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我12岁，在大哥的安排下，二哥领着我从家里去周村大哥那里读书。我们带着行李干粮步行150多公里，途经沂水县城、高桥、马站、穆陵关、蒋峪、临朐，到达古城青州，从这里再乘胶济线火车到周村。这是我第一次出门并乘火车，对一切都感到特别好奇。胶济路是德国人修的铁路，枕木是钢板压成的，车速很快。车窗外的树木好像镰刀下的麦子一片片迅速向后面倒下去，这使我感到特别新奇。
到周村之后，为了能够在秋天考上高小，大哥让我和他挤住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为我补习功课。
周村在当时是胶济铁路沿线的一个重镇，人口有四五万人，其商业、手工业很繁荣，享有“天下第一村”的美誉，虽然行政上隶属于长山县，但规模比长山县县城要大多了。
我大哥做事的周村邮局是个二级邮局，仅次于省会济南邮局，规模相当大，光在柜台上忙碌的营业员就有七八个。我常常看到一些邮包就堆在院子里，货主连屋都用不着进，直接在院子里就把手续办了，独轮车直接把货物运送到火车站，发往目的地。从邮局到车站是一条砂石马路，路边有许多日本洋行，据说是专营白面儿等毒品生意的。
大哥白天上班，晚上指点我的语文和数学，我在家里小学学的东西很不系统，而且有些内容相当陈旧，比如算术课本上的数字还只是用中文标注，且是竖版印刷的，要到城里学校上学，这种正规的补习十分必要。此外，我大哥还让我阅读他订的《语丝》《生活周刊》等杂志。对我来说，阅读这些杂志对我的影响非同小可，其作用后来更是一点一点地在我人生的转折关头显露出来。《语丝》里的文章比较深奥，能看懂的不多，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则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那里文章的作者用浅显的语言谈论人生修养和情感道德，宣传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我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
最初的《生活周刊》印制很简单，版面就像现在的晚报那么大，并且只有薄薄的几页，后来装订成册，才成为杂志。邹韬奋为了推介进步书刊，成立了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这就是著名的生活书店的前身。他在苏北患病，党组织把他秘密送到上海医院，不幸医治无效，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去世，享年49岁。韬奋在弥留之际还郑重提出：“我死之后，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查我一生的历史，如认为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也望妥送延安，火葬后的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我是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难过得哭了一场。韬奋同志去世后，中共中央电唁韬奋家属，并接受韬奋同志的请求，追认其入党。邹韬奋是一位我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他的思想伴随了我整个青年时代的成长过程。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我每天读书，足不出户，到了秋天，我上了英国人在周村办的光被小学，即现在的山东省淄博市第六中学前身，我插班上了高小二年级。光被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在课程和管理上和其他中国旧式学校相比有很大不同，虽然它的规模和条件比不上当时济南、青岛的一些名校，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能够接触这里新鲜的知识和文化空气，简直有些喜出望外了。光被小学只有一座小楼，一个院子，楼上供学生住宿，楼下的四间教室上课。我住在学校，学习的都是些基本的课程。伙食虽然是煎饼加成菜，但我很满足，因为能在这里上学就已经让我兴奋不已。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就是我被推选为学生会的美育部长，这是我第一次当学生“干部”，有了小小的责任。在学校，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列队进城，沿着大马路到教堂去做礼拜。每当我们看到大马路旁那些卖白面儿的日本洋行时，我的心灵深处就会产生出一种切齿的仇恨。
我在光被小学的时间不长，但这是我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我还记得校长姓段，英语老师姓朱。数学老师是张文敷，他定了规矩：每次考试离及格差10分要打一下手板。这位老师在抗战时期为八路军做丫很多事，如为八路军采购物资等，不幸的是解放后在运动中被迫害至死。 1928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大哥决定继续供我上中学，至于去哪一所学校，他考虑再三，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北伐军占领了济南，日本出面干涉，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三惨案”，随后济南工人罢工，市民罢市，济南的中学也因此而停止招生。这样，．要想在济南上中学是不可能了，于是，他开始考虑送我去其他地方的可能性。恰好在这个时候，从北平来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郑康祺，是大哥一位朋友的弟弟，正在北平的潞河中学上学，这次是回山东过暑假的。大哥马上找到了他，请他介绍潞河中学的情况，在了解了这所学校的情况之后，我大哥感到很满意。因为一来北平是个古都，政治文化空气浓厚，二来潞河中学所在的通县又接近农村，比较朴实，于是他决定请郑康祺秋季带带我去报考潞河中学。郑康祺当时是高三的学生，他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的外交部工作，一度曾在国民党政府驻英国使馆任职。
在做了简单的准备后，郑康祺带着我和另一个也想报考潞河中学的仇蒙业，一起从周村出发了。上路时我身上背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准备交学费的几十块大洋让郑康祺带着，我在大哥大嫂的嘱咐叮咛中上了路。
由于当时铁路不通，我们无法直接经济南、天津去北平，只好取道青岛，经水路去天津。到青岛后发现一时没有去天津的轮船，为了赶上船期，只好又坐船到大连，在大连再转船到天津，最后从天津乘火车到北平。我们在青岛的时候住在郑康祺的哥哥家，从青岛到大连乘的是一艘叫“共同丸’’的日本轮船，头天下午上船，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航行，第二天中午到了大连，为了等去天津塘沽的船，我们在那里又住了两天。
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小小年纪对路上的事物充满好奇。记得在大连头一次坐有轨电车的时候，我还问别人：怎么这个火车没有火车头？那时大连被日本人统治着，街道上一片东洋景象，商店里卖的日用品很多都是日本货。记得有一个商业区叫“浪速町”，繁华程度类似北京的王府井，一到傍晚，大街上日本人踢踏踢踏的木屐声就不绝于耳。
经过一个星期的折腾，我们好不容易到达了天津，一路上虽然开了眼界，但也没少吃苦。除了在青岛时住在郑康祺哥哥家，其他时候不是睡船舱就是住旅店，旅店里的臭虫又多又厉害，我们只好整夜整夜开着灯睡觉。在天津，去北平的前一天，我们去了一趟劝业场，那里的热闹繁华也很让我吃惊，在里而我第一次看到了日光灯，盯着它我仔细打量丫好半天。
从大津到北平十分顺利，我们在前l、j车站下了火车，立即转乘火车到了通县潞河中学。到学校的时候才知道，由于我们在路上花的时间太多，已经过了招生考试的时间，学校在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特例为我和仇蒙业两个人补考。当时补考的科目有语文、算术、自然等，具体题目我大都忘记了，只记得自然题里有一道是叫我写下我所知道的金属的名称。想了半天，我提笔写下了五个字：金、银、铜、铁、锡。结果我竟然被录取了。
我进入了潞河的初中一年级，从此开始了我六年的中学生活。最初的几天是在懵懵懂懂中过来的，根本来不及消化、过滤离开山东以后闯入我脑海里的一系列新鲜印象。一个星期内，我经过了青岛、大连、天津，来到北平，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世界。我就读的这所学校，有着高大的建筑，宽敞的砖石路。我尤其爱听学校里浑厚悠扬的钟声，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开朗舒畅啊。
潞河的学费并不便宜：初中生每年四十元，高中生每年五十元，伙食费每月六元，住宿费每学期八元，加上每学期的学杂费两元，医疗费两元，文具书本费若干，总数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年要花一百二十元左右。我大哥对我的正常需求没有任何限制，他对我说，他绝不让我再经受他求学时所经历的艰苦。
由于我从小受过苦，也知道大哥挣钱不容易，所以在学校里一贯都是很节省的。我好几年没有买过冬衣，冬天的时候只穿两条单裤。在北平滴水成冰的三九天里，要想扛过去，也真得咬牙坚持，好在那时年轻火力旺，在农村苦也吃惯了，并没有被冻坏。
我在潞河的六年中，为了节省路费，仅在初三、高二两个暑假期间回过高家店子，其余的寒暑假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潞河是由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坐落在通州城南门外，当时是和北平的育英、汇文等学校齐名的。学校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1867年，那时名叫通州男塾，位于通州城里。我刚到校的时候校内大约有近三百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当时的高中教材除国文、历史科目外，用的全部是英文原版教材。理化科目的教师大都是从燕京大学毕业，美国教师也占丫相当的比重，但多数是教英文的。
学校里有好几座高大的西式建筑，青砖砌成的钟楼和教学楼，在当时来说十分气派，而在今人的眼光里，又透着端庄和典雅。错落有致的建筑物之间绿草如茵，道路整洁。每隔一段时间，钟楼上就响起浑厚、悦耳的钟声，这钟声在古城上空扩散开去，肃穆而又辽远。校园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叫协和湖，夏天是游泳池，冬天则成了天然的溜冰场。
在潞河，教师的成分是多元的，校园文化也是宽松、开放和兼容的。记得在初一的时候，教我们国文的老师叫王朴如，是个清末秀才，他满肚子的国学功夫，对白话文深恶痛绝，他在课堂，卜就说，白话文是“女人的缠脚布，义臭义长”，像他这样的老派教师，居然能在这样一个西式的教会传统的学校里待下来，也很能说明问题。我初二的国文老师叫霍佩真，和王普如先生相比又是另一种思想风格。他教我们阅读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名著选读》和《活页文选》。《名著选读》里面的文章大都出自古今中外的名著，而《活页文选》里面的文章则都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知名作家的手笔。这些著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相当的前卫性，这种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之间的反差和对比，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十分有益。由于潞河的学生和教师伞部住校，朝夕相处，因此相互交流的机会也多，这对学生素质的提升十分有利。潞河高中学生毕业后考入国内或美国重点大学深造的比例，在当时是相当高的。
我高中的语文老师王乃堂先牛，他当时的表现使学生怀疑他可能是共产党。他教给我们一些辩证法的观点，如“白马非马”、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等。抗战期间，我从报纸，卜看到，他在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担任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央司法部任司长。我曾多次想去看望他，但是一拖再拖，未能成行，终成憾事。在潞河，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有的结成了终身的朋友，至今还有联系。上高三的时候，同班陶荣锦因患小肠疝气，在校医院做手术后，伤口大面积感染，整个腹腔化脓，医生们在陶荣锦的肚子上切了大小十来个口子，以利排脓。陶荣锦发高烧，进入了昏迷状态。潞河医院有两位大夫，一位还是美国人，都已判定绝无生还希望了，但我仍坚持要将他送协和医院抢救，并且跑去找校长，经同意后给协和医院打了电话，并联系了急救车。在送他进城的路上，陶荣锦躺在车内担架上。急救车在砂石路上每颠簸一下，他就痛苦地哼一声，我扶着他的手，路程和时间显得格外长。在协和急诊室，参与会诊的医生有七八个，他们也一致认为99%没有希望了，但还足留下住院全力进行了抢救。经过四个月治疗和特殊护理，陶荣锦竟奇迹般地痊愈了。他身上十来个大小不同的伤口，是用他自己大腿上的皮做了植皮手术之后才好起来的。事后我们才知道，他是感染了气杆菌。据潞河医院的美国大夫说，这种病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现过一例，致死率相当高。
陶荣锦大难不死，有了和常人不一样的坚定意志。出院后发奋学医，终有所成。他在协和医学院拿到了学位，专门从事防治结核病的研究工作。全国解放前夕被骗到了台湾，后又离开台湾到了联合国世界卫生总署工作。他现在在美国过着退休生活，我们前些年曾多有书信往来。
我的几位非常要好的同学中，除陶荣锦外，另一位是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名叫李东兴。他比我大几岁，作为高年级的同学，他经常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业。李东兴离开潞河后进入了齐鲁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并和我一直有书信来往，大学毕业以后，他一直不明确告诉我他在做什么事。我也感到可能是由于保密的关系，不便对我说。有一次接到他从江西吉安的来信，只提到他在那里打仗，并继续从事他的通讯工作。这封信的结尾处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来中国的仗一时是打不完的。当时正是国民党在江西“围剿”红军的时期，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红军是“剿”不完的。这封信给我的印象很深。究竟他是干什么的我不得而知，几年以后，我自己投入到了战争的旋涡当中。
在我的众多校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台湾的衣复恩学长。他比我高一年级，他家兄弟三人都是潞河的学生。他毕业后上了航校，后来当过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他退休后在台湾成立了立青基金会，为大陆的教育事业发展捐助了很多钱款020世纪90年代末，为给学校修建一座现代化的体育馆，他的基金会率先捐款500万元01999年体育馆落成，使母校潞河中学成为北京第一个拥有体育馆的中学。他对母校的感情很深，每次到北京，我们就在学校聚会，畅谈往事。
此外，我还有很多很要好的同学，这里就不一 一叙述了。
我上潞河中学的时候，校长已不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陈昌佑先生。陈校长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学校章程中关于学校是教会学校的规定，结束了学校是教会学校的历史。陈校长受蔡元培思想的影响，他提出学校的办学宗旨为“造就健全人格，培植升学和就业知识”，倡导“爱国、乐群、自律、修身”的校风。由于他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实行“工读”等，使学校渐渐远离了“贵族学校”的传统，不少学生以工读自助的形式上学，基本能够自给。校内凡学生能做的工作，都由学生自行担任。例如：我刚人校时，学校还在点煤油灯，两年后要通电灯的时候，安装电灯的工作，全由学生自己动手完成。这种“倡勤劳、尚俭朴”的办学思想，影响了后面的几代学子。
潞河是按照美式教育体制设立的学校。德、智、体三育全备是学校的指导思想。在强调文化学习的同时十分重视文体教育。学校的体育设施齐备，有足、篮、排、网、棒、垒、田径等代表队。别看学生人数不多，但每年的运动会却办得有声有色。在当时的北平学牛运动会上，我们学校的体育代表队总是名列前茅。那时下午上完课后，大家都在操场上进行各种体育活动，一个个晒得黝黑，生龙活虎，十分活跃。我也是体育爱好者，各种球类，短跑、长跑，我都参与过，可谓兴趣广泛，只是没有接受体育教师要我专练几项的劝告，也没有参加过学校的代表队，但班里的篮球队我是参加了。
那时北平城里的汇文、育英等名校，几个学校的代表队之间常有比赛，别看潞河地处郊区，但交通很方便，出了南校门就是火车站，一天三趟火车，三刻钟就到前门火车站。火车进城路上只在双桥车站停一次。我们的人进城比赛完了，还能赶回来吃晚饭。
虽然汇文、育英这些城里的名校也是体育强校，但比赛中常常不是我们的对手。记得有好几回，我们的球队在人家的场子里轻松取胜，由此还引起摩擦，发生了一些冲突。我们进城的人少只好夺路而逃，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那时，除了体育活动之外，我还参与丫很多文娱活动，唱歌，演戏都有我的份儿。我们的学生歌咏队水平蛮专业的，歌咏队初建的时候有16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16个人分成四个声部，我唱男中音。我们平时用来练习的歌曲古今中外的都有，既有像赵元任作曲的《叫我如何不想她》这样的五四时期名歌，又有很多英语的美国歌曲，如《老黑奴》《我的肯塔基故乡》《念故乡》等。我们歌咏队也学习了不少苏联歌曲，像《伏尔加船夫曲》等。当时我们用一本美国出版的歌曲集，叫“101 Best Songs” （《名歌101首》），里面的歌曲我们大多会唱。。
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叮当剧社，并参加过几出戏的演出。因为我们学校没有女生，所以女角均由男生装扮。
潞河原来是教会学校，但提倡信仰自由，自陈昌佑校长来后取消宗教课，不做礼拜，唯独一年一度的圣诞夜搞得非常热闹。各班同学自发地集合在一起联欢，凌晨跑到美国老师的宿舍前唱圣诞歌，他们高兴地出来迎接，还送给我们糖果。每到圣诞夜来临，我们歌咏，队还集合起来，在室外清冽的空气中合唱各种各样的圣诞歌曲，十分欢快。当时歌咏队唱过的很多歌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现在我还能用英语唱很多美国的民歌，后来我们的歌咏队发展到六十多人，并专门设计了演出的服装，除在校内演出外，还到北平参加比赛和到其他地方表演。至今潞河中学的纪念画册上，还有我参加歌咏队和戏剧社等文体活动的老照片。
通州城当时并不小，有完整的城墙和城门，转一圈儿约五公里。逛城墙是我们的一项经常性的活动，明朝大思想家李贽的墓就修在北门外。星期天多数学生都不在学校温书学习，，而是变着花样儿四处游玩，比如，花一毛五就能从老百姓那里租个毛驴，打着驴屁股狂奔一个小时。坐火车进北平也很方便，从通州到前门的单程车票只有三毛五。我们还可以花三毛钱租辆自行车骑一天，或者干脆结伴徒步溜达着进城。我的同学侯仁之，就是那个当今大名鼎鼎的北大地理学教授，那时常常在周末步行进城，到前门买一本《少年中国》，再返回来。我在校的那几年去过北海、万牲园、中山公园、大钟寺等处。但像颐和园、故宫这样的地方我一次也没进去过，因为经济上不允许。那时候游故宫很贵，里面有好几条不同的游览路线，花三块大洋还不能看遍里面所有的地方。
万牲园，就是今天的动物园，我去过一次。记得那次是我和陶荣锦一起去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动物，倒是在门口负责收票的巨人和侏儒，当你买完票走到大门口，突然门房里伸出一只巨．手要你出示门票时，会把你吓一大跳。
潞河中学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上还是有一套办法的，比如在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上，就提倡学生的事情由学生自己组织解决。班级有班长，宿舍有楼长，饭桌有桌长，学生甚至自己办伙食。我曾在初二和高二被选为学生会膳食委员，主管学生食堂，那时的膳食委员要经校长亲自批准。我在初二时被提名后心里还十分纳闷儿，搞不清自己到底有什么特长受到大家的推举，可是校长认为我能干好，批准了。我作为膳食委员，负责制定菜谱，但不直接花钱采购（商人直接送货，凭票到学校会计那里领取现金）。由于分管柴米油盐肉蛋菜的学生有七八个人之多，需要经常碰头开会，为了工作方便，我住在宿舍的一个单间里，并且享受夜不熄灯的特权。那时我在制定菜谱时，是有策略方面的考虑的。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大家刚从家里回来，肚子里有油水，因此我把伙食标准订得低一些；学期中间再将档次逐渐提高；到了期末考试期间，大家都在赶功课复习，我就把前面省下的餐费都派上用场，大鱼大肉，水产海参统统上桌。这种做法效果相当不错，受到大家的好评。作为膳食委员的另一项日常工作，就是各种学生团体或个人有些事情要通知大家时就交给我，由我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口头广播。同学们在台下狼吞虎咽，我在上面提着嗓门大声说着，虽然辛苦，但久而久之，也锻炼了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的能力。
潞河中学很早就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一直延续下来。中间也曾遭受过破坏。我在1930年上初三的时候，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春草读书会”，领导人是张文烈。读书会组织大家阅读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还欣赏徐志摩、郭沫若等人的诗歌。俄国19世纪和苏联的进步小说，我们也读了不少。不久这个读书会因环境不允许，办不下去了，我们的活动才被迫停止。不久以前，我在一个文献上看到，“九一八”事变后，张文烈曾在东北抗联工作。
我在校几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重大事件。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潞河的学生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了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学校出动了不少人下乡宣传抗日，参加抵制日货，救护伤兵等活动。
1933年，一十九路军长城抗战时，从前方下来的伤兵很多，我们在学校的礼堂办了伤兵医院，救护重伤员。我看见很多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伤员，因为伤重抢救无效而死，锦绣年华呀！这种年龄，他们应该和我们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受到父母、兄弟、妻子的关怀，应该……然而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父老兄弟、他们的家乡在哪里。看着那些年轻的、苍白的、没有生命的面孑L，我们的心都碎了。
我曾代表学校参加了通县的抗日救国会发起的抵制日货的活动，那时我结识了代表富育女中的贾敏瑞（后改名为贾铁梅）同学，我们成为朋友，她送我两个茶杯和一条皮带，这是我在学生时期结识的第一位异性朋友，抗战期间她参加了新四军。
在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后，我成了一名激进的爱国分子。我曾两次有过离开潞河从军的想法，一次是在初二的时候，听说葫芦岛的海军学校招生，我和张桂馨同学跑到沈阳报考，结果错过了时间，没有赶上。第二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跑到天津报考航校，想实现“航空救国”的理想，到了体检的时候，需要在一个仪器上检测视力，医生告诉了我使用仪器的方法，但摆弄来摆弄去也没有完全掌握要领，出来的结果比我平时的视力要差，又没有考取。
在高中这几年，我和我的不少同学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参与救亡的活动上，慢慢对学习也变得不怎么上心了，这使成绩有所下降。在这方面我感到有愧于大哥对我的期望。
初到潞河的时候，我的身材还比较瘦小，但在学校的那几年，由于注重运动和伙食，长得很快。参加革命后，生活很艰苦，“文化大革命”中又饱受磨难，但身体一直没有出现大的毛病，这恐怕要归功于我在潞河时期有规律的生活以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待补充，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