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恐怖下，父亲受周恩来直接领导，长期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父亲的历史贡献得到公认。
首次东征立下战功
1924年5月，父亲与许继慎等被安徽党组织选派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父亲在军校教导团任连党代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员。
1925年1月，父亲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在攻打淡水城时，他和张际春等军官以及100名士兵组成了奋勇队（即敢死队），担任爬城任务。父亲率领奋勇队率先进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迫敌狼狈逃窜。之后，他又率队英勇冲杀向淡水反扑的敌人，取得大捷。陈炯明不甘心失败，遂纠集重兵南下寻求决战。父亲所在团取得了胜利。在战斗中，父亲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左手小指。战后，他豪放地对其他同志说：“革命诚艰巨，断指不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父亲在第一次东征中立下战功，却遭到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诬陷。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批具有军事才能的优秀共产党员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为保护和培养我父亲，将他列入派遣名单。1925年6月初，父亲赴苏联莫斯科留学途经上海时，奉党的指示在上海短暂停留。他和共产党员、全国铁总总干事王警东到吴淞机车厂（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前身）开展铁路工运工作，并担任工人夜校校长兼教员，帮助该厂建立起第一个党支部。任务完成后，他辗转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与朱德等成为同班同学。
告别妻儿南征北战
1926年秋，父亲奉命提前结业回国，加入叶挺独立团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0月，独立团扩编成立第二十四师，父亲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代理武昌卫戍司令。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赴南昌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南昌起义第二天，他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败后，他历尽艰险，经香港从海路来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8月，父亲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30年5月，他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2月到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
1931年秋，顺直省委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破坏，周恩来从上海来急电，要我们一家从海路离津速返“娘家”。当时我尚在母亲腹中，由于途中轮船颠簸不已，母亲到达上海后，提前三个月产下了我。
三个月后，父亲告别婴儿、幼女和妻子，留下一支派克钢笔（2002年捐赠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以及一些其他用品，秘密抵达赣东北。父亲一走，生死未卜，母亲悬着的心直到两年后才着地。1933年秋，母亲意外收到一封父亲发自江西上饶地区的信，信中说他“生意”做得不错，切莫牵挂，并嘱安心抚养两个孩子，别无他话。这是父亲离别后唯一的来信。原来，1932年春，父亲奉中央指示到闽浙赣苏区，先后任红十军参谋处长、赣东北红军参谋长，参与指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协助方志敏率部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苏区。1933年，父亲任彭（湃）杨（殷）陆军学校教育长、校长。1934年11月，他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于浙赣、皖赣边。1935年1月中旬，父亲在上饶、德兴间怀玉山地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5岁。
化名倒比真名响亮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父亲几易其名，先后用过彭干成、黄春山等名字，在一个时期，他的化名比真名更有知名度，以至于人们不熟悉他的真名。南昌起义后，他开始使用各种化名，国民党的报纸及解放后我们的报刊先后两次说到他的死讯。然而经过考证，这两次都是谬传。
1956年，我从上海来到北京，陈赓大将欣喜万分地接待了我，并将我亲自送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周伯伯说：“是的，这是彭干臣的儿子，这眼神，这面孔，无一处不像。”邓妈妈满怀深情地对我说：“孩子，你爸爸在上海与我们一起做秘密工作，他是一个机智乐观、干事不顾一切艰难的人。对于他的牺牲，我们是很悲痛的。今天见到你，我和你周伯伯非常高兴。这样，对我们失去的战友彭干臣烈士有所交待了。”然而，当我向他们了解关于父亲的一些经历时，周伯伯沉默了片刻，用商量的口吻说：“孩子，关于你父亲的经历，咱们以后不再谈及好吗？”从此，我再也没有提过父亲。
起义经费谜团解开
1981年7月30日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专访《“八一”前夕忆南昌访老红军唐天际》。唐天际将军是起义时卫戍司令部特务连连长，文章再次提到起义时“卫戍司令彭干臣”。1984年，我在汉口图书馆查找到1927年8月16日的《民国日报》对“南昌暴动”的报道，起义时革命委员会颁布命令，“派南昌市公安局长彭干成，管理南昌卫戍事宜”。这个“彭干成”就是我父亲彭干臣。1996年，我委托中央党史研究室俄文专家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购回父亲在东方大学的学员档案，这是父亲存留于世的唯一真迹，表格上父亲将自己名字中的“臣”改为“成”，寓意革命必定成功。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利用国民党左派旗帜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起义准备阶段，父亲奉命参加起义的组织工作。8月1日，他率领所部占领国民党公安局及其哨所，随即在公安局设立南昌卫戍司令部。第二天，他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
我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还意外地解开了南昌起义经费来源的谜团：1984年我到英山看望父亲的三弟，他说，1927年，他曾到武昌看望“当大官”的二哥彭干臣，发现司令部一间房里堆满了银元。他想要几块回家翻建茅屋，但被我父亲拒绝。南昌起义前，父亲从武昌卫戍司令部撤出，秘密率领一批武装人员携带数十箱银元，经家乡英山前往南昌。1994年我在拜访外贸部原部长、中顾委委员李强同志时谈到此事，萦绕在李部长心头超过一个甲子的谜团云开雾散：1927年汪精卫叛变，宁汉分裂，中央特科遵照周恩来指示，由李强负责的土匪股筹划搜集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大约50箱银元（每箱约5000块），然而这些物品的用途和去向始终不明。李部长听了我的介绍大为振奋：“原来我们筹集的是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费呀，而且保护人和使用人竟是你的父亲！”
周恩来赞“将才经理”
根据母亲江鲜云回忆，1929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周恩来指派我父亲负责这个训练班的具体工作。训练班所在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时常有敌特暗探出没。父亲以“武汉蜂蜜公司上海蜂蜜经理处”经理“黄大老板”的身份，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母亲则以老板娘的身份作掩护，负责训练班的警戒和交通工作。周恩来每次都经过化装由邓颖超陪同前来。在近一年时间里，由于父亲的缜密安排，在敌特暗探的眼皮下面举办的三期训练班没有出现任何闪失，顺利地为苏区输送了数十名高级领导干部。为此，周恩来称赞父亲是位“出色的将才经理”。
199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彭干臣烈士问题解决总结会上，总政治部代表郭得河大校总结道：“一位建军时期本不该被遗忘的军事领导彭干臣被历史湮没了，这桩历史悬案的解剖，不是通过党的一级组织，而是由其后人，在诸多第一代老革命家的启示和关怀下，经过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在中央有关部门配合下，最终由第一代革命家直书中央决策层而获得解决，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作者简介：彭干臣烈士之子，1931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38年随母亲到新四军。1947年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无线电通信，1948年任华东军区财委电台报务员，1949年入党。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1961年起任北京外贸学院讲师。“文革”中受到迫害。1975年回上海，1993年离休。（□彭伟光口述 王欣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