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40多个春秋逝去了，许多事儿淡忘了，可是当年沂蒙山脚下姚王村的那位老村长的身影，时而在我的脑海里显现。那时，老村长50出头，高个子，宽肩膀，长方脸，大眼睛，额头上均匀地布着深深的皱纹，黝黑的皮肤，头上戴一顶打了补丁的褐色毡帽，身上穿的棉袄、棉裤是他的老伴和儿媳纺的线，织的布，用锅底灰染的，黑不黑，灰不灰的。脚穿白布棉袜和用草编的厚厚的草鞋。他腰里别着一只半尺长的旱烟袋，上面拴着烟袋荷包，里面装着的烟末是豆叶用锅烤干再搓细而成的，空下来就抽两口过过烟瘾。
他为人憨厚坦诚，言语不多，可说起来有板有眼在个理上。遇事有个谱儿，是村上人的主心骨。男婚女嫁的事儿和他商量，红白事儿请他到场。听村里人说，土改那阵子他当过村农会主席，后又当村长，连选连任。老村长也有这么层意思：他11岁就给地主做长工，种过租子田，吃过谷糠，咽过野菜。他有强烈的翻身感，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情很深，但他从不挂在嘴边说，而是干实的，对支援前线的事儿，他总带头做。
动员参军，他叫大儿子第一个报名；部队来安营扎寨，他把3间朝阳的屋让出来，一家7、8口人挤在一间北屋里；部队需要给养，他带上几个男劳力，推着独轮车，从几十里外的区政府把柴米油盐运回来。他像部队的司务长，为部队的衣食住行操持着，忙得他顾不上吃饭，大冬天额头上直冒汗。村上人学老村长的样，为消灭反动派，保卫胜利果实，要粮交粮，要力出力，要人出人，支援子弟兵打仗的事二话没有。每当想起老村长和沂蒙山区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总是热呼呼的，多么想再回去看看大伙呀。
前年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1947年冬我曾住过的姚王村。村南那座大山依然在，山脚下的那条河还在不停的流着。那时我们每天早晨来河边洗脸刷牙，我下意识地撩起河水洗了一把脸，这里的山山水水都使我感到亲切。我快步流星的进了村，姚王村已是面目全非，首先映人我眼帘的是断墙残壁，我正纳闷。“这里要建水库，村里人都搬到山上住了。”一位中年人对我说。
我赶紧问老村长搬到啥地方了。“老村长姓啥，大号叫啥？”
“他姓姚，名字叫不上来。”我急忙答道。“不打紧，问问我爷爷兴许知道。”
这位中年人把我带到他家，并对他爷爷如此这般说了一阵子，爷爷皱了皱雪白的眉毛，寻思了一会儿说：
“就是喜子家，你领她去吧。”
我跟着中年人，过了河，上了南山。
喜子家在山半腰，坐北朝南的院落，油漆的大门，高高的门槛，我差点儿绊了个跟头。院子好大，四周用石头砌了一人多高的围墙，院中心有个葡萄架，有4、5个人正围坐着石桌开会。见我进来，大伙起身让坐，一位年轻人说：
“姚书记，再找空商量吧。”大伙散了，姚书记拄着双拐把开会的人送到门外。
我端详着姚书记，约有60多岁，身材也很高，看他的脸面，举止谈吐，那么像老村长。
“你是老村长的……”“他是俺爹。”
“噢，我想起来了，我们在这里驻防的时候，你参军去了，是吧？”他点点头。我又问他的腿，他告诉我是“讨李战役”中负的伤。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40多年过去了，我常想起老村长，他老人家身子可好？”我百感交集地问。
“俺爹1960年就过世了。”“什么病？”
“咳，是饿死的。”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眼眶里噙着泪，声音有些颤抖的说。
“那时候，孩子小，我是个残废，家里没有劳力，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出去讨饭，俺爹把吃的都留给了孩子们，他自己就…．：．”
听着这一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怀着复杂的感情，陷入了沉思，院子里一片寂静。
“嘟——嘟——嘟”，一阵汽车喇叭声，冲破了沉闷的空气。一位40开外满面春风的男子汉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身材魁梧，方脸盘，大眼睛，高鼻梁，乌黑的头发，黑里透红的皮肤，穿一身灰色西装，脚蹬运动鞋，嘴里含着带过滤嘴的香烟，我正朝他上下打量着。
“他是我儿子。”姚书记介绍说。
原来他是老村长的孙子。老村长的大儿子参军6个月后，孙子出世了，一家人喜得合不拢嘴，老村长给孙子起名喜子。
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沂蒙山区，沉寂了多少代的山村，像油锅里撒了一把盐，爆开了。喜子大着胆子承包了南山的一大片荒坡，他用管子把水引上了山，种上了苹果，生梨，柿子等果树。他拜农艺师为师，买了有关的书籍，学会了果树嫁接，除虫，剪修等新技术。刚开始，丰收的水果运不出去，眼看着用汗水，心血换来的果实烂在树上，筐里，喜子愁得睡不着觉，别说多心疼了。如今买上了汽车，苹果，生梨下了树就往县果品公司运，送多少收多少，拿回来厚厚的“大团结”。
家里盖了10多间房子，屋檐下挂满了没有脱粒的黄澄澄的玉米。我真想吃玉米窝窝头，可香呢。可主人说如今吃白面馍馍了，不吃粗粮了。我屋里院里转悠着看，真是粮满仓，猪满圈，鸡满地。吃，穿，用样样有，日子过得火红。喜子的儿女也都成了家，10多口人的大家庭。“政通人和，人财两旺”贴在大门上的这副对联正是老村长儿孙一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喜子真能干呀。”我对姚书记说。
“村里人说他会掂量，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他能掂量个啥。”姚书记说。
午饭后，我去养老院参观。3大间砖瓦房，7位孤寡老人住着，吃的白面馍馍，穿的新衣。老人指着旁边正忙活的一位中年妇女说：
“她是姚书记派来给俺们做服务的，烧饭呀，洗衣呀都是她。”“这房子是队里盖的？”我问。
“队里出的劳力，喜子出的钱。”老人们争着告诉我。“喜子这后生厚道，心眼好，就像他的爷爷老村长。”
1991.11.15《上海党校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