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末，在天寒地冻的一个个夜幕里，我随着抗大一分校的队伍，东下太行山，突越平汉线，驰聘冀南平原，跃过津浦铁路封锁线。在1939年底，进入沂蒙山区。从此，在那里待了十多年，渡过了我的青年时期。如今离开那里又近半个世纪。那里勤劳朴实的人民，那里的山山水水，战争年代在那里的经历，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引起我思念。年愈久，思念愈深；人愈老，思念愈频。
我们住过沂蒙山区许多村庄。所到之处，群众都热情迎接。给我们腾房子，搬桌凳，使我们一住下就可以工作。曾经有对青年夫妇，主动让出住房。初到时有位大娘把煮鸡蛋送到我们饭桌上。有一次，夜里咳嗽不停，房东大娘不仅去看望，一大早就送碗加醋荷包蛋到我床前，一再劝我吃下止咳，感动得我热泪盈眶。病重住卫生所，敌人扫荡时，群众用门板抬着我，翻山越岭，东躲西藏，掩护在群众家里，送饭送茶，直到病愈归队。如果没有群众的热心照顾，我们工作要困难得多，病中的我，更难予躲过敌人的毒手。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地给我以温暖和鼓励；他们不一定是同志，我们之间却凝结着同志般的情谊。
垛庄是山区较大的村镇。村中刘家的“燕翼堂”，是四进四出的大庄院，是战前山东省委某领导人的祖宅。他牺牲后，家里有好几个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我们住在那里好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那里进行军政教学活动两、三个月，到40年秋季敌人扫荡时才离开那里，转移到北边的芦山一带同敌人周旋。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垛庄是我们进入沂蒙山区住得最久的一个村庄，当年的老战友谈起在沂蒙地区那段生活时，总念念忘不了垛庄，忘不了既送子参军；又带领群众为抗战部队做鞋袜，被人歌颂的“拥军模范彭大娘”。我住过沂蒙山区许多村子，却牢牢记着这个在前进路上值得纪念的山庄。
抗战进入1941年后，敌人的扫荡频繁残酷。用所谓铁壁合击、铁筒合围、拉网战术，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攻根据地的军民。根据地日益缩小，城镇和重要村庄，敌人都占为据点。群众处境更艰苦，军队活动更困难。少数人对胜利失去了信心，个别的甚至动摇叛变。在这种形势下，1942年3月，罗荣桓政委在朱梅村给我们作了“坚持斗争，渡过黎明前的黑暗”的报告，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的变化和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指出当时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虽然困难最大，斗争最艰苦，只要坚持下去，不远的将来，胜利的曙光就会照遍祖国大地。听了罗政委报告的精辟分析，胜利的信心更强、斗争意志更坚定了。经过一段苦斗，终于迎来了1943年形势的好转，根据地不断扩大，军民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所以，每忆及抗战最困难时期，就想到了罗政委的这次报告给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每想到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即将到来时，就引起了我对罗荣恒元帅的怀念。他在朱梅报告时的庄严镇定的神态就浮现在脑海里。。 我在五大队二队任政治教员。二队是以连排干部为主，兼及少数班、营级干部的连队。红五月竞赛时获得优胜队称号的荣誉和校领导的奖励。它在41年反扫荡前的费县兴国庄，为阻击敌人的突袭伤亡了七人；在北沂蒙的蔡庄遭遇战中，为抢夺制高点伤亡了二十七人；在蒙山里的大青山下梧桐沟，为掩护山东党政领导机关突围，同敌人反复拚搏中，牺牲了五十多人。许多学员负重伤后，把带的表格、密件撕碎埋在身下浅滩里，最后都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队的几个干部也都牺牲得非常壮烈：区队长段现云同志负重伤后，还奋力高呼：“为民族报仇！”军事教员兼副队长汤士恢和副指导员孙士敏同志，潜入沟口独立家屋，凭窗消灭了几个包围他们的敌人。指导员程克同志在拚搏中咬掉敌人一只耳朵。队长邱则敏同志，一面收集学员的子弹，用仅有的一挺机枪射击敌人，一面高喊：“同学们，这是我们为祖国牺牲的时候了！”鼓励学员们同敌人拚杀。他们都不愧为人民军队的英雄，他们都不愧为祖国的好儿子。他们的音容笑貌，仍使我们感到那么亲切可爱，他们的英雄形象是那么伟岸高大，他们为祖国、为民族、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精神，常常激励着我：要忠于人民的事业，要忠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使我在长期困难处境中愈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近年来，我常常想到他们牺牲的地方，到安葬他们墓地去凭吊他们，山东的老战友也常来信盼望我去，总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如愿，引以为憾。几次从《抗大历史研究》上看到安葬他们的陵园照片，我总不禁久久地注视着、注视着，怅然失神，不能移开，寄托我不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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