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我去看望战友宗大姐。中午时分她爱人老施回家吃饭。进了屋就动手忙活，盛饭、端菜、搬凳子。
我不时打量着他，一张方脸盘，挂着憨厚的笑，面色白里透红。腰板笔直，中等个头。身着草绿色军装，脚穿一双白底黑面布鞋。当时，他任上海市某区人武部政委。
我环视四周，三间住房空空荡荡的，除了公家发的大小三张床，饭桌，写字台，几把木椅，他们没添置什么。唯一和战争年代，在农村有所不同的，多了一架九寸黑白电视机。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施，他平易近人的举止、慢条斯里的谈吐、简朴的生活，使我感到他仍发扬着我党我军艰苦朴素、官兵平等相处、没有官架子的好传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60年代，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中，我和爱人双双大难临头，没完没了的批斗、子女受到株连，孩子唯一的希望是参军。然而，父母“受审”，子女不能当兵，我和孩子在政治压力的煎熬中等待。恰在这时，宗大姐来看我，她不无歉意地说：“你就一个男孩，我没有帮助孩子当上兵。老施历来反对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后门，不管是谁找他，总是一口拒绝。你的孩子我和他说过几次也没用。”
他们有4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都凭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两个外地大学的孩子，以自己优异的成绩分到上海。父母不帮忙，孩子们越争气。他们自立图强，考学、择业全靠自己的能耐，他们本分厚道，自觉做人，在不同的岗位上报效祖国，不愧是红军的后代。
90年代，我去警备区干休所看望他们，老施年近80，身子骨硬朗，宗大姐腿脚不利索，孩子们独立门户，家务活老施抢着于，烧早点、做馒头，一日三餐帮大姐忙活。
他们的家和50年代比，多了二台冰箱，一架十九寸彩电。除了两层7间独用小楼，说明老施是军级离休干部，其他没有什么变化。我楼上楼下看了一遍，一个普普通通的家。老夫妻俩相敬如宾。孩子们很孝顺，常来家看看，吃的用的随时带来，回到家打扫卫生，下厨烧饭，脏活重活兄弟们抢着干，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娇气，这是父母的身教使然。
采访
认识老施50多年了，虽经太多的风风雨雨，我们始终保持联系。每当我去看望他们时，“施政委请您讲讲长征的故事。”我多次这样说。“我那时还小，是跟着老同志过来的，我个人没有什么好讲的。”老施谦逊地说。
1995年1月10日，我去干休所看望他们，正好宗姐的妹妹秀芝也在。我们都是40年代一起参军的战友。“我想写一篇老施的文章，使后人知道共和国的今天来得不易。”两位战友欣然同意。我们3人配合默契，宗氏姐妹不时提问，我就记录。老施理解了我们的心情，愉快地接受“采访”，从上午谈到下午，使我获得不少素材。
从1995年1月11-15日4天中，我收到秀芝3封信。原来，宗氏姐妹发扬了趁热打铁的精神，继续请老施提供详细的资料。宗姐问，秀芝记录并整理，每天谈几个小时，记下20多页，都是老施一字一句说的心里话，有的地方含着眼泪说的。我多次阅读这些珍贵的资料，仿佛把我带到长征路上，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我接受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我和宗氏姐妹只是把老施讲述的故事如实地呈现给读者。
苦难的家庭
“我是1916年6月出生于河南省新县千斤区杨阁楼村一个贫农家庭。祖父曾给人家做帐房先生，生活尚能维持。谁料，一天夜半三更，一伙土匪闯进家把值钱的东西抢光，把人绑架到深山里，为了把祖父赎回来，把家中仅有的房子、几亩地和能变卖的财产全卖了。我家从此就穷困潦倒，生存难以维继。
父亲，施在成和母亲及两个弟弟，租住地主3间土屋，几亩薄地，给地主交上租子粮，所剩无几，靠挖野菜借贷糊口。零下十几度穿不上棉衣，赤脚干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母忍痛把12岁的我给地主家放牛。常被牛蹄踢伤，抓一把黄土撒在伤口上止血，一个小孩在山上放牛，心里很怕，怕坏人来抢牛，怕牛吃不饱狂吼，吓得出冷汗。晚上回到地主家，牛肚子不大还要挨骂，说什么牛没吃饱，放牛娃也不能吃饱，给一碗剩菜饭，不许再添饭。实在饿了就吃野菜，脸和两条腿肿了，路也走不动了，不敢对地主说，怕赶我回家给父母增加负担。晚上还要陪牛睡，身上被蚊子咬出血，感染化脓发烧也只好忍着。冬天，夜间给牛添几次饲料。又冷又困就趴在牛肚上，摸摸牛的脸，亲亲它的头，牛像是通人性，觉得热呼呼地睡着了。这之后，每到下半夜就趴在牛身上打盹。有一次，一觉到天亮，被地主发现了，拉下来拳打脚踢。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愤然离去。回到家哀求父母不去放牛了。父母心痛儿子，但家中无粮糊口，就说服我去学木匠。13岁拉起了大锯，一天拉下来双手抬不起。晚上还要劈柴火、烧饭，躺在床上全身酸痛睡不着，天亮还得干。
不久，军阀混战，父母逃难他乡，父亲在逃难中劳累过度，没吃没喝，生病无钱买药，病死在逃难路上，当地人给了一张草席卷了尸体，挖了土坑埋在外乡。母亲和两个弟弟挣扎在死亡线上，真是叫天不应，求地无门。实在无路可走，又返回家乡。谁料反动派正捉拿红军家属。母亲又怕又饿，为父亲的去世悲痛欲绝，得了病，含恨于世永绝。二弟只不过10岁，他哭着哀求村邻帮忙处理母亲后事。父母双亡，生活无依，二弟不想活了，但他看看9岁的小弟，眼睛大大的，眼泪汪汪的，不忍心弃下他走绝路。二弟给小弟找人家养育，自己给地主放牛。地主给碗粮食作工钱，二弟就给小弟养母送去。得知养母对小弟不好，不给吃饱，动手打骂。有一天，小弟跑回家想找二弟，二弟没找到。小弟回到养母家天已黑，怎么求告，养母不开门了。小弟在雪地里哭着喊妈妈呀，妈妈呀……从此小弟失踪了。二弟找了几天，才在雪沟里找到小弟的尸体，二弟哭得死去活来，在村邻的帮助下埋了小弟的尸体。接踵而至的打击，二弟极端痛苦，他想找我，只有我这个亲人了，我南征北战他向哪里找？最后跟着村里人去江西逃难了。
直到全国解放，终于联系上了，二弟向我哭诉了我家在旧中国这段悲惨的经历。”
长征路上
“1931年，家乡来了红军，部队组织群众开大会，领导人讲话：人民要当家作主人，不受剥削压迫。接着成立苏维埃政权，成立赤卫队、妇救会、儿童团。我担任儿童团长，站岗放哨，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看到红军生活艰苦，纪律严明，是解救穷人的部队，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村上的青年人和红军混熟了，看到红军处处想着穷人，认定红军是最好的部队，便萌发了参加红军的念头。冲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阻力，缠着村苏维埃主席开了介绍信，到了县里一看，参加红军的人很多，由省里派人把我们送到红军住地——商城仁和集村。
1931年10月，我毅然参加了红军，时年15岁，被分配到学兵连，连长也是10多岁的孩子，行军打仗，一天走100多里路，我们和大人一样勇敢。刚开始上战场有点怕，几仗打下来，胆子大了，人也灵活敏锐了。到了部队，我觉得一下子变成大人了。天黑住下来，自觉拾柴火，帮厨烧火，脸烤得红红的，很开心，饭吃得很香。1935年春，红军开始爬雪山过草地，夹金山，打鼓山，长板山等5座大山，我是一步一步爬的，上下山十几个小时。有一次，爬到雪山顶峰，忽然间天上落下黑鸦鸦一大片雪，差一点落在我们头上，至今想起来心中打寒颤。
同年8月20日，我们进入草地，在草地行军十分艰难，高原缺氧，天气多变，一会儿像春天，忽而又大雪纷飞，风雨交加，泥泞寒冷，加上饥饿，夺去了许多战士的生命。我三过草地，负伤也跟着大部队走。茫茫数百里草地，没有道路，靠红军踩出一条路，走几天几夜遇不上几个人，只有极少数藏民过着游牧生活，粮食十分缺乏。当时红军撤离的根据地，已被军阀和地主占领了，对人民血腥镇压，我红军伤员、红军家属、村干部、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我们没有退路了，只有爬雪山过草地。我当时也懂了一些革命道理，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我在长征路上是积极的，再苦也没有悲观过。每人每天一把干粮，每次放在嘴里几粒粮。沼泽地水有毒，不能喝，爬雪山过草地吃、喝、住、行都是前人未遇到的艰难，一路上都是绝境、险境。爬出草地我的身体麻木了，不由自主地哭了……如今我的手脚留下了长长的伤痕……人都饿得走不动了，野菜也没有了，吃草根、树皮、最后连皮带也煮着吃，怎么也咽不下，我们几个15、6岁的人不约而同地掉下了眼泪。当时，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30万人，走出长征路只剩十分之一，真是九死一生呀。身体好一些的同志自己吃野菜，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给伤病员吃，为了革命的利益，同志关系亲如家人，我们要想着长征路上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我相信党和国家会把他们的事迹载人史册的。”
关心下一代
老施同志离休后，仍坚持学习，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部队和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干休所主动为所的建设献计献策，认真为大家办事。他非常关心下一代的成长，经常抱病深入到部队、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作报告，传播长征精神和革命传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
老施在抗日战斗、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了山西平型关伏击战、西县桃阁战斗、山东鲁西讨破山战斗、费县傈桥战斗、临沂县汪沟攻坚战、蒙阴县朱位攻坚战、沂水城攻坚战、蒙阴攻坚战、临朐战斗等等，他英勇顽强，屡建战功，多次立功授奖。老施依然保持平静的心态，依然谦虚谨慎，生活俭朴。他的住房等生活待遇，都是组织上按政策规定主动关心的，原住3间房子，他觉得够用了，领导上多次动员才住进现住房。他对后人的教育，身教重于言教。感谢老施不顾身体连续几日交淡，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感谢宗氏姐妹与我共同完成一个多年的心愿——愿我党我军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代代传。
1995.1.15初稿2001.4.28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