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人生像条河，宽宽窄窄，深深浅浅，曲曲直直，急急缓缓，日日夜夜，永不停息，执着地流向远方……
1968年深秋的一天，土黄色的、褐色的树叶随风摇曳，从空中飘落到地上。我正受“审查”靠边劳动，在幼儿园扫地。
一群儿童跳跳蹦蹦地奔过来，他们天真的脸蛋有几分认真：“刘老师，你本来是好人，现在变成坏人了。”
“你快向毛主席请罪呀。”
“我现在还是好人。”我脱口而出。
“小朋友，快来做操。”远处的老师喊着他们。望着离去的孩子们，我的心沉甸甸的。
“喂，有人看你。”传达室的周老师叫我。我一边向大门口走去，一边寻思：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同志们都遭难，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互不往来了，是谁来看我呢？
我打量着站在面前的这个中年男子，有点面熟，但是一下子想不起他是谁。
“你这个黄毛丫头，来到大上海，就不记得当年在沂蒙山沟里的指导员啦。”
“啊，指导员！”我一下子激动得叫出来，握着他的双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多年来，我向许多老战友打听指导员柳耀东的消息，想知道他哪里。现在突然见到，又是在我受难之时，使我感慨万千。
分别时，他20多岁，颀长的身材，白净的皮肤。现在他额头上泛起条条皱纹，代表了岁月的流失啊。
我向“造反派”请了假，和指导员一边往家走一边聊着。指导员告诉我：
“我是从外调中与当年的马科长取得了联系，他向我介绍了原鲁中三军分区的老同志，在上海工作的有十几位，在这次运动中都在吃苦，就更加想念你们。有时梦见我们在部队的生活，救护伤病员，行军，开荒大生产，打打闹闹梦中笑起来；有时梦见你们被批挨斗游街，梦中叫醒，一身冷汗。我爱人杜小玉说我这么牵挂你们，就去看看，也好放心，这不就来了。”
指导员仍和当年一样，关怀着他的兵。
晚饭后，他燃起“前门”牌香烟，我给他沏了茶，我们继续畅谈，谈着谈着，我的思绪像长了翅膀，飞回20多年前。
1945年3月，山坡上，朝阳处的积雪在融化，冬眠的草根苏醒了，推去身上的烂叶，冒出了嫩芽芽，大地像绿绒绒的地毯。燕子在树上喃喃歌唱，一派早春景象。
我鲁中八路军集中万余兵力，在数千民兵和群众的支援下，正向山东安丘一带伪军厉文礼等部发起进攻。经过夏坡、景芝两个阶段作战，我军解放了安丘、临胸两县及景芝镇等1700平方公里，上千个村庄，50多万人口。
为了接受“讨厉”战役的任务，我和荣姐、霞姐、小马、小王等一行5人，由三军分区后勤部卫生处护士训练班分配到野战六院工作。
饷午时分，到达沂北县梨园村。村子不大，约有百来户人家，背山面水，村子周围树木葱茏，山上鲜艳的野花笑咪眯地点着头，是欢迎我们的到来吧。
迸了村，首先看到的是横七竖八的担架上躺着伤病员，乡亲们忙着腾房子，摘门板搭床铺，医护人员给伤员包扎伤口，忙成一团。我们二话没说，把背包丢在院部，就投入了救护工作。接连干了好几个昼夜，才把伤病员安顿好。我们便去院部拿背包。
“你们是护士训练班来的吧，我是指导员柳耀东。”
我有些惊讶，他就是同我们一块几千了几天；和村长一同找房子；帮民工抬伤病员，累得汗流浃背的指导员！
指导员看上去20多岁，细高个，宽宽的肩膀，长方脸盘，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给人一种干练智慧的印象。
他好像没有空的时候。这不，帮乡亲们春种刚进屋，他把草帽挂在墙上的铁钉上，用白底蓝条纹毛巾擦了擦脸颊上的汗水，对我们说：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六院的大概情况。六院医护人员60人，每天给300多名伤员换药，任务很重呀。这几天，你们也累得够呛，先睡上一觉，再去外科室报到。班长小石会给你们分工的，你们去吧。”
我一只脚刚跨出门槛，只听得指导员在身后说：
“你看看，还留着个大辫子，给伤员换药时，会把辫子掉在药盘上。”
听指导员这么说，我的脸唰的一下子，像发烧一样，怪不好意思的。当天就把辫子剪了，包起来，挺心疼的，它陪了我十几年呀。想看看自己是啥样子，就一口气跑到河边，从水的倒影里看到剪了短发的我，还好，没变丑。
那个时候，农民家里晚上用的油灯，照明不过两尺远。部队多数用的也是这种灯：用几根棉线捻成绳子放在小碗里，倒一点食油，用火点燃便成。
只有值夜班的人，夜间给伤病员送水服药，提一个玻璃罩的煤油灯，照着脚下的路，以免摔跤打碎了水罐。
夜晚的远山，近村，房子，树林，全都朦朦胧胧，像穿上了黑丝绒衣服一样。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更是漆黑一片。
有时还有飞来的石头。
当时，所谓病房就是农民腾出的房子，没有门，因为门给伤员当床了。
指导员常在夜里来查房，问我们重伤员的情况，生怕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打盹，耽误看护伤病员。他对我们说：
“伤病员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敌人血战，他们没有牺牲在前方，可不能死在我们后方。任何责任事故都是对人民的犯罪。”
有一次，一位重伤员对指导员说，有人向他身上掷石头。
翌日，指导员请村长把没收了土地的地主、伪属叫来，向他们宣传坦白从宽的政策。
有人说，地主的儿子是伪军连长，有时深更半夜翻墙回家，掷石头的坏事是他干的。
这以后，村里民兵夜间巡逻次数多了，指导员又增加了夜班人数，每班都有老同志，使怕值夜班的我们有了安全感。
我们还经常缠着指导员讲战斗故事，讲讲他是怎么参军的。指导员笑笑说：
“我小时候和母亲、姐妹生活在沛县老家，父亲在徐州市开了几家商号。”
“我母亲教育我们从小就要关心国家大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母亲把我大姐送到抗日部队181师学兵队。1938年，又把我送到教导队学习，就这样参军的。”
“指导员，你的腿走路有点瘸？”
“这是1941年11月，在山东蒙阴大崮山保卫战中负重伤，成了二等残废。我的右腿膝关节里还有日寇的子弹皮呢！”
“指导员，听说你有对象了，是位农村姑娘。她长得俊不俊？个子高不高？”
“她呀，长得不俊也不丑，不高也不矮。”“那你们很般配了，什么时候结婚？”“八字少一撇。她哥哥李福是我的战友，我住院养伤时，离他家很近，常去玩。妹妹李梅在区妇联工作，碰巧她在家一起聊聊。李福说他妹妹对我印象挺好，他妈妈也很喜欢我。但我没有同意。我是部队上的人，围着天边转的。我不能耽搁姑娘的终身大事。”指导员对部下如家人，谈心，聊天，开玩笑。他喜欢给人起绰号：“假小子”、“胖墩”、“黄毛丫头”，都是他叫起来的。我们“警告”他，再乱叫就把他和李梅的秘密抖出来，可他不在乎。
1946年8月，好几天不见指导员的身影。我们猜测是去上面学习了。
这时李梅来了，她穿一件蓝底印花上衣，深藏青裤子，白底黑布鞋。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很朴实，很有韵味，怎么看也舒服。她晚饭没吃，躺在床上抹眼泪。
“指导员去上面学习了，过几天就回来。”我们宽慰着她。李梅哽咽着说：
“院长说他调走了，调到哪里去了，院长也不知道。恐怕今后再也见不到了。”
李梅走了100多里路来看他，她心窝窝里有多少话要向他掏呀！她妈妈正在家里做绣花枕头和棉被，为闺女办嫁妆呢。
指导员神秘地走了，我们觉得蹊跷，议论了很长一段时间。
今天，指导员如神兵从天而降，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从梦境似的回忆中醒来，看了看指导员。他没有当年那般英俊了，但他风趣幽默的谈吐，坚毅的目光，达观的性格，仍如当年。
我重新给他沏了茶，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
“指导员，沂蒙一别22年，你怎么音信全无，真是个谜呀。快说给我听听。”
指导员深深地呼出一口烟，如云似雾，飘上天花板，屋里的空气也凝固了。
他的眼神有些茫然，声音沙哑，缓缓地道来一
1946年8月下旬，一天上午，我接到军分区沈司令的电话，要我马上去，什么事他没说。我没有顾上吃午饭，走了40里路，赶到司令部。
晚饭后，首长找我谈话。大意是：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为期不远了。但是，目前很多重要城市还是敌人控制着。为了人民和国家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保全城市不遭破坏，凡有亲属在敌人营垒干事的，要利用这些关系做策反工作。组织上派我去徐州。接受任务的第二天，我乘火车进入徐州。
徐州是京沪陇海铁路线交会点。古代，西楚霸王项羽就建都于此，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有丰富的矿藏和名胜古迹。
多好的城市呀，一定要保护好。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为了尽快地摸清市区的地理环境，我拉起了黄包车。坐车的有商人，军官，职员，三教九流等等，碰上和气的就聊上几句。不到半年功夫，我就把全市大街小巷，社会民俗，人文景观，工作对象情况等等，摸得清请楚楚。
为了接近各类人，我当过测字先生，擦过皮鞋，摆过香烟摊。
几个“职业”交替使用，随机应变。我还学会了好多种方言，不管哪里人，我都能搭上腔，一旦认上老乡就亲上三分。我与国民党官兵结拜把兄弟达30余人。
1947年正月初一，我扮成南洋富商，乘了轿车，提了礼品，去看我父亲。
一见到我，他有些木然，当我摘下墨镜，刹那间他的手颤抖了，面色苍白：
“你是玉生！你不是参加八路，当了共产党吗？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共产党，想和你国共合作。”“你要我于什么？”
“你今后经常买些药品运到解放区。到时候我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现在你给二叔，表哥打电话，叫他们马上来，我要见他们。”“在什么地方？”
“就在你这里。我想，你不至于出卖你的亲生儿子吧！”
半个多小时后，身为国民党绥靖公署某军副军长的二叔来了。他身着军级服，左右两个警卫兵，后面跟着表哥李彬，威风凛凛进了屋。
“大哥，新年好！你不打电话，我也会来给你拜年的。有什么事吗？”
“警卫兵退下。”我父亲命令似的说。“二叔，是我找你。”我从里间走出来。只见二叔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玉生，八路！我们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找我的麻烦，我六亲不认！”说完，他拔腿就走。
李彬被眼前的这一幕惊果了。
“表哥，你怎么不逃呀。”我笑着对他说。
他回过神来，看了看我：“你又不是瘟神。”那天，我和表哥聊到很晚。这样，策反我二叔的计划没能进行下去。
1948年9至11月，规模浩大的辽沈战役获得巨大胜利，东北全境解放。
9月16日，我华东野战军在粟裕指挥下，发起济南攻坚战，揭开全国战略决战序幕。
徐州的敌人惊恐万分，派出大批“鹰犬”，妄图破坏我地下党领导机关。一夜之间搜捕了几卡车人，我也未能幸免，被投入徐州砖瓦厂（当时的国民党监狱）。经受了敌人多次严刑拷打。
一天夜里，敌人拉出20多人上了卡车，押赴刑场。
20多人一字排开后，敌人架起机关枪，前面4、5位已倒在血泊之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吉普车开进刑场，来的是我的结拜兄弟，国民党某部团长薛黑。他摊开一张写满人名的纸对刑警说：
“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这上面有30多人的签名，有营长，团长，师长。他们都是柳耀东的结拜兄弟，他们以性命担保柳耀东不是共产党。你们赶快放人。不然的话，师长向你们要人，你们的小命不要了！”
“柳耀东上车。”
吉普车开到徐州郊县，他把我安置在一户农民家里。
几天后，我和房东在地里劳动，走来一个人：“老乡，借个火。”我看他不像当地人，便转身就走。那人紧走几步：“老乡，你家里有高梁吗？”
“我家里没有高梁只有玉米。”
我当时很激动，这是党来找我了。
那人把我引到山上的一座小庙里，见空无一人，便握住我的手：
“我叫陈健文，组织上派我与你联系，现在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我俩来到七里沟果园，看果园的老者正等在门口。陈健文进了房间，不一会儿，一位穿长衫的中年男子走出来。陈健文介绍说：
“这位是宋胜同志，是徐州郊区地下党负责人。”“柳耀东同志，你吃苦了。”
“我还没有完成任务。”
“你二叔顽固狡诈，策反他谈何容易。你做下层的工作很有成效，到时候我们釜底抽薪嘛！”
“我们根据市委指示，通过你的把兄弟营救你获得成功。为了你的安全，组织上决定你暂时离开市区，利用你表哥的关系，打进沛县保安团，祝你策反成功！”
那一天，我像离开娘的孩子，又回到她的怀抱，十分激动。我对党领导地下斗争的能力和艺术，非常敬佩。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将士的信心，为淮海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在我军强大军事力量震慑下，徐州市区和郊县的国民党惶惶不可终日。
我在沛县宴请表哥李彬（保安团团长）和营以上人员。同年10月，国民党沛县保安团一个营起义，带出轻重机枪20多挺。该部经过整顿改编为朱庄大队，上级任命我为该大队政治委员。1948年11月6日，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揭开序幕，我军兵临城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与黄伯韬部的把兄弟取得联系，拉出l千多人。
12月31日我军开进徐州市区。当我看到徐州市的马路、楼房、工厂、学校、古建筑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欣慰。
贝。
下。”
说到这里，指导员像是想起了什么：“1948年你在哪里?”“我在徐州以东约20公里的大庙里，接收淮海战役的伤病
指导员有些兴奋，站起来转了个圆圈，拍了一下腿，满脸是笑：“咳！原来我们是在一个战场上，只不过你在地上，我在地
“指导员，你的故事还没讲完，后来呢？”
“徐州解放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父亲送到公安局。政府念他为解放区送过几次药品，是一般商人，给他分配了工作。我二叔飞去台湾了。
组织上经过半年的审查，对我地下工作的一段历史做出了正确的结论。
1949年初，把我调到市里任三区党委秘书。10月又调到王陵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
我从学生到军人，缺少地方工作的经验。我做梦也想回到部队呀！可是谁叫咱是共产党员，党员服从党的调动是无条件的。”“你认识李福吗？”指导员突然间我。
“他转业后有一段时间和我在一个单位。”“他妹妹李梅的情况好吗？”
“她50年代初调潍坊地委，和一位负责同志结婚了，有5个子女。”
“指导员，你有几个孩子？爱人是哪里人呢？”
“1949年春，我在徐州市委党校学习时，认识了杜小玉。她很朴实，落落大方，快人快语。为期两个月的临时党支部，我是书记，她是副书记。工作和学习中，配合默契。我们脾性相近，谈得很投机，十分愉快，也是缘份。
不久，经组织上批准，我们把两床被子抱在一起，公家给了张双人床就结婚了。
1950年长女出世，我可高兴啦。她长得像她的妈妈，大眼睛，高鼻梁，白白胖胖，很是可爱，有空我就逗她玩。”
“你还记得1946年我们在梨园村，你们外科室房东李嫂有个6个月大的胖小子，我去时总抱抱他。
我从年轻时就喜欢孩子，老杜为我生了5女1男，最劳累的是她，她对家的贡献最大。她有着传统的贤妻良母的美德，我由衷地感激她。我的孩子最大的特点是能吃苦。
再后来，1951年遭陷害，我坐牢了，不谈了。”
指导员执意不说。接着就谈起这次“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举国上演了一场血泪斑斑的旷世悲剧。
这年冬天，一个很冷的深夜，芦花似的雪下了尺把厚，寒风刺骨。
柳耀东一家9口蜷缩着睡得正熟。 ．
“咚，咚，咚”一阵砸门声，狂叫声，把大人惊醒了；小孩吓哭了。一伙身穿绿军装、腰束宽皮带臂戴红袖章、手拿红宝书的人，不容分说把柳耀东推进门外的吉普车，等杜小玉抱着大衣冲出去，车子早已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杜小玉去徐州“保派”、“踢派”打听柳耀东的下落。一连几天，她找遍了单位和系统的大大小小“造反”派组织，均无结果。
她吃不下，夜难眠，神情恍惚，终于昏倒在马路上，幸好被好心人救起送回家。
“爸爸会回来的，妈妈你不能出事啊。”孩子们哭着，喊着。
邻居们来劝：“小玉呀，耀东是好人，他不会有事的，为了齐唰唰6个孩子，你也要挺住啊！”
过了一年多，柳耀东仍是音讯全无。
1968年春，一位年近半百的农民来到柳耀东家：
“我叫李善本，从小在柳家做帮工，我叫柳耀东‘小哥’。小时候，他和我们一起下地，赶集买东西也叫我去。他知道我母亲身体有病，常塞钱给我，叫我给母亲买药治病。
几天前，有两个‘造反派’向我调查，说小哥是‘特务’，叫我揭发。我一听来了气，拿起木棍朝他俩打，他们一边跑一边说：
‘柳耀东蹲监狱了，你还保他。’
我心思不定，怕小哥撑不住。他负过伤，身子骨单薄，我想去监狱看看小哥，我放不下心啊！”
李善本的到来，使杜小玉悲喜交加：他总算有了下落。
再见到柳耀东时，他已被折磨得变了形。满头花白的头发，膝关节里日本鬼子的弹片被打断，刀一样往肉里插，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的身体像熬干的油灯，摇曳的灯芯随时要灭啊！
杜小玉心急如焚。她想到，柳耀东任区委书记时，一心扑在工作上，精力充沛，身体强健，英俊潇洒；她想到，柳耀东横遭陷害，去蔬菜公司扛大包，他直面人生，依然乐观；她想到，结婚十几年，他们相敬如宾，患难与共，6个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他出差每10天就给她来一封信，最后一个字是“吻”。回到家，总有说不完的话，家里孩子多，他俩就去“压”马路，说的也是天上人间。和他在一起，再累不觉得累，再苦也不觉得苦，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杜小玉决心要把柳耀东救出来！
第二次探监，杜小玉恳请柳耀东为了她和孩子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柳耀东低声告诉她，能救他的只有一个人：沈司令。杜小玉回到家，把值钱的东西卖了做盘缠，连夜起程，直奔某大军区。当她看到司令部大门口，两位站岗的军人时，她再也控制不住，泣不成声：
“我要见沈司令，别人我什么也不说。”
见了首长，杜小玉放声大哭，把他们的苦难冤屈，像开了闸的水，喷涌而出。
沈司令听后，拍案而起：
“岂有此理！到敌战区做策反工作是我派他去的。后来组织上也有结论的嘛。”
“张秘书，你开好证明信，和杜同志马上去徐州，把柳耀东接出来。”
翌日早晨，杜小玉和张秘书来到徐州监狱。大墙下，停着一辆吉普车，走下一位军人。张秘书迎上去和他握手：
“于政委，是你！”
“今天凌晨3点钟，接到沈司令亲自打来的电话，要我把柳耀东同志接到警备区医院，全面检查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于政委又转向杜小玉：
“你是杜同志吧，首长指示我把两大派和公、检、法‘造反派’头头找来，向他们宣读沈司令的证明信。今后谁敢找你麻烦，你和我联系，这是我的电话。”
杜小玉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半年后的一天，杜小玉买来了新的床单，和猪肉，白菜，面粉，还买了一套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迎接柳耀东回家。
当孩子们雀跃着拉了柳耀东进屋时，邻居们也来了：“我说呀，耀东是好人，不会有事的。”
“耀东，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年轻了10岁。腿走路也好多了。”
柳耀东微笑着和大家说话：
“医院领导请专家把我膝盖里20多年的弹片取出来了，走路轻松多了。体重增了10多斤。”
邻居高大妈握着一块来的于政委的手：
“同志啊，你们救了他一家呀！解放军真好。等我孙子长大了一定叫他参军。”
杜小玉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全家人和于政委、邻居们一起热热闹闹吃了顿团圆饭。
指导员点燃一支“前门”牌烟，突然问我：“你见过沈司令吗？”
“何止见过，1946年你离开六院不久，我调到后勤门诊部。后勤指导员张勇是沈司令的爱人。有天晚上，我去她家逗她孩子玩，正好沈司令从前方回来。首长关心地问了我的情况。我大胆地提出了想去学习，领导不同意，因为没人替我。没过几天，就有护士来接班，我如愿以偿去华东局医于校学习。”
“我很怀念那时的官兵关系。”“我也是。”
东方露出鱼肚白，已是凌晨3点。
从1946年谈到1968年，指导员看看我说：
“这20多年，我走的路，每一步都不容易！我们要以老战士的精神状态，经受这场运动的磨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信党，错误的东西迟早要纠正的。”
“我还要去看其他老同志，然后就回徐州了。现在社会乱得很，出来久了，小玉和孩子们都不放心。以后我会再来看你们的。”
天阴沉着脸，深秋，阵阵寒风不时向我袭来。
望着指导员远去的背影，别后第一次见面，竟是在我遭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