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沂水县的高家店子村。这个村子在那一带是一个小村，现已划归沂南县管辖。村庄坐落在一块由沂河冲积而成的小盆地中，周围比较平坦，西北约100公里处横亘着沂蒙山。村西紧靠着一条长约2500米、宽约200米的沙岭，上面树木葱郁，秀色怡人。村北就是高家的祖坟茔地。沙岭西侧是一个陡坡，下面就是清澈的沂河。这条河发源于北面的鲁山，即今天的沂源一带，由北向南绵延几百里后汇人大运河。冬季枯水期，村民用木棍和高粱秆搭起便桥，两岸即可通行，直到第二年开春涨水前拆除。春夏秋三季，河中舟楫往来，村子里的人们，耳畔常常萦绕着纤夫们的号子声。夏季山洪暴发的时候，河水暴涨，奔腾咆哮，从上游冲下来的树木、被毁房屋的木料以及庄稼、鸡鸭、牲口牛羊等在洪水中此起彼落。这仿佛是上游惨遭灭顶之灾的村落向人世留下的最后信息。每到这时，总会有一些大胆的村民，手持长杆，立在河边打捞水货。
在晴朗的夏日，这条长长的沙岭和在它身边静静流淌的沂河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村里的孩子们几乎每天都在沙岭上玩着各种游戏，或蹦到河里摸鱼、游水，累了就趴在沙滩上晒太阳，一个个晒得黝黑黝黑的。
暑假时我大哥回来，就在沙滩的树下教我写字、写英文单词和算算术，还教我唱中华民国的国歌：“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首歌我至今还会唱。
记得有一回我在河里游水，一脚踩着一只甲鱼，俗称之为王八，我就赶紧吆喝岸上一个拾粪的孩子，叫他把粪叉子扔过来，把这只王八叉了上来。好大一只！拿到集上居然卖了五十个大铜板。仲夏之夜，沙岭又成丫人们乘凉的好去处。入夜前每家每户都有人带着蒲扇和席子上去乘凉，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唱戏的唱戏，拉琴的拉琴，说书的说书。再加上家长里短，庄稼收成，红白喜事，秋收冬藏，永远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孩子们则在那里追逐嬉戏，永不厌倦地创造着各种花样翻新的游戏。直到夜半时分，天儿凉透了，才各自归家。
秋后，场院收拾完了，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那时，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但也有很多游戏的办法，比如用破布棉线缠个球，就玩出很多花样。再有就是孩子们分两个阵营进行赛跑，或是捉迷藏、踢毽子、打拐等。还有，弄块平板石头扔来扔去相互击打也是一种玩法，称之为打瓦。冬天农闲时节，小孩子们几乎天天集合在一起玩耍，特别是一到晚饭后，谁要是当街一吆喝，各家孩子放下饭碗就都跑出去。
那时村里的孩子个个脑袋后面留着一条小辫子。两个人打闹，上来先抓辫子，谁先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谁就争取到了主动。然而我们兄弟却是例外，我们从小就穿长衫，压根儿没留过小辫子。沂河在洪水暴发的时候全是黄泥汤，洪水过后大约一个星期，又清澈见底了，又可以下河洗澡，捕鱼捉虾，船舶又可以正常通行。有时如果是顺风顺水，则只见群帆列队，斩浪劈波，一路向下漂去，场面蔚为壮观。我后来在中学时唱过一首《行船乐》的歌，歌词是这样的：“拔起船锚，搭起帆篷，冲涛破浪奔前程。别离故土，万里乘风，真个是凭虚御空。舟舷斜依，绿波白浪，轻捷似箭快飞扬。帆随手起，就熟驾轻，出没天际似云龙。… ”每当我唱起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家乡的这条河，心中就激起一阵阵的思乡之情。
高家店子村南、村北土地肥沃，一般为富裕人家所有，人们在那里种小麦和谷子，但是谷子产量低，所以种谷子的人并不多。村东是一片涝洼地，人们在那里种高粱和豆子。由于土质和地势不好，农作物单产量很低。从那儿再往东去，就是丘陵地了，土地质量就更差了，只能种些地瓜和棉花。那时，村子虽然守着河水，但不会引水灌溉，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样的村子在当时的山东中部相当普遍。村子里一户地主都没有，大约一半人家按当时的标准也只不过是中农的水平，刚刚能吃饱肚子。还有一些人十分贫困，一年到头总也吃不饱穿不暖。
村里人都姓高，只有一家姓黄的是外来户。他家一个孩子叫黄秃，比我大一两岁，我们两人常在一起玩儿。一次雨后我们俩结伴在村东一个水坑里洗澡，我当时还不大会游泳，下水后不知为什么游错了方向，突然溺水在那里挣扎。黄秃见了，从后边一把将我拉到了岸边，救了我一命。
村里有一个名医叫高太原，远近驰名，夸张一点儿说就是手到病除，但这人性格有些古怪。比如有人来请他看病，称呼他高大爷，他会侧目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比你爸爸大？用轿子去接他，他会说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坐轿子？我要走着去。这位老先生九十多岁去世，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人们说，他一辈子给人治病，积德行善，得了好报，无疾而终。
2006年11月，高家店子隆重地举行了一次祭祖仪式，续订了家谱，而上一次续家谱则是在民国初年。家谱是一本用刻板印制的厚厚的线装书，在书里，在高氏十四世业裕支派下，有一个名秉晋，字应久的，这就是我。自打明朝年间先人迁来此地，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16代了，现在已经繁衍到二十四五代了，我现在是高家辈分最大的。
当时沂水有高、刘、袁、黄四大姓，高是第一大姓。高家店子在我记事时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分属前村后村，中间隔着一条路。前后村的人同属一个大家族，有着共同的祖宗，但常常闹不和，甚至还出现过大规模的械斗，结果打伤了不少人，抬到县城打官司。高家店子的人从本质上说都比较老实，除了少数人到外面念书外，绝大部分人还是在村里祖祖辈辈地务农。往南一里地，和高家店子相邻的刘家店子可不是这样，刘家店子出过不少在外做官和经商的人，其中有的人不仅在济南有产业，而且这一带十里二十里开外，也都有他们的不少地产，由佃户帮他们种。他们村里的人很神气，虽然距离很近，但基本不和我们高家店子的人往来。为了防土匪，他们沿村外围砌起高高的土墙和炮楼。晚上还有专人打更放哨，远远望去，一个垛口点着一盏灯，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只是到了刘家店子里死了人，出大殡的时候，外村人才有机会进去看看里面的模样。出大殡是讲排场的，他们有时光是纸人、纸马、纸轿子、纸鸡、纸鸭、纸钱就要烧上好几个时辰，这时外村人只要手拿一刀烧纸送去，就可以进去吃顿席。
我们这个村子虽小，也是一个小社会，村子里虽然大部分人务农，但也还是有操持其他营生的。．有做小买卖的，每天挑担子出街，卖些豆腐、杂货类的东西，完了就凑到一个小屋里打牌，玩钱，很是逍遥自在；有不务正业的，整天四处闲逛，让人在背后指指戳戳；有当叫花子的，大冬天里找不到个烤火的地方，在街上冻得发抖；还有的穷得在村里混不下去，只好去“闯关东”。闯关东可不是件小事，因为一般人认为足有去无回的，一家人哭得像到了世界末日一一样，有的人出门死在外面，连尸首都回不来了；也有出去当兵的。由于村里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所以需要有人牵头，对一些公共事务做一些决断，而这种事情就往往由村民们选出的年纪大、辈分大的族长承担。如果有谁在村里闹得太不像话，做出了什么不敬不孝的事情，族长可以把他送官，告到县里。
祖父以上的老人，我都没有见过，从我记事时起，虽常见祖父，却如同路人，关系并不亲密。每逢过年给他磕头时，会得到一个铜板的压岁钱。这一个铜板，当时够买一个烧饼。
在高家店子，我们这一支号称书香门第，在高氏家族中还算是有地位的，我父亲高云庆清朝末年曾获得“举人”称号，在沂水县做过督学。家谱上这样写道：“云庆，一字瑞亭，一字缦卿，号小圃，邑庠生，宣统辛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壬子奖给师范科举人，学部司补用，民国元年任沂学堂监督，沂水县视学职。”他后来还在安徽、济南等地做过中学教师。早先，高家也出过一些文举和武举，一旦有人中举，就在祖坟茔地前面立起旗杆，以示光宗耀祖。我小的时候还能看到我父亲“中举”后在祖坟茔地立的那两根大旗杆，有电线杆那么粗，每根旗杆上装着四方形的升和斗，后来被好事者往里面扔石头砸坏了。那时我没少在旗杆下走过，倒从来没有看重过那两根旗杆的价值。
我出生于1914年旧历11月16日。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在离高家店子二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子另立了家室，从此不大管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了，实际上就等于抛弃了我们。父母分家的原因我们长大后很少探讨，母亲不识字，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父亲和我的庶母后来育有四男二女。
父亲离家之后，留在家里的是一堆线装书，还有五对大纱灯，纱灯是当年庆祝父亲“中举”的时候用过的。过年的时候，这五对纱灯插上蜡烛点亮后摆在院子里，算是我家节日的一景。后来家里穷得连蜡烛也买不起，这个节目也就取消了。
父亲的主要职业是教书，在不同的几个地方做过中学教师，晚年在韩复榘的省政府当科员。母亲秦氏是家庭妇女。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姐姐没有大名，我们小时候只是叫她“钦”o这种不给女性起大名的现象在当时很普遍，因为即使她们有名也人不了家谱。我大哥名秉恒，二哥名秉泰。
由于得不到父亲的照顾，我们母子五人只能靠和父辈分家时所得的七亩土地为生。小脚的母亲行动不便，加上拉扯着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根本无力自种，只好请人代耕。秋天打下粮食，一半留给我们，一半分给代耕的。那时的亩产仅百余斤，收获根本不够吃，即使偶尔到父亲家要点儿粮食，也仍然常常吃糠咽菜。有一次，实在没的吃了，我就跟着二哥去外村讨饭。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出来一位老者，他把我们上上下下打量了几遍，怎么看怎么不像讨饭的，很是疑惑，于是就问我们是哪里人，父亲叫什么名字。我不会撒谎，就照实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这位老者非常惊讶地说：高云庆的儿子怎么出来要饭？事情传到我父亲那儿，他把我们痛骂了一顿：你们没吃的为什么不先到我这里来要？他也不想想，跟他要的那点儿粮食够吃吗？
我的童年正值国家动荡不安，兵荒马乱的年月。在高家店子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里也能感受到一点儿外面的气氛。我们村东有一条大路，平时南来北往的商人和货运总是不断，也算是一条要道了。军阀张宗昌打仗的时候这里常常过兵，我们小孩子就在一边看热闹，但村里的大人往往紧张得不得了。最怕的是拉去当兵，如果被他们抓去当挑夫，过一阵子兴许还能回来，要是抓了壮丁多半就回不来了。再就是冬天闹土匪，那时山东土匪多如牛毛，三个一帮，五个一伙，有时一股土匪人数能有成百上千，浩浩荡荡就像支军队，他们专找大户人家的麻烦，杀富但不济贫。我们家没什么东西，原本用不着害怕，但每到冬天，母亲还是紧张得不得了，总是把几件像样的衣裳和布料放在缸中，在院子里挖个坑埋起来。
大哥秉恒比我大十二岁，他在临沂经文中学念书期间，暑假回家时少不了要照顾我。他除了教我唱歌识字之外，还对我讲一些外面的事情，像孙中山、蒋介石的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听他讲的。除此之外，他还给我讲过《西游记》《封神榜》中的一些片段。可以说，他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二哥秉泰比我大八岁，他在村里的时间比我长，头脑很聪明，但不太能吃得苦，他不论干什么事情，总是没有长性，不能善始善终。我大哥在邮政局工作以后，曾经介绍二哥去周村当邮差，他也不去，嫌穿那一身绿制服丢人。
我母亲是一位性格非常刚强的人，她一个妇道人家在农村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她经常用稗子和米糠混着少许粮食，在碾子上碾细了再搞成糊糊，给我们烙煎饼。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在灶台前，一把柴草一勺糊糊，烟熏火燎中摊煎饼的样子，她带着我们几个挺过了家里最困难的几年，很不容易，直到我大哥二十多岁工作后，家庭的生活才有所好转。母亲生活简朴，但很爱干净，成大总是洗啊涮啊的，我们身上的衣服虽然破旧，但总是缝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有一年，村里闹霍乱，每天都死几个人，而我们家却很安全，这与我母亲良好的卫生习惯不无关系。
母亲喜欢养蚕，但我们自己没有桑树，于是出去摘野桑叶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每年收了蚕茧后，母亲就缫丝，然后把丝积攒起来，准备以后为自己做件绸褂。
抗战期间我父亲失业回家，在邻居的劝说下，把他拥有的50亩地，一半分给了母亲。母亲是小脚，即使有了地也还是无能力耕种，只好请人代耕，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为了这20多亩地，母亲后来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土地被没收了。因为拥有这些土地的时间很短，人和土地还没来得及建立感情就又分开了，所以，母亲对没收这些土地也并不留恋，但让她念念不忘的，是失去了那些为做绸褂子而积攒了多年的蚕丝。当然，那里面也凝聚着我的一份劳动。待到老人去世后，我很后悔没能给她老人家买一件绸褂。
1950年我在沈阳了解到她在家穷得不行，已经到了讨饭的地步。在请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并且得到批准之后，我把她接到了沈阳和我们一起生活，一直到她1953年去世。
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时，偶尔路过我们家回来看看。我有点儿怕他，往往是给他鞠个躬，赶快躲开。他回来，我母亲照样给他做饭吃，但晚上两人总是吵一夜。
村里有一所小学，有时也能从外地请个先生来，他们大都是些新近从城里学堂里毕业的年轻人，但多数时间是由本村的一个叫高云霖的本家叔叔任课，我也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跟着学一些东西。当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十多年，私塾里的老教材已经不再使用，小学校用的课本都是白话的民国教材，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我没有学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这类书，只是后来在中学的语文课上读过其中的一些片段。在村里读小学时，先生也教唱歌，给我上课的一位先牛就曾夸过我歌唱得好，后来，唱歌真的成了我这一生中最大的爱好。
当时我一边念书，一边还要劳动，捡柴、拾荒、挑水是我的另一一份功课。村东头有一口井，水质好，但很深，我人小，怕掉到井里，不敢去打，便用二哥给我做的两个小桶到河里挑水。一个老太太看到我的样子，便眯着眼儿，韵味十足地调侃我说：“小人、小马、小刀枪。"
每到家里困难得揭不开锅的时候，母亲就把我送到姥姥家，让我和两个表哥秦鸿钧、秦相周一块儿上学。姥姥家所在的世和庄离我们村35里，沂河的一条小支流就从庄旁流过。庄里姓贺的居多，姥姥家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外来户之一。她们一家住在村东边高处的一个龙王庙里，孤门独院，一进门就是张牙舞爪的哼哈二将，再往里走就是慈眉善目的泥塑。刚看到这些泥塑的时候心里还有些紧张，慢慢地，熟悉起来我就不怕了。四舅平时种地，一旦有红白喜事，便兼做道士，给人办事。三舅有些文化，教小学，平时抽大烟，我也跟三舅念过书。有一年我正在那里读书，和四舅家的表哥秦鸿钧睡在一间房子里，半夜醒来，竟发现床已经泡在了水里，鞋也漂了起来。原来夜里河水陡涨，把大半个村子都淹了。幸好我们住的大庙地势高，才没有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不过这一次，我们还是被水围困了好几天。当时那里家家户户多少都有一点儿存粮，所以没饿着。这是我有生以来对洪水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住在姥姥家，她带着我轮流到几个舅舅家吃饭，舅舅家生活也不富裕，我也不能长期在那里住下去。这种吃人家饭的经历时断时续，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但是姥姥家对我的接济和照顾，给予我的爱，我却是牢记不忘的。
那时一年只有两次吃肉的机会：端午节和阴历年。端午节村里集体敬天杀猪，家家出钱买块肉。阴历年如果没钱买肉，起码可以杀一只自己养的鸡。但是在平时，要想吃肉，就只有另辟门径了。当时，摸鱼、捉蝗虫、捉知了（蝉）和知了猴儿（蝉的幼虫）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是这些零零星星的营养补充，对于正在成长发育的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由于营养跟不上，小时候我身体长得并不好，我和同龄的孩子们比较，是矮小的。
正是在家里很困难的这段时期，我大哥咬着牙从中学上到齐鲁大学预科，在此期间父亲很少给他钱，有时写信去要，也不能指望他按时寄，因此大哥常常拖欠学费，有时这个学期都结束了，上个学期的学费还没交上。他上学主要靠自己半工半读维持，在学校做些刻蜡版一类的事情，生活十分困难。后来我才听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穷得只有一套裤褂。每到必须洗衣服的时候，只能在晚上熄灯后脱下那一身衣服，洗好晾起来，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再把衣服穿好。就这样，他有时还能给家里捎回几块钱。 1925年他在齐鲁大学预科学完，再也无法继续上学了，于是就去报考邮政局，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被分配到周村邮政局工作。
民国时期，邮政这一行算是相当好的工作，和海关、铁路的职工一样，干上了只要不出错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大哥为人正直，又十分敬业，工作不久他因为破获了一起贪污案件而立了功，得到了提拔的机会。他从邮务生做到邮务员，薪水也从月薪三十五元一步步增加到百余元。家里的经济状况随之好转起来，有了供我上学的条件，大哥就开始把供我读书受教育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考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0月，我从两河镇被紧急调往韩复榘的第3路军补充团。赴任的路上路过周村时特地住了一晚，向我大哥告别。当时想这一走生死未卜，对家里多少有些放心不下。大哥第二天送我上火车，在车站上对我说：“送你去参军打日本，我全力支持，我来管家，你可以放心。”
记得我中学毕业从北京回到山东的时候，就把一些东西留在了大哥那里，其中包括我在潞河时期用过的一些课本、笔记、信件、照片等，也有同学们在毕业前夕的留言。日本人来了以后，大哥把它们用牛皮纸包好，埋到了地下。解放以后，在我们重逢之时大哥把这些东西又还给了我一些，而大部分为了防备日本人的搜查被大哥烧掉了。只可惜，还给我的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丢失了。1948年沈阳解放后，我从沈阳函请山东《大众日报》刊登一条找我大哥的寻人启事，结果，很顺利地就联系上了。
全国解放以后，他仍留在山东邮政局工作。作为一个从旧政府过来的高薪留用人员，他对新中国和新社会充满了热情，精神振奋，积极响应党的一切号召。他在单位里工作勤奋，在家对子女的教育也非常严格。他生活简朴，极讲卫生，饮食起居非常有规律。两个女儿令仪和令俊也都学有所成。一个曾在东北的医学院学习，后在福建当医生；另一个20世纪50年代末曾被国家派往苏联学习，在航天领域作出了贡献；儿子大伟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在梁山教过多年书，后来调到省城济南，在山东电大工作。1957年，不是党员的大哥也积极参加了组织上号召的整风运动。在单位里领着大家学社论、学文件，连《光明日报》上“右派”鸣放的文章也糊里糊涂地一起学。领导找他谈话，说上面要他们定“右派”，作为一个老资格的留用人员，这“右派”“不让你当让谁当？”还说，你老高先帮大家“顶”着，等这阵风过了以后再给你改过来。结果他这一“顶”就是很多年，中间又是劳动又是改造，受了不少苦。他的晚年是在二女儿高令俊家、在儿孙的簇拥下平安度过的，这总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数年前，他在平静中离世，享年93岁。
我大嫂张爱兰是个十分贤惠通达的人。她在贝满女子中学毕业，和我大哥育有三个孩子。大哥辛苦挣来的钱，既要养活自己一个五口之家，又要抚养我母亲，还要供我读书，负担很重，但大嫂对供我读书这件事积极支持，毫无怨言。她一生奉献，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极少。到了晚年还关心国家大事，九十多岁了还能用英语进行简单会话。她数年前逾百岁寿终。
我的二侄女高令俊告诉我一些他们在“七七事变”后的情况。当时，大哥大嫂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为中国的存亡和前途担忧，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慷慨悲歌，宣传抗日，组织募捐。高令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每当大哥唱起《松花江上》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我的童年没有享受过祖父、祖母和父亲的爱。而爱我、关心我、培养我的是我的母亲、大哥高秉恒和姥姥一家人。在我的一生一生里有过不少次机遇，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对我的爱护和培养，我后来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幼年经受的磨炼，对我的一牛十分有益，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每每支持着我，使我从艰难困苦中挺过来，而且使我总是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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