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凭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党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为了保证大军渡江后能迅速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巩固后方，决定从老解放区调集53000名干部随军南下。华东局根据中央指示，向各区党委、地委、县委作了具体部署。
（一）组织动员。我们无棣县委根据地委指令，于1949年2月4日至6日，召开了县、区领导干部会议，2月7日至9日，召开了全县区、乡全体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刘起源作了动员报告。大家热情很高，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报名要求随军南下。最后，县委根据上级“关于县、区要分配两套班子，一套留下工作，一套南下”的原则。全县共批准115名干部、28名警卫、炊事人员，共147人南下。黄生任党委书记兼政委；崔子明任中队长（党委委员）；孙秋平任副中队长（党委委员）；杨凤楼任组织部长（党委委员）：王耀亭任宣传部长（党委委员）。中队下设9个小队（包括7个区级小队、2个直属小队）1个警卫通讯班，1个炊事班。当时，我在无棣县水湾区，我区共批准10位同志南下，编为第9小队。杜秀平（女）任指导员（支部书记）；梁树林任小队长；李连枝任宣传委员；队员有：王永兴、郭凤台、高振山、张富贵、刘保明、何金海、赵玉珍（女）。2月11日，批准南下的同志放假两天回家准备，13日到县委所在地车镇集中。
（二）统一整编。2月中旬，四地委所属8个县的南下干部到阳信县何家坊一带集中，接受渤海区党委的整编，宣布华东局关于南下干部编制序列。全称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四大队，无棣县为第三中队，下设9个小队。并规定：中队党委书记、政委即是南下县委书记、党委委员即是县委委员，分任组织、宣传部长。中队长即南下县长，副中队长即南下的副县长。区级小队指导员、支部书记即南下的区委书记，组、宣委员即南下的区委组织、宣传科长，小队长即南下的区长。整编后，渤海区党委张晔等领导向全体南下干部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了随军南下的重大意义。同时学习了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要求南下干部和部队一样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学习，南下干部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变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油然而生，进一步增强了到新区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根据华东局指挥部指示，整编后，即赴华东党校集训待命。出发前，渤海区党委举行了欢送大会，张晔、王卓如致欢送词，勉励大家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共同完成党和家乡人民赋予的南下任务。军区文工团演出了歌剧《王贵和李香香》和京剧《岳母刺字》等节目，以勉远征。
（三）党校集训。2月29日，我们南下干部离开了渤海区党委驻地，踏上了南下的征程，经惠民、商河、临邑步行300多里平川大道，到达济南北郊洛口大桥鹊山火车站附近，休整四五天后，乘敞篷火车到达鲁南薛城东的沙沟，编入华东党校。三支队党委并入党校第三部，由支队领导组成新的部委会，大队改为总支委员会，中队党委改为支部，小队改为学习小组，队员一律称学员。学习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并着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进城以后，首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对民族资产阶级要讲统战，“又团结、又斗争”，没收的只是官僚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革命胜利后，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这为接管城市和开展新区的工作，在方针、路线、政策上达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开赴前线。形势发展很快。百万解放大军已集结在长江沿岸，加紧渡江准备。3月24日，四大队政委彭瑞林向各中队传达了华东局指挥部党委的决定：为了配合大军渡江作战，渤海支队4大队提前结束学习，赶赴长江前线随军渡江筹粮工作。这时，大家即感到突然又感到兴奋，一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保证完成任务，以能亲自参加这一史无前例的渡江战役感到非常光荣。大队领导指示：此去长江前线1000余里，要在一月内赶到，必须作好艰苦行军的准备。根据华东局指挥部规定：随军干部每人发给粗、细布军装各一套，军鞋两双，军帽一顶，配以人民解放军胸章。3月26日，大家换上新军装、新军帽和军胸章，人人为成为真正的解放军战士而自豪。下午4时左右，队伍集合在沙沟车站，乘火车顺津浦线向南开去，半夜到达徐州。翌日上午观看了经淮海战役洗礼的徐州市容。下午继续乘车南下，3月28日凌晨2时到达蚌埠以北的曹老集，由于淮河大桥炸毁，我们步行进入市区，一边休整一边向市民宣传新区政策，以作为在党校的实习。3月31日，转淮南铁路继续南下，次日拂晓抵达安徽的合肥市，在郊北农村驻地休整3天。4月6日晨，全大队集中在合肥火车站附近，听取大队领导彭瑞林和李铁锋的讲话，宣布行军行程和行军纪律，此去长江前线300多里路程，要求4至5天到达长江前线的巢湖和无为县一带。要求大家在行军中互相帮助，克服困难，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避免敌机扫射、轰炸，每天提早行军，中午休息，下午三点钟以后行军。经过5天的行军，于4月10日大队部和各中队到达巢县城关附近。4月10日，大队在该县的文庙大院召开了备战动员大会，政委彭瑞林报告，要求大家服从命令，服从部队统一指挥，随军渡江征粮。并宣布四大队正式编入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所属的27军和25军。一、三、五、七4个中队编入27军，二、四、六、八4个中队编入25军。我们三中队编入27军80师，各小队编入营、团。4月11日由军队同志带队出发，经东关车站进驻运酒以北的农村进行战前准备：一是学习中央在新解放区筹粮政策；二是轻装上阵，要求每人携带的衣服、粮袋、武器不超过16市斤；三是自带征粮用的炒米、炒盐备用。渡江战役前，兵团下达了预备渡江令。27军军长聂凤智在无为县城的场地上向四大队全体人员作了战前动员，他在分析了大好形势后说：“只要国共谈判决裂，国民党不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声令下，解放大军就要打过长江去。”并说：“我27军的任务是解放大上海，你们南下同志去接管大上海，我们在上海再见。”
（五）随军渡江。根据总前委的作战部署，四大队所在的九兵团渡江地点预定在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对岸是铜陵的获港和繁昌的三山，此地沟湾纵横，江南狭处约4至5华里。4月20日上午，四大队党委要求各中队、小队抓紧时间召开党员会议，要求党员向组织作出保证，过江时要勇敢、镇定，坚决和部队并肩前进，任何情况下不得动摇，要做部队的助手，还要做好非党员工作。20日下午，兵团下达了预备渡江令，27军军长聂凤智做了战斗动员。下午7时，四大队1200余名随军干部紧跟其所属梯队进入阵地。规定不准喧哗、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筒、不准离队，要紧跟前面同志依次上船，遇上敌机轰炸不能慌张，加速驶向南岸。八时许，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江南进军的命令。此时万船尽发，万炮齐鸣，把江南打成一片火海，我27军先头突击队已占领滩头阵地，21日凌晨抢占了获港制高点，我们也随之踏上江南大地。在获港清理战场、清理物资。由于部队急速前进，我们又急奔繁昌、南陵。4月23日到达宣城郊外，一路征粮、运粮、送粮。我们沿着繁昌至南陵公路前进时，我三中队王耀亭、张炳德同志所带的小队，遇上两架敌机轰炸，造成我地方干部重伤2人，轻伤7人，军队干部牺牲7人，轻伤7人。困难和挫折吓不倒我们，三中队继续前进，从宣城到广德，再到浙江省的长兴和湖州。5月2日，三中队接到80师的命令，要三中队抽调部分干部接管桐乡县城，三中队党委研究：由中队长崔子明带领部分同志接管桐乡，政委黄生带领其他同志继续东进。部队边打边行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解放了嘉兴、嘉善和松江县城，我们跟随其后前进。上级命令军队开往上海近郊，准备围攻上海。南下干部集中在石湖荡进行休整。
我们从4月20日渡江到5月中旬的近一个月中，随军转战，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生活极其艰苦。尤其是从宣城到郎溪、广德追歼堵截溃军的行动中，为了赶到敌人的前头，日夜兼程，冒雨前进，日行百里，一天磨破两双鞋子，有些同志脚上起了泡，有的双脚磨破，但还是挣扎前进。特别是雨天行军，泥路很滑，有些同志滑倒了，一身泥浆，面目全非，爬起来继续前进。没有雨具，大家穿着湿透的衣服，寒风袭来，冷气刺骨，只能到晚上宿营的时候用火烘一烘，一夜未干，第二天再穿上湿衣又奔征程。有些同志因为过于疲劳，一面行军，一面困觉，队伍停止行动时还不知道，把前边同志撞倒，使人啼笑皆非。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发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始终情绪高昂，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最可敬的是我们中队委王耀亭等9位同志，他们在渡江战役中光荣负伤，为人民立了功劳。虽然这段时间不长，但却铭记在心。
（六）南下温州。正当我们准备参加上海战役，接管上海的时候，接华东局命令：除己接管城镇工作的南下干部外，第四大队迅速返回杭州待命，并在5月15号到达石湖荡会合。四大队告别部队后，经嘉善、嘉兴等地，日夜兼程，经过3日行程，17日到达杭州。第四大队恢复原来建制。省委决定，四大队全部分配到温州工作。我们在杭州休整3天，浏览过西湖和杭州市容。第四天听了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向全体干部作动员报告，介绍了温州的情况。5月22日在第四大队政委彭瑞林和大队长李铁锋带领下，踏上南去温州的征途。从杭州乘火车到金华后，又步行经武义、永康、结云、丽水，再乘小船到达温州。不久，省委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决定由李铁锋带一、三、五、七4个中队和大队部少数人留温州工作，彭瑞林带二、四、六、八4个中队及大队的大部分人员到丽水地区工作。7月中旬，分配到温州和丽水的南下干部分别与当时坚持斗争的干部举行了会师活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终于完成了南下行程5000里的光荣又艰巨的任务。我分配到温州市军管会政务部任组织干事，后任中共温州市青委委员、市委文化学校党委会宣传委员，1950年5月调中央团校学习后，离开温州。1951年调来台州、临海，60多年来，一直在临海工作生活，这里是我人生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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