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在战火中度过青春岁月。可以说，我出生入死，把革命军人对党的忠诚，镌刻在庄严的八一军徽中，溶进共和国鲜红的旗帜里。
（一）
我的老家在江苏省灌云县云台区张巷村，离连云港20余里，近海靠山，家有两亩山坡地。我仅上过三个月的学，十岁以后就帮父亲砍柴，做农活。底下还有弟弟、妹妹，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常下山打短工。
1938年秋天，日本鬼子占领连云港，控制附近的盐场，造成吃盐困难。活跃在这一带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决定袭击鬼子的盐场炮楼。太阳落山后，七八个青壮汉子，翻山来到我家山坡小屋。他们穿着便服，戴小草帽，扛着长枪，向我父亲买了一些柴担，把枪藏入柴内重新捆好，挑着柴向炮楼方向走去。炮楼里，早有游击队员打入内部，趁着夜色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日伪盐务小队长及十几个日伪兵。游击队胜利归来，又敲开我家的门，喝了茶水，出劳金叫我父亲帮挑缴获的枪枝，送到山顶，匆匆翻山而去。
新四军游击队夜袭炮楼，惊动了日本鬼子。村里的大地主“张小老爷”勾结日伪，他怀疑我父亲与这事有牵连，让狗腿子吊打我父亲，挥皮鞭要他说出实情。父亲咬住牙关回答：“不知道”。狗腿子没有证据，只好放人。
不久，日本鬼子大队人马来搜山。村民们扶老携幼逃进偏僻的山洞，狗叫人哭，火光四起。我家的两间小屋被烧毁，八岁的小妹妹在逃奔途中遇到日本鬼子，鬼子兵一把夺走她抱在怀中的鸡，一脚把她踢下山，连翻了几个滚，受惊又受伤，一病不起，两个月后就离开人世。家破人亡，饥寒交迫，日本鬼子又抓青壮年当劳工，何处有活路？
“要想活路，就去‘八路地’。”一个山东老乡指点说。这位老乡姓庞，是抗战前逃荒来苏北的。他会吹唢呐，常去红白喜事人家帮忙吹奏，是老熟人。老庞介绍说：“山东老家已是‘八路地’，八路军打鬼子，保护老百姓，发展生产种庄稼，不愁没饭吃。我们投奔八路去！”
父母亲忍痛送我上路，老庞推一辆独轮车，车上坐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载着被褥行李。我充作他的弟弟，在前面背纤拉车。过了铁路，在大浦渡口遭日伪岗哨盘问。老庞说：“我们是一家人，逃荒出来，现在回老家。”哨兵见我们衣衫褴褛像乞丐，就放我们过去。穿过敌我双方都要经过的“阴阳地界”，进入一集镇，见到一群八路军战士正忙着推车、挑运，墙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幅标语。当时不认识“帝”字，读不下去。我拦住一个战士就问：“老总，这里是‘八路地’，吗？”那举止文雅的战士就说：“老乡，不要喊老总，称同志，我们这里也不叫‘八路地’，叫‘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你从哪里来？要找谁？”
我说：“苏北老家被鬼子毁了，我是‘逼上梁山’来投奔的”。那战士微笑着说：“欢迎！来山东上梁山的都是好汉。”这时，老庞己把妻子、儿女托付给岳母，和我一起到李家蔷科到山东军区报名参军。1942年4月，我穿上军装，成了八路军游击大队的战士，那年我18岁。
（二）
参军后，我接受思想教育，提高了觉悟，懂得为革命扛枪打鬼子，为劳苦大众谋解放。我参加军事训练，学文化，学唱革命歌曲。部队考虑我年龄小，调我到军区警卫班，还担任送信、传达等工作。
我认识了军区首长罗荣桓政委、肖华主任。记得‘七一”党的生日，军区开大会演戏，肖华主任站在桌子上作报告，嗓门很响地说：“坚决粉碎日本鬼子的‘扫荡’，还要打到大城市去，解放全中国！”罗荣桓政委在梁店站村召开干部会，我和警卫班同志负责在外面站岗，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讲话：“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抗日，已经第六年了，抗战一定会胜利，反法西斯战争也一定会胜利……”激昂慷慨，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斗志。
抗战的相持阶段，异常艰苦。八路军打游击，流动性大，一个地方最多住一二个月，有时只住十来天又转移。吃干粮行军，风餐露宿。每人都有针线包、自己缝补军装。实在无法缝补的破军装，就撕成布条，打草鞋。我曾患了痔疮，被送进一个设置在破庙里的医院医治，稍有好转就出院，跟着队伍走，夜里照样持刀出鞘，站岗放哨。
记不得参加过多少次战斗，经常迂回打伏击，切断敌人后路突然袭击，打得鬼子晕头转向。
印象深刻的是胶东公路上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冬日里得到情报，一支日本鬼子运输军需品的汽车队要经过山坳。部队与民兵就预先埋伏在山坡上，在公路上埋好地雷，用一段大树横在公路上设路障。鬼子车队来了，为首那辆车上的日本兵，忙停车搬树，想不到引发地雷连连爆炸。抓住战机，我们居高临下，一齐开枪射击，朝车队投掷一颗颗手榴弹，一霎间，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日本鬼子车队遭到致命打击，瘫痪在公路上。一声军号响，我们冲下山，收缴车上的武器后，点火烧汽车，我掮着缴获的十多支枪撤回。
不一会，一队日本鬼子追来，不见我们踪影，就朝山上乱放炮，由于负重爬山不便倒地隐蔽，臀部被榴弹炮片击中，划破棉裤，血往下淌，卫生员急忙拿出急救包，还好只伤了点皮……这次战斗后，我成为警卫班长。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十月初新四军北上与八路军会合。根据党中央发展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罗荣桓政委率领大部分八路军北上东北，留下的队伍就编入新四军。我又成了新四军军部的警卫战士。记得一天夜里，陈毅军长夫人张茜同志骑马来到驻地，碰巧我担任警卫。放好马，喂了草料，就领她去见陈军长。陈军长问我：“小同志，你参军几年？”我马上立正说：“报告首长，我参军四年了。”陈军长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莫紧张，马喂过吗？”我说：“刚喂过。”陈军长点点头，笑了笑说：“好，马不能饿，人也不能饿。”说着递过两个馒头，让我趁热吃。那时，在一个小村庄，陈军长的房间里点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照着墙上那幅军用地图，几乎每天晚上，他的房间灯都彻夜亮着，里面在讨论工作。
（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阴谋发动内战。根据毛主席“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为加强武装力量，1946年2月，山东军区供给部领导抽调我们几个同志去东北，调运被苏联红军缴获的武器。
我们换上便装，扮成商人，从烟台坐客船到大连，再乘火车到丹东。凭新四军介绍信，在苏军仓库领取大批枪枝、弹药，还有小钢炮。说起来还真有意思，崭新的日本造武器，全由投降缴械的日本兵装运下船，他们的家属还唱歌欢迎我们。昔日气势汹汹的侵略者，今日俯首弯腰，任你指派。
运武器的是油轮，用粗揽绳系着大拖驳，货仓有五六十平方米，装得满满的，由我一人押运。掌舵的船老大是身份未公开的地下党员。船在丹东码头启航，从鸭绿江驶进渤海。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几艘巡逻艇出没在海中，夜里用刺眼的探照灯，搜索海面，一有情况就发布口令，让过往船只停航，扣押、炮击就随之而来……我与船老大商定，即使被巡逻艇发现，也不停航，作最坏打算。当然上策还是“智斗”。于是白天隐蔽，黑夜熄灯行船，船老大经验丰富，专绕偏僻水道走。
2月，春寒料峭，风大浪急，船不停地在海上颠簸。我第一次乘海船，晕船呕吐不止，无法饮食，军大衣根本不能挡住风寒。迷迷糊糊中，仍然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担负的重任，让船上的报务员不停地与岸上联系，终于联系上渤海军区副司令员。经过一天两夜，船驶到羊角沟埠头，副司令员派人来接受武器，还用一营兵力，占领铁路，挡住国民党部队，连夜装运武器进入解放区，我胜利完成了任务。上级首长表扬我说：“小江，你立了大功。”他安排我住军区招待所休养几天，但什么美味都难吃下，睡在床上，只觉得屋顶还在晃动……那年我23岁。
（四）
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放弃了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那时，我在华东野战军某部，任通讯班长。
记得打胶济路那个晚上，传达任务，我派通讯员小张送信过铁路。归途，国民党的飞机在铁路线上空盘旋，投下照明弹，又开枪扫射，小张中弹掉下马。夜里九点钟，还不见小张回来，正在焦急时，小张骑的小青马跑回来，嘘嘘地叫，不停地跳跃踢腿。我感到情况不妙，立即带领几个战士，跨上战马，小青马明白我们的意思，跃在前面领路找主人，带我们进了一个村庄，找到负伤的小张。小青马走近小张，跪下前腿，等他包扎好坐上马背才起身。一行人骑马返回驻地。想不到战马还如此通人性。三五山一役，我们消灭国民党军队l万余人。整休过了春节后，解放潍坊。1948年春解放山东首府济南，活捉已化妆逃跑出城外的王耀武。大军挥师南下，打下衮州城，淮海战役揭开战幕。我们部队开到碾庄一带，包围黄伯韬兵团。从徐州到宿县方圆六十里都是战场，枪炮声密集，硝烟弥漫，满眼是断墙残垣，废汽车、弹片、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我们奉命抢修东倒西歪的汽车，都是美式十轮卡，花了大力气才开动，交给炮兵团使用。又整理炮弹，为装备炮兵服务。
徐州被围，断粮。每天都有几百敌兵冒险出来投降，一见馒头抢着狼吞虎咽。领导让我做接收俘虏工作。这些俘虏兵大多是国民党从穷苦人家抽壮丁拉来的，我们一做思想工作，他们往往幡然醒悟，表示不给国民党卖命，掉转枪口，成为解放战士。少数愿意回家的，我们就发路费开路条，送他们走。记得一个俘虏留下还是回家犹豫不决，那天晚上，我端了一盆洗脚水送到他床前，他顿时热泪盈眶说：“小时娘为我端脚盆，想不到今日你们共产党的兵，也给我这个俘虏端脚盆。大兄弟我不走了，我要参加解放军……”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与副班长在徐州西边的一个小镇拍了一张合影照，我们穿着军装，全副武装，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显露出革命军人气质。
8年未回家，趁着部队整休，请假返故乡。我一走，音讯全无，此时见到妈妈喊一声，她泪流满面……第三天碰上村里开大会，村干部让我上台讲话，我就在台上讲了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讲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翻身。乡亲们为我鼓掌，作为人民子弟兵，我感到无上光荣。
归队后，上级调我到后勤部军械处政工科任政治干事，那年我26岁。
（五）
大军南下，军械处随部队驻合肥城外。我们整理武器、弹药、装备，组成临时军火库。披着军大衣，轮流站岗，与支前民工一起搬炮弹装车，军情紧急时，常饿着肚子，干得满头是汗。
国民党的飞机，每日在头顶上盘旋丢炸弹，一见民房起火，我们就冲上去打火。一次敌机丢下氧气瓶那样大的硫磺弹，火势凶猛，离军火库仅20米。我与保管员迅速窜了出去，张开大衣扑火，身上的衣裳燃着了，两个民工被烧得在地上打滚，众人奋力灭火，终于化险为夷，保住了军火库。
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部队结集在芜湖长江渡口，军械处征集1000多条民船，供大军渡江。百万雄师，所向无敌，我们走宜兴，到湖州，1949年5月解放杭州，野战军与浙西、浙东游击队胜利会师。我又忙着征军粮。
1949年7月，谭震林书记组织省委工作队，动员200多排级以上干部，转入地方工作，下乡剿匪，巩固政权。我转业成为地方干部，当过乡长、厂长、校长、主任、书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身上穿的军装渐渐褪色，然而，我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个兵，嘹亮的军号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