻峰，半小时来华东局。黄接电急忙取车赶到。站在门： “报告饶政委我来了。”饶说： “你停职检查，检查好了再来工作，去吧！”
（三）华东机关党代会在六十号礼堂召开。
总结前一段机关三反运动的工作，进行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并进一步动员、发动在上海市开展运动。
华东工会办事处主任（副部级）在大会上，两次痛哭流涕的检讨两次掉换小汽车的事，并接受大会的批评发言，并作记过处分。
大会发言引人注目的是徐嵛。徐是华东局宣传部秘书主任地委级别，发言内容：
批评秘书长魏文伯和他讨钱花，徐曾写过两本小册子，哲学常识和历史封建主义社会方面的得到一些稿费。当时，所有干部都是供给制，都手无钱，有稿费收入就是“富翁”了。有些熟人开玩笑式的要点钱花也有的。但徐的发言有讽刺味说： “秘书长伸手和我要钱买烟吃，我只好给他10元。”当时人们认为这发言内容无政治意义。
发言第二内容：批评组织部长胡立教“与保姆动手动脚的”。并批评说： “这样领导干部怎能对住顾明啊！”（顾是胡的夫人，当时在华东公安部任人事处长）。当时会上的反映是“与三反精神不符”。也有的说：“不宜在此会上公开……。”不久，我离机关，听说：徐犯错误了。
(3)带打虎队赴贸易部。
所带20多人，分住四个公司即：出口贸易、畜产公司、茶叶公司、石油公司，完全参与该部门职工一起活动。我个人先去商品检验局，因语言障碍难开展工作，回到贸易队搞整理材料。
打虎队下去时，正出现王康年事件。就是一药房老板勾结我志愿军采购人员，大量假次西药运往朝鲜战场。致使贻误治疗而牺牲很多志愿军战士。广大人民闻之切齿痛恨，又知资本家收买拉拢财务干部而不法经营的，这样有利于宣传三反五反，这样在机关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很快铺开反贪污、盗窃、偷税、漏税、盗情报等罪恶活动。
当各单位把职工发动起来以后，以前存在的劳资矛盾，在提高觉悟后，除个别工贼、腿子以外，群情激昂，出现过火行为，到处是老虎，似乎凡经手财与物的均有问题。停工停产日夜轮翻，疲劳轰炸。就是把对象放在单独一间房里，坐在椅子上，面前放一只高音喇叭，另一地方，群众分组轮番喊口号，令其交代。经过几个日夜后，使其在极度疲惫时，猛然问： “你到底贪污多少？”有时因受不住乱讲，华东局魏文伯秘书长曾在大会上介绍这经验。这样过火行动，愈演愈烈，致使有些人，咬玻璃、跳楼、服毒等。为防止自杀影响不好，就派专人看管，也防不胜防。
形形色色的趣事，有一人在六楼的窗上头向外窜下，看管人两手拖住两腿，身在外，腿在内，高声喊叫，后上去几人拖回，人未死而腿己断；另一人也从六层楼上跳下，摔在铁丝线上弹到瓦上，又滚到地上，伤而未死。
高峰过后，调我们回机关，人事处长找我谈，希望我留下在贸易部所属的几个公司。由于当地思想认识，对革命工作的片面性，我回答：革命工作这些年叫我做生意我不干。现在听起来有些好笑，可是当时却不乏其人。记得刚从山东抽调支援上海的干部中，不愿搞生意的不少。我碰到临邑刚来的，就表明不做生意。
刚返回机关，适逢苏联一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上海工会在建国酒家宴请，机关工会接贴赴宴，吴仲超秘书长叫我去参加，并嘱托，换好衣，并派车送去，处于无奈而前往。主席上两国的宾主，下面是陪席。我拣一最远的席位，我从未参加过宴会，对干杯不懂。第一个“中苏友谊”，第二个“斯大林万岁”，第三个“毛主席万岁”……一连数次我全部干掉，待我看别人时，才知用汽水代之，为时己晚，恐出洋相，溜之大吉，下楼时己昏昏沉沉。
就在同时机关出现另一赴宴的事故，上海某局开庆祝会文艺演出。秘书处一干事，为观看文艺欣然前往。在会上，主持人提出： “欢迎华东局代表讲话。”毫无准备的乱扯几句，为此而受了处分。其关键无人授权代表华东局，一时在机关成笑柄。
形势的发展，华东机关干部进行调整，抽调一批青年团员参加上海市土改工作队，到溧阳、句容去；另抽一部分大学毕业的去福建工作；抽调一批科级干部到上海市教育局，参加接管大型的中学，继接管大学后的一次大行动，并陆续下去，之后其他领域也不断去人，直到华东局机关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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