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二五年，六安就建立了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独山是六安一带党组织活动的中心。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曾担任过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工委书记的舒传贤同志和一批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相继返回家乡，同坚持当地斗争的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在六霍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成立了一批农民协会。郝家集也于同年下半年组织了农民协会。
一九二九年十月，六安县党代表大会在郝家集召开，开始酝酿六安、霍山起义。随后，六霍起义首先在独山爆发了。在独山起义胜利的影响下，郝家集农民也揭竿而起。我还清楚地记得，农民起义后，街上红旗飘舞，歌声阵阵，贫苦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一九三O年一月，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诞生了。从此，皖西北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革命的洪流席卷皖西北大地，劳动者觉醒了。我的家是一个纯朴的农民家庭，尽管父母亲一年四季含辛茹苦地劳动，如遇年景不好，依然要缺几个月的口粮，所以，家乡闹农运，家里人是积极拥护支持的。开始，村里农协开大会，我去听，斗地主豪绅，我去看，耳濡目染，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尤其是姑父的言行对我影响就更大一些。姑父叫冯先卓，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毕业于六安高中和上海复旦大学，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高中读书时接触了马列主义，于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我有时到他家里去住，常听他和姑母谈革命道理，I：L女H什么是共产主义呀，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翻身的革命党啦，妇女只有闹革命才能摆脱封建礼教的压迫等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心想：我长大后也要像姑父那样，为天下受苦人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一九三O年春天，活动在鄂豫皖的红军改编为红一军后，于六月问东征，使一度被敌军占领的皖西又回到人民的手中。这时，郝家集的党团支部又恢复了活动。在扩红运动中，村里的青年踊跃参军，少妇送郎当红军，父母送子上战场，人们都以参加红军为光荣。参军青年临走那天，村里像过年一样，爆竹震天，鼓乐齐鸣。我站在欢送的人群里，十分羡慕地看着他们，心里想：我若是也能当上红军那该多好啊!可那时我实在太小，于是，我就参加了少年先锋队活动，和男孩子一样，扛起红缨枪，打土豪、分田地、站岗放哨、保卫苏维埃政权，干得十分起劲。可是，不久敌人就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白匪进村，烧杀报复，无所不为，一时间，红色根据地被滚滚的乌云所笼罩。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人民想红军，盼红军，期待着红军重返皖西北来。
一九三一年的春天来了。春风送来了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喜讯，红军接连取得了双桥镇、麻埠战斗的胜利，解放了金家寨、英山。“红军回来了!”乡亲们为胜利所鼓舞，奔走相告。凯歌声中，独山区青年再一次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这时，“当红军去!”——这个埋藏在我心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于是，我和本村的另一名女孩子郑先如报名参军。
旧历五月的一天早晨，阳光是那样的明媚，淠河水也好像为我们欢歌。我和郑先如告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应征投奔红军。我们到了独山镇苏维埃政府，随后被送到皖西北道委所在地麻埠。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集镇。我们一走进镇子，只见街上是熙熙攘攘的青年男女，墙上到处写着“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等标语。我们报到时，各区前来参军的青年也都到齐了。挑选开始后，郑先如由于年龄比我大，十八岁，又是共青团员，很快地通过了。我既为她高兴，又为自己担心。不一会儿，一位红军青年干部叫到我的名字，我胆怯地走过去。他看了看我，先是微微一笑，随着就像老师考学生一样考问我：“多大岁数啦?”“十四岁。”“家里什么成分?”“中农。”“是不是共青团员?”•“还不是，当过少先队员。”“读过书吗?”?
“读过一年私塾，上了两年洋学堂。”接着，他凝视着我，看得我心里直跳。大概是因为我长得壮实，不像我说的十四岁那么小吧，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我一看他同意了，心里可乐坏了，差一点掉了泪。是啊，从今天起我就是个红军女战士了，多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怎能不高兴呢!
我们被选上的几百名青年组成一个新兵营，在麻埠经过短期训练后，于六月初开赴英山补充部队。从麻埠出发后，新兵营的前后都有战斗连保护。行军途中，由于我年纪小，在家时又没有走过远路，走着走着就掉队了。在通往英山的路上，有一座大山叫燕子河山，是个有名的土匪窝。一天，新兵营来到燕子河山脚下。
休息时，我们几个掉队的同志赶上了队伍，负责护送新兵的首长告诉我们，前面就要通过燕子河山了，要急行军，大家要跟上，掉队就会发生危险。还没等我们休息过来，出发的军号声就又吹响了。刚走进山日，埋伏在山头上的土匪就开枪了。在战斗连队的掩护下，我们新兵营跑步前进，头上子弹呼啸，脚下尘土飞扬，开始是小跑，后来是快跑，跑得心脏都好像要跳出来了。就这样，我们顶着炎炎烈日，不顾饥渴劳累，整整跑了一上午，来到了英山地界，进入了安全区。
在通过燕子河山时，有两名年轻的女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次战斗，我们虽然只是跟着跑，但对我们新兵来说，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第二天又开始行军，走了一两天，到了英山城。英山是中心县委所在地，红四军第十二师也驻在这里，这个师的前身是中央教导第二师，
二月间奉中央指示，由活动于皖西的红四军独立团扩编而成，下辖一、三两个团，并设有随营学校、军医院和兵工厂。
三月，双桥大捷后，特委决定将该师改编为红十二师，新兵营到了英山后，很快补充了部队。我们几个女同志被分配到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先队工作，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宣传部负责人向我们讲解了怎样做地方工作之后，我和郑先如就来到了英山县第三区河柳湾，帮助群众建立区苏维埃政府。这里群山叠嶂，土匪出没无常，在镇子旁边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尖顶的天主教堂，与这个处于穷乡僻壤的山镇极不协调。我们来到这里之后，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宣传群众。开始的时候，有些群众不愿意接近我们，特别女孩子见了我们就躲。经过几天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一天下午，我正在开会，土匪突然袭来了，区公所的地方武装就组织还击，非战斗人员马上转移。由于缺乏思想准备和经验，转移工作搞得很乱，刚一出村，人就都跑散了，当我从天主教堂旁边的一条小河通过时，只见子弹“嗖!嗖”地落在河里，溅起无数水花。就是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我们努力工作，终于把苏维埃政府组织起来了。冬天里，我和郑先如同志被调到英山县少共妇女部工作。
一九三一年的冬天，是一个政治寒流滚滚的严冬。张国焘在四月间来到鄂豫皖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进行错误肃反给根据地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一天晚上，我们在工作了一天之后，拖着劳累的身子在县委机关大院的房子里睡下了。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往日人声嘈杂的县委大院突然变得冷冷清清，一打听才知道是昨夜里搞了大逮捕，县委部长以上领导干部都抓了起来，据说被押送到麻埠后大部被杀掉了。后来到抗大学习时，有一天队长倪志亮同志问我：“汪荣华，你是哪里人?”我说：“安徽六安人。”他又问：“你认识冯先卓吗?”我说：“他是我姑父。”倪志亮随即告诉我，冯先卓已经在河南肃反中被诬害了。姑父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当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真是悲愤交加。
一九三二年二月，英山县委少共妇女部部长黄新兰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到英山县第五区(石头嘴)担任少共妇女部部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向西转移。这时，根据地的斗争越来越艰苦了。红军从燕子河向西转移时，接连几天都有红军大队人马和群众从英山向西走。当队伍快走完的时候，英山县委书记对黄新兰、郑先如和我等几位女同志说：“现在敌情严重，以后怎样说不准。你们几个女孩子还是找红军去吧，还是跟着部队好!”随后，他给红十二师政治部写了一封介绍信说，这是县委少共妇女部的几个同志，请你们收下当红军。临走时，他发给我们每人两块银圆当路费。这天黄昏时，我们就上路了，追了一夜，到罗田追上了红十二师三十三团，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红四方面军。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我们越过京汉铁路后，于十一月上旬在漫川关突破敌人重兵包围，越过秦岭出关中。我们撤出根据地时都穿着单衣，越走天越冷，天天是白天一身汗，夜间寒彻骨。到了十二月，我们便进入了川陕地区。由于天气寒冷，身无棉衣，加上长途转战，部队的病号越来越多，减员越来越大。这时，黄新兰同志也生病了，行军中，开始我们帮助她拿东西，她还能勉强跟上，最后实在走不动了。一天我们看她实在支持不住了，便把她扶到路边的一间草房里，让她休息一下。黄新兰这时发烧很厉害，不能再走了，她含着眼泪，恳切地对房东大娘说：“大娘，我走不动了，就留在你身边，给你做女儿吧!”说着就哭了。
黄新兰是苦水里长大的，参加革命工作后埋头苦干，一路行军也很坚强，不是病得实在厉害她不会这么做的，如今眼看要和这位患难与共的阶级姊妹分手了，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但是，征途漫漫，她又重病在身，怎么能经得住长途行军的劳累呢!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好忍痛同意她留下，我们安慰了她一番，便向她告别了。随着部队的减员越来越多，部队开始整编，精简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师政治部妇先队解散后，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作。
我们几个女同志在总医院经过短期培训，主要是学习包扎伤口、用药，然后被分配到各师。我分到十一师，郑先如分到十二师。她看我到十一师就说：“我愿意和汪荣华在一起。”这样，我们俩就一起到了十一师，我去了三十三团，她到三十二团。我下到团里工作以后，心里很高兴，心想：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这回可以在第一线战斗了。
不久，部队传达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命令，并决定翻越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这一进军路线是入川的捷径，但巴山又高又大，十分险峻，上山七十里，山上七十里，下山七十里，是一条行人绝迹、荆棘丛生的路。这时又正值严冬，大雪封山，行走困难。准备过巴山前，领导上让我们每人背二斤稻草。上山后，我们冒着凛冽的风雪，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攀登。有的地方因为坡度大雪滑，踏上去就要滑倒，我们就把稻草垫在路上，脚踏稻草向上爬。露宿时，把稻草铺在地上，席地而坐。
在巴山上，我们不知摔了多少跤，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一座巴山，我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巴山终于被征服了，当我们在山下回首观望巴山那高大的山峰时，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下了巴山就进入了通、南、巴地区。我们团驻在得胜山，这里是大通江和小通江的汇合处。得胜山的人民由于长期受到地主军阀的压榨，生活十分贫困。我们到这里后，马上开展了宣传、组织群众，帮助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团政治处知道我做过地方工作，就把我抽调出来，参加妇先队。
有一天，我们在山上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拾柴的姑娘，面黄肌瘦，衣服破烂，看样子就知道是穷人家的孩子。经询问，得知她是个童养媳，我们向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动员她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她投身革命，进步很快，当上了川陕省委少共妇女部部长。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通南巴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到处生机勃勃。为了保卫根据地，我们既要同地主反动武装斗，还要同四川军阀的部队斗。
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反敌人“三路围攻”的空山坝战斗中，我们团奉命向空山坝西南二十多里的余家湾方向行动，担任突击敌之左翼的任务。临出发的这天早晨，浓雾弥漫，细雨如丝。走了一会儿，天晴日朗，闷如火烤。随后，乌云密布，大雨滂沱。天黑以后，雨还是下个不停。我们团卫生队的同志跟战斗连一起前进，大家冒着雨，沿着山路行军，道路很滑，为了防止滑倒，我们每个人在脚上绑着一副“脚马子”，“脚马子”是用铁做的，有四个小爪，能防滑，在草鞋下绑着它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就不摔跤了。凌晨四点，我们赶到了余家湾，马上投入了战斗，顿时，枪声、炮声、杀声震撼山谷。战斗打响后，我侧卧在一挺水压机关枪旁，准备随时抢救伤员，仗打得相当激烈，子弹在晨雾中“嗖!嗖!”飞叫，闪烁着一道道红光。在我身边的机关枪手越打越猛，不一会儿机枪筒就发红了，我就帮助他换水。在战斗的紧张时刻，十一师李先念政委亲临前沿指挥，给指战员很大的鼓舞。
经过激战，在我们的前沿阵地上，敌人尸横遍野，溃不成军。就在这次战斗中，同我一起参加红军、又一起经历了无数战斗的战友郑先如同志为了抢救伤员而光荣牺牲了，从郝家集出来后，她和我始终在一起，我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她把鲜血洒在哪儿的土地上。
不久，蒋介石又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我军开始了新的围攻。这时，我们四方面军政治部机关驻在巴州城里。敌人在进攻巴州前，就把便衣队派来，占领了城郊。为了保证部队的供给，领导上就派我们到郊区去，动员老百姓送粮。一天黄昏，我们刚从郊区执行任务回来，敌人攻城就开始了。在机关转移时，我们从城边的一座桥上撤出，可是到了桥头一看，桥小人多，群众蜂拥而至，桥上拥挤不堪，很多人被挤落在河里，像下汤圆似的往下掉。此时情况火急，后有追兵，桥面堵塞，怎么办?我们就跳下河，河水浅处齐腰，深处没顶，一不小心就会被河水吞没。许多男同志很快地过河了，我掉在后面，又不会游泳，就死死地拉着一个战士的衣服过了河，过河之后就追赶部队，可绑腿被水浸湿后，犹如皮筋缠绕，越走越紧，当时根本顾不得这些，一个劲地向前跑，终于追上了转移的队伍。
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经过二十多天的苦战，红四方面军胜利渡过嘉陵江。五月初，我也随部队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向西转移。经过艰苦的转战，红一、四方面军于六月中旬在懋功胜利会师，准备继续北上，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促进抗日高潮的到来。可是，两军会师带来的欢乐气氛，不久就被张国焘的反党行径所破坏了。
由于张国焘极力阻挠北上，我们在懋功地区停留了两个月之久。后经中央同张国焘的多次斗争，北上的方针才得以实施。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向阿坝和班佑地区开进。这时正是初秋。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是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在准备过草地的前夕，省委组织了一个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队，省委少共书记高作风同志任队长，我也参加了这个队的工作。我们进入草地后，不仅没有道路可走，连水也喝不上，沼泽地里的水大都有毒，再加上粮食短缺，病号日增。
经过五天的行军，我们左路军于八月下旬到达阿坝地区。就在这时，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一个会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一天，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队往回开，南下川康。这样，我们左路军又不得不第二次过草地。深秋来临，秋风凛冽，草地无垠，天气变化多端。我们身着单衣，在沼泽地里行军，两腿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其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草地不仅气候多变，有些地方还有不容易被人识别的泥潭，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遭到灭顶之灾。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匹马掉到泥潭里，不一会儿就只剩下一个马头了。
进入草地之后，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用青稞做成的炒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在这渺无人烟的沼泽地里，到哪里去找粮食呀，没办法就吃野菜，有的同志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找不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牛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由于粮食奇缺，牺牲了许多同志。第二次过草地时，省委机关解散了，我和另外四位女同志被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从这时起我开始接触刘伯承同志，但这不是初次看到他。初次见刘伯承同志是在六月中旬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我们驻在川康边界的杂古脑。
一天早晨，我们刚刚吃饭就接到通知，要机关工作人员整装列队，欢迎中央代表团。这天早晨，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在杂古脑这个山寨的街头，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等待着中央代表团的到来，上午九时左右，中央代表团来了，顿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和掌声，整个山寨沸腾了，中央代表团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两位尤其引人注目：一位是头发花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同志，另一位是戴着眼镜、有军人气质的同志。我向站在身边的陈明义同志问：“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呀?”他说：“他是刘伯承总参谋长。”这次会见，刘伯承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后，和刘伯承同志见面的机会多了，经常在一起行军，从第二次过草地到过雪山，有时我掉队，他鼓励我前进，在军务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抽空教我学政治、学文化，给我讲历史。他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使我十分敬重他。尽管当时他正遭受张国焘的迫害，可是一点也看不出他有情绪，相反他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信心。
在行军时，我经常听到指战员们赞扬他能征善战，道德品质好。由于彼此接触较多，由熟悉而产生了感情，当他向我提出婚姻问题时，我曾有些顾虑，觉得我们之间的经历、学识等相差太大，不太合适，他诚恳地对我解释“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是志同道合的战友”，经他这样解释，我毅然地答应下来。但是，这时伯承同志因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而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调到红大当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因而我们当时无法结婚。秋去冬来，天气渐渐地冷了。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由于张国焘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军事上屡遭失利，无法在四川立足，在中央的催促和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中，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再度北上。这样，我们又从川西出发，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西进途中，我们不仅要同沿途敌人作战，还要翻越雪山。
一九三六年七月，在甘孜地区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我们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行茫茫草地，再尝沼泽之苦，在草地快过完时，伯承同志提出去二方面军工作，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初，我们走出了草地，我随伯承同志来到甘肃成县。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是个秋风送爽、大地铺金的好季节，中秋前后，当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的欢乐之际，在环县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水河的甘南小镇，我和伯承同志结成了终身伴侣。
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而天上那轮月亮，仿佛象征着我们的爱情是那样纯洁、光明。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古脑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富有意义!我们婚后不到一周，伯承同志便接到中央命令，要他去保安，于是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我们去保安的路上，一天敌机来了，我们刚刚卧倒防空，敌机就已经从我们头顶上俯冲下来，接着一颗炸弹在身边爆炸了。我甩掉头上的泥土，透过硝烟看到伯承同志身边有一摊血，原来他臀部负了伤。我赶忙上前为他包扎伤口，脸上流露出着急的表情，一面为他包扎，一面让警卫员去找马和担架，他却安慰我说：“负伤没啥，革命哪有不流血的?”这时他看到我的腿也流着血，就催我包扎自己的伤口。包扎好伤口，我们互相扶着向前走，可一阵阵剧痛难忍，走出不远，我们头上就渗出汗珠，他一定要叫我先走，我只好先到前面一个树林，边休息边等他，直到后面的部队上来，找来马和担架，伯承同志上了担架，我骑上马，才又继续行军。
就在我们从曲子镇出发后，周恩来同志派了王耀南同志来接我们。在甘南一个山沟里，王耀南同志赶到了。伯承同志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时，王耀南同志是工兵连学员，因此他和伯承同志见面后很激动，照顾得也很细致、周到。路上所经过的地方，地处黄土高原，水质很差，又苦又涩。为了解决饮水问题，王耀南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担甜水。
我们在步兵学校暂住了几天，终于到了保安，见到了毛泽东同志。那以后不久，我在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伯承同志伤愈后则随周恩来同志飞往延安，去做国民党上层抗战的统一战线工作。
回顾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先队员到参加红军，到随红军南征北战，三过草地直到延安，我从内心深深地感到：中国革命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为了完成革命事业，实现革命理想，有千千万万个好同志、好战友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的新中国。每个活着的人，要无比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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