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加妹夫王旭东同志，去天国已10多年了。许多往事就像过电影似的，常在我脑海展现。
1945年春，我奉命调到鲁中三军分区六所，驻扎在沂北县漫流村。我在外科任护士，班长叫我负责去药房领药。一天上午我去领药，进了药房，只见一位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皮肤白净的男同志，正在全神贯注地调配药。见我进来，他放下手里的事，接过我拿来的领药本看了看，一会儿，就把我要领的药都拿好了：碘酒，红药水，，凡士林，纱布等。他把东西交给我，问：“你是后勤新来的吧？”我点了点头就离开了。
以后去得多了，了解到药房是个套间，约有20平方米，里间放一张门板床，用四个木箱搭成的写字台，上面有几本书，有《调剂学》，《药物学》，《药理学》，《物理学》，《数学》等。
我每天去药房领药，有时白天用完了，晚上还要去领。看到他一个人身兼调剂员和司药，许多药都是他自己调配的，工作很忙。晚上的油灯，光是微弱的，那些书的纸，灰里泛黄，石印的字看起来很伤眼睛，他是一边看书一边照着做实验。因为每个月只能去后勤卫生处领两次药，数量和种类都有限，根本不够用的，旭东就自己配制。有一次，我去领药，他正在做实验。只见他向一瓶玫瑰红的药水里滴了两滴白药水，刹那间，玫瑰红的颜色消失了。见我惊奇的样子，他解释说这是酸碱中和，还向我讲解了药的分子结构，性状，作用，药理机制等等，加上中文名和英文名，真是滔滔不绝。我像听故事一样，似懂非懂。其实，他也没有读过药学系，全是自学来的。掌握了理论，又勇于实践，反复实验。他研究药非常投入，积累了丰富的药学知识。除了工作，就是看书，从不午睡，大伏天也不见他在院子里乘凉。晚饭后，同志们沿河边散步聊天，唯独不见旭东的身影。
有一次，我去药房领药，他告诉我一件事。原来前一天晚上，在半夜时他听到有人翻墙进了院子，就一骨碌爬起来，拿好枪站到窗前。借着月光，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进了房东地主老太太的屋。夜深入静，传出低低的对话：
“北屋住着八路呢，你不要命了，快走吧。”“八路，我去于掉他。”
“你闻下大祸走了，家里人还活不活。娘给你下跪了。”只听得蹬蹬磕头声直响，一会儿，那个坏蛋走了。
我问旭东怕不怕，他坦然地说：
“怕什么，他在明处，我在暗处，他敢过来，我就先开枪。”
接着，他把这村里的敌伪情况向我作了介绍。原来这村里有3家地主，5家伪属，房东的儿子就是干伪军的。那天晚上没有把他抓起来，是希望通过他妈做瓦解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旭东调华东后备兵团任军医，在“新荣战役”和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他负责上百名伤员北渡黄河，安全转移。多次立功受奖，曾被授予“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
全国解放后，我们又联系上了。1951年2月我由山东济南去南京海军医院看望二妹。旭东也在南京，任华东海军学校六大队卫生队副队长。1953年旭东进了长春军医大学，一学就是6年。6年中各门功课都是优，大小考试多是5分。期末结束，别的学员都走了，旭东却一定要看到考卷后，再动身回家与亲人团聚。如果偶尔有个4分，他一定要找出错在哪里，重新补考到5分为止。旭东学的是航天医学专业，复杂而深奥，是关于宇航员在失重状态下，心理卫生和生理卫生的变化。旭东以十分严谨的态度，在这一崭新的领域里探索研究。后到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海研所工作，进行潜艇潜入海底时，越深越安全的研究，一年中有10个月下部队体验生活。
1954年暑假，旭东到济南看望我们一家，儿子鸣鸣刚刚1岁多。他抱着孩子乘了好几部车去市区，买了一身海军服，还有两个飘带的海军帽。鸣鸣穿上格外精神，兴奋了好几天。我问起他1岁多的女儿丽丽，旭东美滋滋地告诉我们：丽丽长得很漂亮。星期天带她到公园，会有好多人看。看得出，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成了他的骄傲。记得旭东说过，等到鸣鸣和丽丽长大了，那时国家就富裕了。将来不愁没钱花，只愁花不了。听说我准备去上业余中学，旭东说，将来教育普及了，初中不过是个大文盲。那时的他像许多人一样，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1961年旭东由京来沪，一坐下就满面春风地告诉我们，国家派了17人去苏联学习，是周总理定的名单，这次来沪是专门进修俄语的。从此，他一头埋在学校里，星期天也不休息，打电话找不到人。我带着鸣鸣换了3部车去大学看他，也没见到人，原来他是躲在教室看书。偶而来我家，手里拿一叠小纸片嘴里嘟哝着。鸣鸣好奇地问：“你念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旭东说：“我在背俄语单词。…‘难不难？”“对我来说很难，特别是发音，舌头要打嘟噜。我开始不会，只好用气流推舌头，现在有点会了。”“怎么发？”“勒勒勒勒”“噢，我也会‘勒勒勒勒”“‘哈，你天生就会嘛。来，我教你两句，跟我念！达拉斯维杰，是你好的意思，达斯维达尼亚，是再见的意思。”“噢，我记住了。”1970年鸣鸣去黑龙江乎玛县插队，与苏联一江之隔，竞成了俄语小老师。仅仅半年功夫，旭东就掌握了俄语。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没能成行。
1970年12月我去北京。当时他任军事医学科学院三所研究员副政委，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忙忙碌碌的，我去了十几天，也没机会坐下来说说话。一天早上，旭东递给我一份年终总结，说让我看看，提提意见。我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文章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胸有全局，手有典型；先进集体事迹突出，受表彰的人物有立体感。只有深入实际，到第一线去调研，又能自己动笔，才能写出这样生动实在感人的总结。
旭东搞政治工作是半路改的行。他的一位部下，小高研究员曾对我说过：王政委上任后第一次给我们作报告，讲话打楞；几个月后，他就神态自如，侃侃而谈，不念稿子，听起来很带劲。
旭东学习马克思理论，是从马克思的童年学起，了解马克思的人生历程和做学问的态度；再学他的理论和思想；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学问。旭东深知，政治思想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他找干部谈话，了解干部的水平才能，以便知人善任。
10年动乱期间，许多单位涣散了，许多人逍遥低沉。旭东却不信这个邪，他对“四人帮”的一套全然不理睬。当时的“太上皇”江青派人给他们单位送材料，旭东把材料压下来，不让发到科室，以免把科研人员的思想搞乱。有个“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深夜去他们单位“视察”，他竟不出来迎接，这在当时是很有风险的。
在7、80年代他主持514医院的组建时，为了把医院办成一流的，将业务干部送到国外进修，还顶着压力吸收了地方上年龄较大的名医和专家。他的工作受到总理的关注，当时分管国防科工委的钱学森点名要他去汇报工作，因为他懂行，能说在点子上。
1983年我去北京公干。当时旭东任国防科工委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第二天要飞新疆实验基地检查工作，我送他到门口，叮嘱他注意身体。他精神抖擞地告诉我，经过体检，什么病也没有。
由于他的勤奋加上机遇，80年代旭东晋升得很快，从团级到副军级。职务变了，可他对老同志的感情没变。旭东是原鲁中三军分区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一个，外地的老同志进京，他和二妹总是热情接待，车子接送。逢年过节，他们俩都要去看望老同志在京的子女，得到老同志们的好评。
在饱尝了创业的艰辛，收获了成功的喜悦后，旭东正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准备再创事业的辉煌时，却离休了。这好比飞转的车轮，来了个急刹车。巨大的反差，引起他心灵的震荡。旭东是个事业型的人，几十年来，除了学习和工作，他没有其它爱好。
1986年我叫女儿去京看望他们。女儿告诉我，二姨夫买了许多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书，打算先学习，然后搞搞评论或创作。女儿说和二姨夫深谈了几个晚上，深感他的知识渊博，好学不倦。但是，终究是老年人了，再重新开始，无论是记忆力，眼睛等各方面的精力都达不够了。旭东大概是有些失望了。
40多年相识相知，旭东给我最深的印象：他是一个追求完美人生，执着进取的人；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
1993.4初稿2001.1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