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离休工资从两位数增加到现在的四位数。精神生活也很丰富：上老干部大学；喜欢“爬格子”，学画画。孩子们很孝顺，我心里很舒坦。
我常常想起指导员。
当年在我受迫害，精神极度痛苦的时候，他来看我，鼓励我坚定信念。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而对我是多么重要啊！不然，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幸福晚年了。
1999年5月初，为了纪念解放战争胜利50周年，单位组织老同志去徐州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
我原想多住些日子，和指导员好好聊聊。
没想到，到达徐州的当天晚上，他的长女和老二，小四来看我。告诉我，他们的爸爸因肺癌已去世了。他们的妈妈患糖尿病也离开了人间。
我和孩子们抱在一起，泣不成声。我后悔没有早几年来看指导员。
我请孩子们陪我去看了指导员和老杜住过的那间矮平房，人走屋空，我心里一阵酸楚。我们又去了墓地，我说：
“指导员，我来迟了。”
孩子们告诉我，指导员弥留之际对他们说，身后不要通知他的老战友们，都是上岁数的人了。
“爸爸说，他这一辈子没有什么财富给我们，只留给我们一个清清白白的共产党员父亲。”
“刘阿姨，其实爸爸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听妈妈说，50年代初，他任区委书记时，给一位领导提了点意见，招来横祸，蒙冤受屈达30年。但他身处逆境，依然乐观。爸爸喜欢唱，战争年代的歌曲，京戏，他都会唱。常常是一个起头，全家唱起来，邻居说我们家是欢乐园。”
“爸爸很有生活情趣，他和妈妈互相体谅，看到妈妈累得要发火，就来点幽默，逗妈妈笑。有一次，妈妈给他盛了碗饭，爸爸接过来说：‘very good’。妈妈问是啥意思，爸爸说，‘我说，盛一碗就够了。”’
“由于爸爸的问题，不让我们参军。爸爸安慰我们说，孩子们不要难过。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们用功读书，知识是贴身的财富，谁也夺不了去。将来国家会用你们的。”
“1977年我考上徐州师范学院外语系。爸爸非常高兴。他把买烟的钱省下来，给我买英汉词典。我们家收入不多，但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买书，订报纸，只要是学习用的，向爸爸一开口，要5角，给1元。”
“在爸爸的鼓励下，我们都干得挺好。我们中有高级教师，二级警督，会计师，省劳模。有2人人了党。”
听着孩子们的叙述，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决定要把指导员写下来，让后人记住他。
离开徐州时，孩子们将指导员的申诉信和笔记本子交给我，说是给我的写作资料。
我也鼓励他们多回忆他们爸爸和妈妈的事，写信告诉我。
回沪后，我看了指导员的申诉信和笔记本子，没想到他受到了那么大的打击迫害，令人难以置信。
五
柳耀东的申诉信：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我叫柳耀东，男，56岁，家庭出身是地主，本人成份为学生。二等乙级残废军人。
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战争年代曾任协理员，指导员，大队政治委员等职。
1946年秋受组织派遣，打入敌战区做策反工作，于1948年8月拉出一个营起义。
1950年任徐州市王陵区区委书记兼区长。
1950年三反五反时，王陵区九里山采石场有个大把头，姓郝，外号“韩七”。有严重的欺行霸市行为，群众反映强烈。我派了干部去调查取证后，把他撤了。他扬言市委领导丁某是他的干儿子。要搞掉我这个小区长。
当我在市委扩大会上汇报了这些情况后，对我的打击报复就开始了。
我于1951年被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投入监狱劳改5个月零18天，判刑2年。当时，华东局领导到徐州视察工作时，知道了我的事情，不同意判刑，指示要把我从劳改队放出。但是处理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仍悄悄地改判为18个月o
他们仅听一面之词，不调查，也不让我申诉，判刑没见过法官。申诉冤屈就扣上对党怀恨不满的帽子，要求上诉就加判5年。剥夺了我的自由和上诉的权力，成为专政的对象，叫我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是真的犯了罪，那是罪有应得。实在是冤枉！冤枉！
1955年，我的申诉终于被徐州市监委受理，责成区委派人调查。经过两位干部认认真真地调查了一年，终于真相大白，所有的材料全是假的。因此，区党委经过研究，对我的问题作了结论，认为我对党是忠诚的，同意恢复我的党籍和职务。这是组织科长专门跟我面谈的，当时我激动得哭了。区委把材料，结论和决定报请市委批示，告诉我等好消息。
可是一等又是两年杳无音信。1957年王陵区撤销，我成了编外人员。只有自己去市监委催促办理。也不知道多少次数了，开始他们还热情接待，答复说，快了，正在研究。一拖再拖，最后还是不给办。有关的工作人员私下里告诉我，当时已调离徐州的丁某亲自跑到市监委书记的家中，一次就把要给我平反的事吹了o他们为了掩盖问题，便在1965年让我重新入党，我不同意这样处理，也没有办法。
这期间，我当过食堂管理员，办事员，1960年在徐州市蔬菜公司时，组织上发觉把我弄错了，才给予科长级待遇。我在受迫害的日子里，对待革命工作一直是积极肯干的。
我仍坚持申诉，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整整受了26年的奇耻大辱。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摧残，几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不明不白的我就是不死。
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国家和人民重见光明，也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郑重提出重新审理我的问题，查明真相，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即使死了也要死得清清白白，不要再给孩子们背黑锅了。我保证我所说的完全是事实，如有不实之词，甘愿受党纪国法制裁。
申诉人徐州市蔬菜公司柳耀东1977年12月
六
孩子们的来信，则提供了好多指导员和杜小玉的生活细节，读了使我心酸不已，我把它们整理了一下。
“妈妈告诉我们，1951年夏有一天，爸爸突然打电话让妈妈去一趟。妈妈到了以后，看见桌子上摆好了切开的西瓜，妈妈着急地问啥事，爸爸还是坚持让妈妈吃了西瓜再说。爸爸告诉妈妈有人陷害他，要妈妈有个思想准备。
爸爸被判刑，进了监狱。妈妈顶着上面的压力，每个月都去看他。当时白糖比较紧张，妈妈省下来给爸爸送去。妈妈那时是派出所所长。据妈妈讲，给她施加压力，让妈妈跟爸爸离婚的这个人，在妈婚前就曾极力追求过她。当时，这个人跟我妈说，要和柳耀东划清界限，如果不离婚，就要调离当时的工作岗位。妈妈毫不犹豫，坚决地说，人已经掉进井里，我不能再往他身上扔石头。何况，我非常了解他，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
就这样，妈妈被调到区法院。又曾任过区医院党支部书记，“文革”前是区劳动调配站站长，因不给上级领导的熟人安排工作，而受到排挤，到街道办事处工作至离休。”
“1952年，爸爸在牢里呆了6个月，被放出来。说是判重了。出来后，爸爸精神受到刺激，时哭时笑。有时背着家里人外出不知回来。有一次妈妈在河边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往河里走，他说去摸鱼。”
“从小我一直以为爸爸的身体不好，经常看到爸爸按着心窝说心口疼。有时整夜疼痛声不断，有时握着拳头失声痛哭。妈妈总是握着爸爸的手劝慰着，有时也跟着抹眼泪。当时我很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从姐姐们那里知道了一丁半点，说是爸爸被人陷害，脑子受到了刺激。记得有一天正吃午饭，爸爸突然站起来转身就往外跑。当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妈妈赶紧拿了雨伞追了出去。过了好大一会儿，爸爸妈妈一起回来了。听妈妈说，她追到青云桥头，见到爸爸正要脱衣服下河，就硬把他拉回来了。后来妈妈问他，下这么大的雨，跑出去干啥。爸爸说，当时就觉得脑子要炸了，这间屋子好像已盛不下了。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学习驾驶。回到家就对爸爸说，有时看到车压死人，满地是血，真害怕。爸爸就说，死人并不可怕，人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最可怕的是活人，他可以置你于死地。”
“爸爸喜欢钓鱼。有时星期天他就会拿着鱼竿到河边去钓鱼。他经常说自己是湖边长大的，以后有时间要回老家看看，虽然老家已没有什么亲戚了，他对老家来的人格外亲。爸爸常对我们说，不要看他们身上衣服脏破，他们都是好人。”
“我记得爸爸刚接到平反通知时的高兴劲儿，他坐在床上，口里滔滔不绝一个劲地说，30年了，我这辈子有几个30年。他眼里含着泪，对我们说：
‘以前我负了伤取子弹时没有麻药，我没有掉一滴泪；后来判我有罪，我也没掉一滴泪。宣布我无罪时，我倒哭了，我这是激动的。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党的英明，伟大。’
80年代，爸爸离休了，他把余热献给了街道居委会的公益事业。他既做文书，又承担一些杂事，甚至是体力活。他的善良，热情为人，此时又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夏天的晚上，我们家门前常聚集了老老小小十几口人（有时还多些）。听他讲故事，说笑话，指挥大家唱歌。爸爸在大院里的人缘非常好。给他送葬的汽车上乘满了叫不上名字的老人和孩子。”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不谋私利。我毕业分配想请爸爸找找院长，院长是爸爸当区长时的秘书，关系一直不错。可爸爸说：‘红儿，你的思想有问题，是党培养你，你应该到党需要的地方去。’
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农场当外语教师。后来爸爸去农场看我，还鼓励我好好干。
1996年爸爸病重，查出肺癌晚期。当时单位通知我去南京进修，去还是不去，我真是矛盾极了。当我告诉爸爸时，他失声痛哭，我慌了，以为爸爸舍不得我走，就忙说我不去了。爸爸停止了哭，抬起头看着我说：
‘孩子，你怎么不了解你爸爸，我是在为你高兴啊，我的孩子有出息了！爸爸给国家贡献太小，不如你们。’
听了这话，我难受极了。
爸爸就在我离家的第二天，离开了人世。这么多年过去了，爸爸的音容笑貌一直鼓励着我们姐弟6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
“说起我的爸爸，不能不提起我们的奶奶。爸爸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而我们的奶奶却是一个女游击队长，双枪横挎，威风凛凛。她拉一帮穷人进微山湖打游击，后来被反动派杀害。
她关心农民，佃户，家里的粮食打下来，不等进仓，就分给贫穷的佃户了。
奶奶时常下地干活，她把爸爸放在小箩筐里，后来爸爸的脚后跟磨出了两个铜钱大的茧。
奶奶向往革命，在那个艰苦的年月，丢弃优裕的生活条件，把大姑和爸爸送去参军，在这样的家庭影响下，三姑是解放军，小姑是志愿军。”
七
我反复看了指导员的申诉材料和孩子们回忆他们爸爸妈妈的信，百感交集。回想1968年和1994年两次见到指导员，他很少谈他的痛苦经历，总是用乐观、豁达的态度感染着周围的人。尤其是1994年的那次见面，使我对指导员更加敬佩。
1994年夏，有一天突然接到来自广东的电报：“周日抵沪。柳耀东。”
时隔26年，又能见到指导员了，一连几天让我激动不已。这几十年党和国家，还有我们每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我们当年作梦也想不到的。
指导员看上去身体还好，挺有精神。仍是抽烟抽得厉害。
他告诉我，近几年跑了不少地方，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政策带来的变化，真是让人振奋。许多当年的老战友，老同志精神风貌之好，真叫人快慰。
我们聊着聊着，忘了时间。
“我有点饿了，吃了饭再向你汇报吧。”指导员笑嘻嘻地说。“指导员，我永远是你的兵，怎么说汇报？”
“我说你呀，在组织部门工作久了，太严肃了，少了点幽默。”“是，指导员。”
吃过饭，泡上茶，指导员慢慢道来。
“我在广州见到了当年六院的张协理员，他南下后转业在广州的一家大公司任党委书记。
他把当年的老同志都请来，我们痛痛快快地谈了一天，兴奋的像小孩过生日一样，好像回到了青春年华。
正好老张的女儿玲玲从香港回穗探亲，她定居香港做生意。据老张讲，玲玲穿的衣服上千元一件。她打量着我们这些老人，感慨地说我们是最苦的时候干，没钱的时候干。是坎坷的一代，奉献的一代，吃亏的一代。
我说我们是多彩的一代，创业的一代。现在的人拥有学习、职业的选择权。当年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革命。我们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50多年的革命生涯和国家的盛衰紧密相连。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为完美而奋斗了一生。”
“指导员，你讲得真精彩！”
“是啊，当时玲玲和那帮老头都鼓起掌来。其实比起牺牲的战友们，我们应该知足了。现在国家把我们作为特殊群体，实行特殊政策，给予特殊照顾，得到社会的认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一句话可以概括：战斗的青春，风风雨雨的中年，幸福的晚年。”
几天来，我陪着指导员看了上海的新建筑。指导员赞不绝口，说我生活在这样的城市真是幸运。
指导员向我谈了他的计划：望战友，访老乡，学理论，促反思。指导员告诉我： j。“离休后，我把毛选，邓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找出来，准备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思考。小玉说我受了那么多苦，还反思什么。我觉得党的错误，我们每个党员都有一份责任。应该自我反省。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把我引向误区。那就是，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它像一个紧箍咒套在我头上，运动来了，它就扭得更紧。原本我是敢讲话的，这几十年过来，我变得麻木，胆小了好多。
1958年‘大跃进’时我在农村，‘亩产万斤粮’的口号，我并不相信，也不敢反对，怕犯右的错误。”
“指导员，你是认识到不敢讲。我是糊涂。1958年我在农村看到农民吃大锅饭，以为就是共产主义，跟着咋呼，‘想不到我能赶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每次开批斗会，我都是昂首挺胸，从容镇静。造反派拳打脚踢，把我从台上打到台下，我就是不服。造反派困惑不解，‘看你像赴刑场一样的神态，哪来这么大的胆量，谁是你的后台’。”
“这是一个老战士的素质，几十年风风雨雨都经历过来了嘛。”指导员鼓励我说。
“指导员，您把我看高了。当时，造反派不许我戴毛主席像章，每当批斗时，我就偷偷地把老人家的像章紧紧地攥在手里，默诵着毛主席的语录，好像有了无穷的能量，和造反派针锋相对，也招来更凶的毒打。指导员，我的个人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虔诚得像个教徒。现在想来够愚昧的，也感到悲哀。”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悲哀，是整个民族的悲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提出，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过？还是封建社会皇帝天子的遗毒影响，习惯于定势思维，奴隶般听命于人，人的创造性被泯灭了。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封建社会脱胎过来的，长期以来，我们反过资本主义，反过修正主义，却忽视了封建意识对整个民族的长时间的侵蚀。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依法治国，建立民主制约机制。”
“只有从每个党员个体的头脑中清除封建的思维方法和遗毒，才能使党的机体永葆健康。这几年，我走了很多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使我惊讶。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了真切的感受。邓小平真伟大呀！”
和指导员的两次深谈，聊了长达50多年的经历。
指导员曾经说过：历史选择了我们，倘若没有这么多曲曲折折，我们的人生也许是苍白无力的。
静思那些彻夜畅谈，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仿佛一幅画展示在我眼前：画面上有蓝天白云，道路远山，树木和农舍；有远景，中景及近景；有高光下的亮点，灰部与暗部。层层叠叠，深深浅浅，色彩斑斓，持久耐看，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