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来已经很幸运，没有什么亏不亏
秦克铸
我的老家是原博山县四区的一个小山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村里不少人都是建国前的“老党员”“老革命”，比如，苏言铭、于子厚、赵景槐、秦玉俊、黄星五、黄振田、于永清等，包括我的父亲秦宗宜，他们都是1939年前后入党的老党员，但他们从来不摆老资格，即使是涉及待遇这样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他们也从不与组织讨价还价。我曾几次问过我父亲，你是1938年的老党员，1939年7月就开始在村里担任“青救会长”“青年团长”“农救会长”“青抗先”队长、村书记，革命了一辈子还是个老农民“亏不亏”？建国后你就开始担任盆泉乡民兵队长、副乡长、乡长、乡支书，公社成立后又担任公社党委委员、工业部长、制修厂书记，而退休时的参加工作时间却是从1956年第一次开工资开始计算，你亏不亏？每次父亲总是说，与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比，我们这些活着的已经很幸运、很知足了，没有什么亏不亏。
小时候我真得不理解他们这代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通过学习党史、国史，通过整理村史、村志，我了解了更多的人和事，才慢慢悟出，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提着脑袋干革命”，能够活下来确实已经很幸运了，其他真的无所谓。
我们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也是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1941年七月初六被叛徒出卖，在博山宪兵队受尽酷刑、宁死不屈而遇难，时年只有32岁。1939年我们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党政军群的第一任主要领导有七位：赵炳灿（党支部书记）、栾尚书（组织委员，兼农救会长）、苏荫恺（宣传委员，兼正村长）、赵景才（自卫团长）、黄星五（工救会长）、秦宗宜（我父亲，青救会长）、周庆芳（妇救会长）。这七位主要领导中，赵炳灿1941年被捕，惨遭严刑拷打，被宪兵队割掉一只耳朵，用匕首洞穿腿肚子，留下终身残疾；栾尚书、苏荫愷，1941年被捕后，在博山宪兵队惨遭刑讯逼供，宁死不屈，视死如归，英勇就义；赵炳炎，1941年被捕后，被拉往东北煤矿做劳工，遇难身亡；赵景材，在1941年的北洼伏击战后，被鬼子召到石马扣押起来，逼其交代村里的党组织及八路军的去向，历经90天磨难，才被赎回；周庆芳1941年大逮捕时，为了保护我父亲，被鬼子逮捕，受尽磨难才被组织营救出来。我的父亲秦宗宜、乡亲黄星五，虽然没有被捕、牺牲，但也是出生入死、九死一生。
我们村的党员副村长于三甲，1941年在主持工作期间，应招赴北博山伪区公所开会，鬼子欲在其归途实施抓捕，幸在北博山党组织掩护下绕道石马返回村中，从此一病不起，不治身亡。因为是中共党员，崔奉宝、赵景梁、于泽甲都曾被捕、受刑，被鬼子关押长达五个月以上，受尽折磨。烈士苏文铭的父亲，就因为与他的学生我方公安局长夏新生见了一面，就被国民党四师密探抓捕活埋了。我们村早期参加革命工作、参加八路军的苏词铭、苏文铭、苏安铭、岳西铭、于学孔、崔效德、秦玉栋，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二叔秦宗福、乡亲于学德、于学芹、苏佑铭，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身心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好在他们还有个“革命烈士”或“荣誉军人”的名分，而像共产党员赵炳焘、栾尚书、苏荫恺、赵炳炎等，他们都是被敌人逮捕后惨遭杀害，或者被拉往东北做劳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到今天连个“烈士”的名分都没有，他们为之奋斗牺牲的美好生活一天都没有享受到。
想想这些革命前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太渺小。了解了他们的经历，我们才会真正理解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