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的弯路转回来。
文革初期，和田中学人事干部俞明三按书记应和邦的意见，给我所在居住里委信件： “……反革命予以监督专政。”因此，文革初期两年在校被专政，回家被专政在里弄劳动；另由工宣队给在海南的儿子同心的组织公函说：我是敌我矛盾；给在黑龙江军垦农场的女儿育申单位同样的公函，致使女儿改名数年，和我断未往。
文革结束，马作云主持工作对此搞两件事。公函到我原籍取证来推翻俞明三、任正发两人去山东回来，掩盖原籍己出证明“中农成分”和到敌军工作的真实情况、继续以地富出身和投敌动摇加以迫害的诬词，在人事档案存查。另根据在校工作表现，群众反映，在任等极力反对情况下通过了评选（我为）先进工作者。马离校，刘干接替后锣鼓送喜报到家以解决里弄群众的观感。直到邵有民主持教卫工作时，我参加了区表彰先进工作者大会。
表彰会后，和田支部书记刘干拟要我主持和田教导处工作，邵有民答复“另有任用”。77年9月刚开学，被任闸北五中革委会主任、支部副书记。该校是重灾区，因临北站，文革初外地造反串连队先到该校沉渣泛起。书记被打重伤，校长是民主党派靠边，两派造反长期混战，文革虽结束，两派冷战甚难开展工作。因此，起用老校长、老教导，端平两派首领，打击混进劣迹者，以体育入手整顿秩序，以便开展教学工作。苦战三月基本稳定，在全区交流，区教卫办肯定了闻北五中稳定速度和做法，并公开给以大力支持。
77年冬，上海市恢复文革前实行的市区、重建中学办法，以适应全国各省市恢复考试入学、择优录取的竞争，确定市北中学中唯一的一所市属重点。而市北中学是上海市中学中，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文革命中市北红旗造反，参加市的大型活动，头头江洁、姜绪法在市中有名气，是市文教系统的重点。徐景贤数次来校，并参加过修改党章的活动。闸北区的唯一市属重点决心整顿。文革结束虽已进入新的领导成员，掺沙子难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因而重新建立领导班子。77年4月，决定我和张健同时进入市北，着手改组。
2．阴影笼罩下的决战。
进校时的组织状况还是文革中的基本形势，成员以文革中的人为主体，如：教革组，一是老教导宗承瑄还未恢复党籍，因此以姜绪法为主；在后勤组虽刚调来了苏从虞，不是党员，而以华子欣为主。这样首先就是体制改变重新任命，撤销教革组，建立教导处。老教导宗承瑄由区任命副校长，语文组长徐璋荣任教导主任。被打入校办工厂的老一级教师于彝陵任副教导。后勤组撤销，建立总务处，区任命苏×为副校长管总务，提美术教师黄建忠为主任。文革中的原副主任朱仲生区任命副校长。上述组织的确立，像捅蜂窝一样，反响强烈，用左的言词加以抨击，在人事方面，提出了宗承碹因历史问题未恢复组织生活，徐璋荣刚解放时在市东中学当学生时抵制接管，于彝陵历史不清内控对象，盛特亚老右派怎能当物理组长，于雁群文革中逍遥不工作怎能当外语组长……等组织路线问题，这样做“胆子太大了”。
新建的领导班子七人中，新调进两人，先已调进的两人。原校的三人中，一人是中间，一人被压，一人是校革会的，还有一定影响。校内流传老市北、新市北的讲法。因此，在长达近年的落实政策、整顿组织中逐步解决，恢复宗承瑄的组织斗争很激烈。解决右派、历史问题共达30人之多，市北整党中清除了文革党员姜绪法。这样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才巩固稳定了新班子。尽管这样，矛盾还很尖锐。如：我允许外单位借用市北礼堂，受到华子欣的抑制，华说： “过去借用礼堂要两委批准。”被在场的教育局长钟一陵当面批评： “什么两委？校长说了算……。”之后把华调出市北。
在市北工作上路，阵地巩固后，曾出现政治上的反复。第二次整党时，马作云、郑风璋均己调区委、人大工作离开教育局。应和邦从塘沽中学到区教育局，先以房管局长贾宝奎到市北整党调研时，提出文革中我去调查应的问题，后以整党中回顾整顿思想来提出文革中参加“教革会”的事，两者皆属反攻倒算性质。但此时今非昔比，可说：“有恃无恐。”前者我很简单的提出：是因我划成分我批判文章来反对说明，后者则因是整党，作了检讨：
1．当时毛主席号召造反，表示自己跟上形势。
2．参加造反求得保护自己不被迫害。
3．后因双方均对我批斗而不参加了。
应和邦虽对此表示满意，贾宝奎亦认为不全面。但这时我的所有问题均己重做结论：
“过去反右倾时所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文革中的批判是错误的，予以改正……。”（大概是这样）因此全部是历史问题，谁也不敢借此搞什么手脚了。
3。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协助解决几个人的苦难史。在解决市北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的同时，协助解决了几个人的历史包袱。从此看到在左的年代有多少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党的工作损失，群众积极性挫伤，这不仅是同病相怜的个人友谊。所以，放在拔敌反正、万象更新的篇幅中记录下来。
(1)朱玉德：是在崇明围垦同队相遇认识的。当时听说：家庭五亩地出租，与大哥玩船运和教学被划地主，而剥夺教学权利而受管制的。听后只讲过：如果真是这样不会划地主，而是小土地出租；再者有父当家，自己则是地主子女而不是地主。在当时是留有余地的讲法，谁也不敢为之翻案。
77年再次碰到则鼓励提出，我在区为之疏通，从教育局到在其所在单位的第一总支提，教育局协同派出所予以纠正，卸下20多年的沉重包袱。
(2)董定文、江溯夫妇俩。在前面写反右时期曾做凡例时提到：董是新沪中学建党对象、工会干部，在鸣放中约请文汇报记者，被指控搞大民主被划右派，流放大西北。夫人江溯在闸北三职校，反右时无人写大字报，受群众委托，以增资为题材写大字报，在找不到右派对象时去充数的，流放西北两人结婚苦渡20多年。此时三职撤销、申诉无处去，我为找教育局，指定人放下其他工作，在七天内为之改正，并找关系使董定文户口到沪，然后转入江溯的娘家杭州，夫妇安度晚年。(3)史式渊：是在新沪中学时的历史教师，知其解放前在北师大学生时代，曾反对过学生运动，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思想改造时己交代过，在反右中以敌我矛盾开除公职，群众监督，命随其夫张宝祁去大西北，因病回沪，靠老父生活。后由董定文联系找到我，托人从闸北法院转到虹口法院的申诉、报告，辗转反复拖近年时间，由虹口公安局判决无罪恢复一切。此己到退休年龄，学校办理退休手续，领取退休工资。虽历20多年的艰苦磨难，数次增资未着，但毕竟恢复名誉、政治地位，再次赴海南三亚三中任教，旅游海南、广州、昆明，回沪安度晚年。
(4)石恒秀：在前面反右倾时曾提到，闸北中学支部书记蔡佩君为攻破当时所谓的李、石、王、梅四人宗派，拉拢王家与，抛开梅廷树，攻破石恒秀的战术得以成功。石恒秀出来揭发，我与之共同讲“反对毛主席三面红旗”。结果每次牵连到石、记下账，为此留党察看一年，加上春节返里为买票仿刻章，坐牢半年，开除党籍、公职，打回老家。在临行前，院中整理物品时对我说： “上当了。”之后在农村被监，因农村闭塞，文革结束政策变化、拨乱反正等均不知。我忘却和抛弃前嫌，设法函告，为之恢复党籍、办理退休。过一年又为之办理改退休为离休，并招待来沪儿子，后石来沪两次，谈及当年痛哭不已，悔恨莫及。
(5)濮子瑞：是崇明围垦时同队相识，只知其因历史问题，作为反革命处理，是内控对象，学校职员工作，其兄张×（过继舅父姓张）上海师院教授，妹妹濮子珍，妹夫蒋孔阳都是复旦大学名讲师，现是教授列为国际名人录。
文革结束在给很多人改正历史问题时濮讲出：自己在抗战时，任过重庆×中学训育主任，思想改造时向组织交代，58年撤掉教师减少工资，到年限只能退职不能退休，协助他找教育局人事科，经多方查证，均无反革命历史档案，但又无法改变原宝山县北郊区定的反革命。因此，费尽周折只能允以退休，领取退休工资。以补助困难另发三千元，暂告一段落。在此基础上，于去年宝山县发文，纠正定为反革命的正式文件。
七、教育与教学研究是归宿。
参加革命到离职休养，中间工作了五十年。从部队到地方、党务、政权、民运，进上海从机关工作到教育工作，前面只有十三年，而在学校占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在学校的三十多年的时间，真正搞教育、教学的研究并没多大时间，大数时间是在搞政治运动。从刚到教育岗位上时政治思想改造起，历经：抗美援朝、镇反、肃反、反胡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一一红楼梦研究和批判武训传；继而反右派斗争，反右倾（大炼钢、大跃进、公社化、下乡），大办粮食、围垦，直到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搞政治运动。所以，历经十年动乱，面临青少年读书无用的影响下的政治面貌、文化素质，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因而动乱过去一切拨乱反正，重点中学恢复，决心艰苦大干弥补损失，可惜留给的时间不多，30多岁到50多岁精力充沛期己过，但总还给了几年时间，并利用参观福建、厦门两地几处中学和参观北京的北大、师大附中、实验中学的所有收获，结合市北具体条件，在分工教学的副校长宗承瑄，尤以和教导主任徐璋荣合作，摸索归纳了实践中主要几点：
1．政治思想工作：
对学生工作、要求提出的口号是三自一立。即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塑造，立志成材。在此口号下进行三三式工作：
(1)三股力量：
a．政教处、团、队干部为领导管理。
b．政治教师：教学中树立基本观点，形势教育、大事宣传。
c．班主任：日常学习生活、作风的塑造。
(2)三种基本方式：
a．政治思想寓于教学之中，例如：政治课联系实际；文史培养爱国主义、高尚情操；数理化，艰苦作风，四化建设。
b．政治教育寓子各种活动中：各年级各时期各种节、假的活动。
c．寓于日常管理制度中：学校常规、组织纪律、社会道德表现、生活作风。
(3)三种基本内容：
a．四个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劳动观点、阶级观点、集体主义。
b．道德品质、公与私、个人与集体、团结互助。c．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每学期贯彻三三式在时间安排上，开学初常规教育，建立各种制度；期中是体育卫生、节日教育、文艺活动；期末表扬评比，树立标兵。
2．教堂研究：
从教研工作的长期性、连续性、灵活性等特点出发，任何集中活动、政治运动都不能教研中断积累资料，反复实验。从实际出发（指市北中学）提出总的口号：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基础踏实。
要求严格、具体叫一三五。
(1)-个正确的学习目的。
(2)三个关系处理好：
a．德、智、体的关系。b．文科与理科的关系。c．理论与动手能力。
(3)五个学习环节：（一）预：提倡进课前粗视、疑难画出，到此集中精力思想。
（二）聆：每人难以45分钟全部思想集中，凡属定理概念、难点，全力以赴。
（三）练：每课后对新授练习。
（四）温：新旧联系、前后串通、温习巩固。
（五）问：指疑难不放过，问工具书、教师。
(4)为巩固贯彻上述教学研究，每学期时间安排为：
开学初抓两点：
教研组活动计划～一科学性、合理性、稳定性。课程表全面安排～一科学性、合理性、稳定性。期中抓两点：
群众性的质量分析，教研实施检查。期终抓两点：
各科教研成果一～档案、入册、宣传。
先进事迹人物一一档案、入册、宣传。
(4)保证教研活动成果注意的问题。a．培养能力要具体到自学能力、实验能力、综合分析能力。
b．从实践中解决通常认为的两种矛盾。体育和学习成绩的矛盾。
男女同学智、能差异问题。
前者，以体育活动的时间、精力充沛的弥补（84年全部男排高考录取）。
后者，在调研中的智力因素、社会习俗的影响。c．教学与考试的要求： （以市北择优为例）
四三三的比例：
即40%基础知识，30%综合运用，30%拔高看优次。并以随检教案、随便听课作保证。
3．后勤工作保证教学第一线。
(1)思想建设第一位
a．为第一线服务思想。b．为师生服务思想。c．后勤荣誉感思想。
(2)组织分工岗位责任制。
a．按工种接近分组。b．明确职责记录。c．定期检查评议。
(3)当家理财的主导思想。
（一）保证第一线：仪器设备、体育用品、图书资料、实验费用、电教设备。
（二）经费使用原则二四六。
a．二不原则：不违反制度，不铺浪费。
b．四该原则：该买则买，该用则用，该做则做，该备则备。
c．六能原则：能省则省，能减则减，能修则修，能补则补，能代则代，能借则借。
（三）定期审检预决算、防漏（临时变动）、防陋（习、近水楼台）、防两极端（老好人，丧门钟）。
（四）福利设施免除后顾。
托儿所、缝衣、洗衣、洗澡、理发等，日常牵挂；代购粮、菜等，尽量解决。
关于革命生涯历程的主要回忆到此。
附对学生学习要求口诀。课前预习要经常，带着问题进课堂。集中注意力，要点记笔记。复习懂原理，才能做练习。作业独立思考，订正不可缺少。每个单元要复习，作业测验不抄袭。成绩要分析，缺漏在哪里。课间要休息，思路才清晰。阅读扩大视野，概念公式背过。
上述回忆应在83年中央10号文件精神办理离休，由于工作需要，区委书记马作云告知延长。于是，85年底办理离休。
结束语：
84年高考市北录取96.8%，排球队员全部被录取，当时很重视高考录取比例。有的学校为提高百分比，采取留级和对不参加高考不记数办法，而市北是以在校毕业总人数计算。
85年12月20日办理离职休息手续，继续留校搞毕业班工作到87年暑假完全休息。之后，参加区委教育文代讲师团、教育局督导室等义务工作；参加闸北教育退协职工业余进修学校活动，老干部局的政治学习和各种活动大多参加。因组织关系未转出，任市北离退支部书记和市北中学顾问工作。
后记：
每个时期均曾在后记中，记录几个与当时的时代特点相关联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积极的、消极的。而在解放后这一段，主要是记录在10年动乱年，即文革时期这种特殊阶段，各种人物的表现不一的情况，选择与我的经历有关或者所熟悉，认为有代表性的列于后。
A型：
关锋：文革初期曾是轰动全国的风云人物，称之谓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我与之关系是39年关在鲁北地委时称周部长，我在济阳工委时属其领导，后我到齐河时直属上级。从渤海南下时曾和万钧同志同去看望他，之后从未有来往。文革中期，我被关押时，和田中学抓此，自认为良机，去叫他写我在济阳工委是否叛变事。据当时曾见过材料的邱其彬透出：关在写的材料中，看出虽在囹圄之中，还坚持其材料的真实性。上写：“……来人让我写关于×××在垛石桥叛敌事，当时我未听说其叛敌。之后，我就不知了……。”从文字上看虽未肯定和否定，但在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上策。
马子明：是44年在济阳时的老同志，文革前在四纺机任保卫科长时，由于内部矛盾曾被诬审撤离领导，文革中担任门卫混日子。在文革初期，我被监督劳动时，走到中山北路碰到他。因我穿破衣拉车子，他不顾周围人多耳目多，大声道：“这是干什么？”我回答在接受审查，他又大声喊道：“审查什么？审查个屁……。”在当时那种环境，那种气氛，确是难能可贵。
B型：
严寿华：是王家玛的好友。文革前，王在九中时，在共和中学任教导，文革中两人同到我家而认识。文革中被造派毒打时，编造招认与王共谋拟逃往苏联，并编造路线先到内蒙王的舅处，再行出境……。造反派如获至宝，一面追查王，王被迫逃亡在外，严自己亦在苦难中，长期调查未有结果，又无法结案，长期挂着不能解放。严自己对王苦诉说：“我是孬种，怕受酷刑，编假材料招供，害人又害己。”直到文革结束才安排工作。曾到市北教革组，后调业余工大，与王的关系严重影响。严曾多次道歉，逐步缓和，但在教育同仁中软骨病的形象难以完全消除，自己内疚难平息。
沈楠园：
是50年代我在闸北中学的同事。他本是解放前在上海铁路为地下党工作，解放后任铁路局科长职务。58年到闸北中学，当时表现左比右多，适是大炼钢，搞停课炼钢，人民公社在郊区轰隆大上，自带学生步行军办法下乡支援秋收，每天劳动后操练，长期劳动体力大减；返校行军，路上很疲乏，又缺水，要求休息不准，叫行军中唱歌提高士气，师生间怨声载道。由于高傲主观，杨少柯来校，称之谓“五天大宴，三天小宴”（指因不合而矛盾）。
在文革中适逢左上加左，揪叛徒成时髦，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经不起，乱咬特务叛徒。凡在地下工作时的同志，在一起工作都被咬成叛徒，达60多人受到迫害。其中，包括自己的妻子简祥玲。尤以有些戏剧性的是，中央的一位红军出身的副部长被咬成特务叛徒，撤职后去喂马，在被审讯时说：“我从未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而且沈楠园和我在一起时也未参加过什么反革命组织……。”当然，这种态度在当时要受苦，但这位老红军坚持真理，尤以不计恩怨，虽被沈诬而还为沈洗刷，实是铮铮铁骨，两者相比何大差异。
C型：
何岳宝：是和田中学时的同事，当过青工，上过工农速中到大学，在唯成分论的年代，养成自来红，高人一等的思想，文革时期左倾泛滥时，其左的思想作风已达高峰，号称老正确。
文革初刘邓，每会都声色俱厉，拍案大骂，誓不而立。清队搞群众时，大字报数多，“质高”已达粗野程度，成了大小会的先锋一支枪。75年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共工作，毫无转之难，每称：“我早就认为批邓是错的，是林×搞鬼……。”并大加赞扬。不久，第二次批邓，何立即拿出文革初期对邓谩骂诬陷的印刷品照抄批判，积极写大字报。四人帮倒台后，立即反转，别人提以第二次批邓用初期诬陷做材料，根本不承认有此举。樊×老教师对其称之像小丑一样。王德芳：文革前是河南北路小学职工，60年崇明围垦借到堡镇学插秧骗取一农民姑娘成婚，返沪后到和田中学工作。文革开始，两派矛盾两边拉关系，都表示是倾向这一方的。后“东方红”声大，通区而王明两边站暗倾“东方红”（学生造反派支持的旧领导）。67年在两派矛盾对立，王因到染化二厂打电话招人、搞武斗被对方看见，毒打致伤。两派联合复课，“东”占上风，王被提任农基教师，而闹出前面曾提到过的“地球比太阳大”和“黄河发源于祁连山”的荒诞无稽之举。总是两派之利，校内称其两性，郭玉忍老师却说：“王德芳两性，一是人性，一是狗性，但狗性多于人性。”上述三型，是10年动乱舞台上的表演，随每个人的判断而其优劣吧！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