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在报纸上看到，揭露有些人借帮助党整风来反对党的领导，民主人士中有人倡议“轮流坐桩”（轮流领导），赞扬欧美民主、轮流执政等文章；继而披露出“章罗联盟”等文章，随又发表“文汇报向何处去”，何香凝“你们要干什么”（大意）的文章，逐步升级，火药味很浓。党内开始布置，要多听多看，暂不讲话，“引蛇出洞”，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到时狠狠地整他们！每个党员听党的话，我积极投入运动。民主党派召开鸣放会，霎时间阴云密布，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我所在的学校一一闸北中学在民进鸣放会后，开始了反击，先在几个教研组长揭露批判。最后，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10人划成右派，进行批判，撤职降薪，参加劳动。继而把一批有历史问题，业已交待的数人一并上报处理， “充军”了。
校内告一段落，区委抽调我到闸北一中领导反右派运动，区委书记程中报告中提到：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必有右派……；有的地方有右派揭不出，必然是领导者本身的右。因此，我誓言一定揭出右派。并在大组会上汇报工作成绩，打不出右派的日子难过了，变相的分配任务，形形色色的右派出现了。
新沪中学的董定文偕李梦麟来我处，谈到李已被点名，我知李出身资本家平时怪话多些。因此我对其说：起义比投降好，投降比被消灭好。我想的很简单，新沪中学被划右派26个，董定文是老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工会干部会上表态：“党叫干啥就干啥，为了帮助党整风什么都行……。”民主党派鸣放叫他去请文汇报记者参加鸣放会，他请来了。为此，说他是搞大民主，划成右派了。董的夫人江溯是闸北区业余中学教师，动员她写大字报，实在没的写，就把工改中的意见写成大字报；这个单位人少，实在挖不到右派，只有江溯曾写过大字报，就报上去批成右派。
听说：有个单位，讨论划右派，找不到对象，开闷会，很长时间没有发言的。在这时有一人上厕所去了。有人提出叫他当右派。其他人同意，待小便回来已经定局了，凑点材料上报。还有一个单位，实在挖不到右派，又无法交账，就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商量顶一上。很快就摘帽撤销。这人想，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暂时委屈一下而接受了。结果很多内部矛盾外部处理对待，摘帽的称摘帽右派，有的送边疆、降工资，大量有真才实学的被埋没了。
反右倾，在反右派时已开始对一些问题较轻的知识分子，名帮助实批判。59年庐山会议后，大规模的行动了。我个人的经历，也成了终生事件，58年反右派即将结束，我回老家探亲。
济南下车经过抗战时的基点村：霍家庄和刘家桥。据基点户的老人沉痛的讲了几件事，由于缺粮而剥榆树皮吃，和吃树叶子，很多树枯死了。另件事，政府（指派的干部）为高产，叫种地瓜，把已长出的玉米拔掉；未照办的干部就拔白旗的口号撤掉了；还有让人更难理解的事，乡干部的强迫命令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号召大炼钢铁，各家派送废钢铁，数量很大，结果把门链、锁、农具犁、耙上交，最后把饭锅，买来新的叫自己砸破当作废铁交上。
我回到家，村中己建人民公社，各家都停伙，全村分成三大伙食团，数人管烧饭，分发饭。烧柴竟把大车等农具，和房建好木料劈开烧掉，按人口分饭。出工敲锣，长时不到，称病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地里草比苗高；管喂牲口的把饲料拿回家，牲口饿死很多；支部书记带头卖羊和鸡鸭等家畜。并说： “要共产了。”总之，群众情绪一片混乱。
四、反右倾的运动。
1．我被批判的基因。
(1)我和支部组织委员石恒秀，都因山东老家都看到同样的情况，石把农村干部描绘成“二鬼子扫荡”像土匪一样。我提出：进入人民公社宣传不够，群众教育不够入社早了。
(2)学校停课大炼钢，在支部委员学习会上我表示：正因为以钢为钢，学校才参加大炼钢。但不应停课炼钢。(3)根本的问题和支部副书记蔡佩君的关系。原闸北学生党员李胜会，因病未能继续大学求学，而吸收到本校工作。蔡刚从区委派来学校，蔡给李介绍区宣部奚千里恋爱，蔡与夫离婚，李给蔡介绍学生党员郑开祥，我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国务院规定男教师不能与女学生谈恋爱，而蔡是女教师，亦不应与男学生谈恋爱。
此外李的母亲来沪探望坐牢的丈夫，蔡以外调提审办法，让李与父见面是违纪的。从此与蔡关系恶化。
2．闸北中学的反右倾运动开始。
运用室内大字报限制范围，先揭批副校长杨少椅。在一次支部会上新党员王庆麟，批评我和石恒秀、王家玛、梅廷树为小宗派。并提：“威信高，在校讲话多加注意。”继而蔡发言：“奇怪，你的威信高？我是区委派来的，你眼里有我吗？眼里有区委吗？”我当即批评了她这种逻辑混乱、措词混乱的发言。正在这时，闸北区委出现马（守一）梁（维舟）事件，因我和梁同在市委机关搞过总支工作，把我和他拉在一起了。刘干找我谈话，明确提出梁是拉拢……。
蔡的上下联系，支部会上叫我检查某个问题，待准备好了临时改题，数次如此，认为交代不清，检讨不深。令叫李圣会编造，和我个别谈话中听到攻击人民公社的言论，并对石恒秀许愿为其解脱，令石所谓内部揭发，群起批判，成之谓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王家玛担任了先锋，石恒秀担任了攻坚爆破手。
反右倾的结果我是被打倒了。支部瘫痪了，蔡与新党员高风鸣、学生党员李圣会、青年团员胡文娟，组织了临时领导班子。王家与红极一时，因未满足蔡的劝离婚而疏远；石恒秀同样定右倾机会主义，后因私刻章而坐牢，开除党籍，打回老家去了……，在临行前在宿舍院内整理物品时说：“我上当了……”。我说：这也好，以便迅速解决问题。我到总务处搞伙食工作，直到60年冬去崇明。
3．到崇明岛参加围垦。
全国各地传到上海的消息，到处都有饿死人的现象，有人传出安徽×地卖人肉包子（估计话不实）。但由于觅取食物困难而乱吃野菜、树叶等中毒，浮肿病死；也有饿数天后，突吃大量食物胀死的。家中来信说：我的姨父母，三天未食搞到红薯干煮食后，第二天双双去世。尽管如此情景，由于批判右倾而到处在放卫星的消息不断传出。报纸上头条新闻，竟刊出亩产稻谷一万三千斤，且说约请记者在场过称的，为了高产号召密植，比平时增加种子数倍，说是稻谷密的程度，可以把一攻鸡蛋放在稻穗上面。从地这头滚到地的另一头而未落到地上。但有人提出：植物生长靠阳光与水份的光合作用。鸡蛋落不进的密植阳光晒不到能生长吗？一切常识都不顾了，到处乱吹已不稀奇。闸北中学的梅廷树在校院内种马铃薯，提出亩产三万斤，到时怎样，一斤也没有。中央总归了解到浮夸风的害处，不能公开承认饿死了人，推向灾害年景；提出大办农业，上海要向大海要粮。在市农委领导下，各区成立围垦造田指挥部，开赴崇明岛围海造田。
闸北区以副区长蒋月平和城建局副局长组织指挥部，下设工业、地区、财贸、基建、文教等七个大队，下设小队为基层单位。食宿、会议、劳动均以小队为单位。成员由基层选送少量骨干，和大多认为须要劳动中进行教育的、领导不满意的和有政治问题的，这种现象以文教大队为突出。因此，给基层单位群众一种印象，即送去“劳动改造”。我所在的文教大队二小队，单从闸北中学的七人中很明显的表现，而且蔡佩君给大部支部书记王文林的名单中，注明我属于控制对象。
60年10月3日怀着沉重、错综复杂的心情，挑着行李箱，到十六铺船码头，无亲友、家属送行。因原来矛盾，沉闷的家庭，由于我被批判去劳动，更加表面化；子女又小，无法理解，只能独思、独行，到海岛去。黄昏上船，半夜到南门港，步行40华里到百万沙，寄居在东平农场，在防潮堤外割芦苇，盖草房，打草铺。在堤内蹲下来，潮水来了一片汪洋，潮水落去一片芦荡。
就地取材，白手起家，割芦苇，捆札成房的柱与梁，把芦苇编成笆，当墙和屋顶，上再铺盖散苇，挡风很好，却挡不雨雪。外面大下（雨），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芦苇地铺，在潮湿的海滩上，上下周围都是湿的，有时整夜撑着雨伞睡觉。时间稍长，新的芦苇芽子穿越床铺长出了，螃蟹从铺下穿洞出来了，满屋乱跑。
大办农业是因粮缺而兴的，到崇明先是定量问题。当时正是壮年，在校每月42斤，到崇明要党员带头减粮，每月39斤。为了抢时间修大堤，早晚出工劳动12小时，很多人始知粮食可贵。每天两稀一千，尽是八分饱。文教大队的教师也不大讲究体面，伸出长长的舌条舔碗，在地下拾掉下的饭粒。有的教师家属省粮搞点炒米粉，添补劳动的丈夫。中国的俗语“斤斤计较。”到这时已变为两两计较。时有为克扣饭量而吵闹的，走后门的、拉关系的，搞伙食工作成了一代红人。
去崇明前已经连续两年，党团员积极分子上交布票，多数人无新衣与存衣。前两个月，日夜和芦苇混在一起，从割、捆、运、倒出地面挖、担，奔波在芦苇地上，衣服烂、缕，鞋子穿孔，指挥部搞来修补组，用各杂色布条为之补衣，工地上五颜六色，悬鹑百结，补鞋难抵芦扎穿，干脆赤足奔波劳动。
修堤围垦抢时间，但缺经验。选址海水数十米处挖修一米宽，两米高的泥墙。60年11月出现100年未遇的怪潮四米七，修堤人无此常识，又舍不了劳动成果，奋力与海水搏斗一小时，终于抵不住汹涌的海水，把堤冲垮了。逃走快的跑到中心路，慢的被海水围困在孤岛高地，幸无被海水冲走人。但在搏斗中，喝过海水的，很多人吐泻，医务室抢救。过后这句话向蔡佩君回报时，她冷笑了“抢救”两字。
布围垦指挥部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科技工程人员科学施工，退回小堤100到200米，重修大堤，地表拉毛，泥土粉碎夯实，七米铺底，内坡一比二，外坡一比三，四米封顶，分段修筑。海潮上时暂停，潮退抢修。在大堤内外100米取土，每日每人担200担，多者300担，来回200米，封顶时爬坡七公尺高，烂泥光滑，采用芦苇把子填洞形成阶梯，日夜奋战，早晚出工，两餐吃在工地，地冻挖不动，用火烧化，每日平均劳动12小时，四个半月合拢。
少油无菜半饱饭，强劳动，很多人撑不住了，全部三分之二的人患浮肿，我自己除浮肿外，支气扩张吐血了。很多人希望轮休，家人团聚，我无家可归，留在农场看家。弟弟听说“劳改”，春节到崇明与我同过春节，经解释去疑回家报母。母总不放心来上海了，住在闸北中学体育储藏室的垫子上，支书蔡佩君叫回我大批评，影响老人家来此说：家乡困难。万般无奈，把母亲送往刘传善家去。但在这点上，与李圣会的父亲在提篮桥监狱服刑，其母来沪住青云路宿舍，并出具证明，提审法达到探监，成了显明的对比，天理何存。
吐血住院七天，回到崇明轻度劳动。母亲离沪回山东，到曲阜讨饭，总算都有归宿。“修堤三更忙，三月肉不尝。泥裤骑草牛，芦棚梦又香。”大堤完成，转入大田平整，劳动强度稍低，但每人体力储蓄渐竭，尽皆希望返沪饱餐。谁家都是半饱，还有省点粮给参加围垦的亲属。文教大队濮子瑞，十六铺下船，先打电话给在众义港小学的老爱人，先烧斤米饭，等到家就吃。工业大队的一人回沪，妻子把三口人的肉票买猪头肉烧一小锅，临上船全部吃光。船到江心肚子疼挨到南门港，胃已穿孔不治身亡。地区大队一女工听到轮休返沪，高兴的到河边洗头，因晕倒在河里淹死了。
不管怎样，当年收成26万斤水稻，我被先进，奖10斤白大米，给我10天休假，去了曲阜，看望母亲，并会见了弟弟。4．甄别之后。
58年反右派斗争，59年反右倾，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等三面红旗。在浮夸风紧吹中，彭总打下去了，红军帅孟奇打倒了，农业副总理邓子恢下去了，周总理、陈云等不准多讲。总算解决了一个问题，谁也不多讲话。但各省上100万饿死人，是纸内包不住火的。在国外，高级民主人士中纷纷扬扬，中央的看法，有的则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代替了“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之后，对大量右倾分子进行甄别，从农场到上海区委，及在校会议。对此谈了我的想法：
“既通又不通，半通不通。”
我的所谓通是有些话确是我讲过的，所谓不通是有些话未讲过，而且证明是假的。如：李圣会证明在青云路宿舍，与他单独讲过： “农民埋怨党。”根本没这回事。这里所谓半通不通，有些话是在支委会上讲的，而且先讲过，凡讨论问题讲的和背地散布不同。
区纪委最后结论，还是留了很长的尾巴，在反右倾中讲了一些夸大话，但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经过批判有所认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不恰当，予以撤消。于是，回上海到和田中学任教，结束两年围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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