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帮我剥花生。”小孙子说着拎了一塑料袋炒熟的花生向我走来。小孙子今年3岁多了，胖乎乎的苹果脸，白嫩细腻的皮肤就像蛋壳里剥出来的。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小小的嘴巴会背诗，唱儿歌，可爱极了。他特喜欢吃花生，这不，他拿了个大盘子，双手划了个抱球的动作对姑姑说：“我要这么多花生米。”全家人吃着又香又脆的花生米，浸沉在天伦之乐中。我望着白花花的花生米，还有被扫进畚箕的花生壳，不由得勾想起一桩往事来。
那是1938年腊月的一天，鹅毛似的雪在飘着，凛冽的寒风冷得刺骨。家里揭不开锅了，从早晨饿到中午，我和妹妹冻得真哆嗦。父亲拿了个布口袋出去，说是去邻村本家爷爷借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傍晚，我和妹妹跑到村口去接父亲，等呀等的，怕他拿不动，想帮父亲扛呢！父亲终于回来了，但他带出去的那只布袋袋，却没有鼓起来，而是在父亲的胳肢窝里夹着。甭问，瞅这光景就明白了。父亲抖了抖身上的雪，叹口气说：“人家说自己还不够吃呢，有粮大户！谁信呢。”我们都没说啥就上了坑。可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呀，只听到肚子里咕噜咕噜不时地响着，如打井的辘辘。朦胧中，我仿佛看到那本家爷爷，身穿长袍大褂，左手拿一支旱烟袋，右手拄一根文明棍，一派绅士派头，踱着方步，正向父亲走来。他从不叫父亲侄子，更不直呼其名，而是在“三哥”前头加个“您”字，听来怪近乎的。可是今天他怎么变了呢？东洋鬼子打进来了，世道乱了，人也变得不认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想呀想，11岁的我能想出个啥子来！
房门吱的一声，父亲出去了。“怪冷的，上哪儿呀？”母亲问，一会功夫父亲回来了，“几个钱，买1斤粮也不够，买了一把花生。”父亲说着分给我4、5个花生。我一下睁大了眼睛，接过来把它攥在手里，剥出一个囫囵的花生米，又一瓣两，我第一次发现，花生米一片一片的吃更香。真搁不住吃呀，很快吃完了，我又把花生壳放在嘴里嚼呀嚼的。
1993.4.30《上海党校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