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这就是红军为什么能成长壮大的重要原因。我们红六军团从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到十月二十四日，在这短短近三个月的西征中，每天跋山涉水，几乎身不解衣，马不离鞍，时刻同敌人战斗，大小仗达数十次之多，部队伤亡很大。加上一路上留下来组织地方党和游击队的部队以及不能行动的伤员，部队更大大减员了。
这一时期，不管是行军打仗还是短期休整，都要扩大红军，扩军已经成为经常的工作了。从连到师都成立了扩兵组织：连、营叫扩红组，团、师叫扩红队。担任扩红工作的，都是临时从部队抽出来的能做宣传工作的年轻人，行军时，他们走在队伍最前头，宿营时，他们召开群众大会，遇人便讲，逢人便说，宣传红军政策：“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分田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红军是官兵平等的……”经这一宣传，群众越来越多，这时再讲：“谁愿意当红军可以报名。”
对参加红军的人要求很严格，首先要问：“是不是真的自愿?”然后再了解家庭成分，比如：家种多少地，几口人，雇长工不?遇到成分不好的，不合条件的，就劝说他在家好好劳动，若是在城里，对群众的宣传内容就要变一变，首先讲资本家和商人怎样剥削工人和店员，对愿意参加红军的店员，比要求乡村的农民更严格。问他们开买卖不?能吃苦不?扩来的红军战士，连、营都不许留，要交团扩红队统一分配，或者编成新的连、营、团单位。
到贵卅松桃同二军团会合时，原六个团已减员近半。可是在湘鄂川黔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六军团又扩大了两倍多——成立了六个新团，并建立了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师的指挥机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我们进入湖南省的新化、蓝田后，先头部队又把锡矿山的一个保安团打跑了。我十六师师部，率领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又开进了锡矿山。听说红军进城了，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欢迎红军。
这时，我们的扩红队又活跃起来了，他们各占一块地方，放上一张桌子，插上一杆红旗，再用几张白纸写上“红军报名处”几个大字，扩红队的同志，便拉开嗓门宣传红军政策，当场就有很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为什么街上有这样多的工人?他们为什么不做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里的地下党发动了群众，罢工一天，欢迎红军，帮助红军筹粮筹款。锡矿山是有革命传统的，还在大革命以前，这里就有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大革命失败后，工会、工人纠察队被解散，党组织也遭到破坏。但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党在矿山存在着，秘密地领导工人同矿主斗争，打死矿警、要求改善伙食的罢工和其他政治性的斗争从未间断过。当地下党派人同我们接头时，我们十六师抽出一批党员干部，留在矿山加强了地下党的组织。
后来听说，从红军走后，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锡矿山的党组织一直存在着，不断地发动工人同矿主斗争。真是“工人见红军，亲如一家人”。我们在这里刚住上两天，许多工人就和红军交上了朋友，讲述他们的痛苦生活……锡矿山分南北两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工人最多达六七万人。南矿矿主叫段楚贤，北矿矿主叫杨定轩，这两个封建买办头子，在矿上设了看井队镇压工人，还雇用湖南军阀李觉一个营的部队，在矿的周围设防，看守工人。锡矿山出产的锑，虽是全国知名，世界第一，但工人创造的财富，却入了矿主的腰包。光是段楚贤这家伙一个人，每天就有万元收入，而工人却过着低下的牛马生活，每天只拿三四毛钱，去掉各种苛捐杂税，也就寥寥无几了；借钱也要找矿主，借白洋，白洋跌价还铜板，借铜板，铜板跌价还白洋。弄得工人衣食无着；加上当时又是手工开采，用镐头挖矿石，用脊背背矿石，晚上下工时，手流血，脊背磨掉了皮，上了年纪的工人都变成了驼背；矿井里没有通风设备，常有人昏倒在井底，有病也不许离矿，要坚持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死在井底下的人不计其数，死者得不到厂方安葬，要自家收尸。矿上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得了职业病——矽肺病，这种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七八十，矿上流行这样一首怨歌：“有女不嫁石匠郎(指矿山工人)，嫁出老婆做道场(丈夫已死、请道士诵经)。”
红军到了锡矿山，拨开云雾见晴天。锡矿山沸腾起来了!工人活跃起来了，两个矿主吓跑了，只留下些狗腿子和工头看矿。有天晚上，我们正在师部开会，会议简单地读了备战情况后，就讨论起扩红的问题。大家认为：工人的积极性不能挫伤，但要尽量说服一部分人留在矿上，团结广大工人同矿主进行斗争，接着各团又报告了扩红的人数，一算，自愿报名的工人已有一千多。这时，师部的参谋走进会场说：“矿主派代表来谈判，说要钱可以，不要把工人带走，还说，今晚，请我们到矿上吃饭。”
师政委晏福生同志对大家笑了笑说：“怎样?同志们!这些喝工人血的家伙来行贿了。”我们政委早在大革命时，就在安源煤矿做工，对资本家这一套把戏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接着说：“不要理他们，让他们滚蛋。”参谋扭身走出，把矿主派来的代表轰走了。我们刚散会，矿主又派人送来四桌酒席。这下大家可怔住了：吃不吃呢?还是我们师政委有经验，他说：“收下，不吃白不吃，先开开胃口，吃完了照样扩红，要钱。”驻在师部附近的部队，和各团来开会的干部，把四桌酒席一扫而光，最后对矿主的代表说：“回去告诉矿主，钱还是要，兵还是扩。”那几个派来的代表，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
前后三天的时间，自动报名参加红军的工人已经有两千多，经我们耐心说服，回去了几百人，最后还剩下一千八百多人。“要成立无产阶级工人团”这消息一传开，师部、各团部都忙起来了，赶做一千八百多套灰军衣，抽马匹、枪支弹药，配备各级指挥员，在工人中选班排长，大街小巷，穿梭一般的人流，个个欢天喜地，虽是十一月的冷天，却忙得满身是汗。记得成立“无产阶级工人团”那天，异常热闹，在一个广场上，到处飘起红旗，到处锣鼓喧天。看热闹的群众，送行的工人家属和工人代表，人山人海。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军诞生了。师政委晏福生同志还在会上讲了话：“同志们：无产阶级工人团成立了。工人是最受压迫的，你们过去过着地下的牛马生活，身前身后是石头，头上脚下是石头，在不见天日的井底……红军就是为穷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战斗的。”这时台下高呼起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买办头子……”
千万人振臂高呼，有的群众也眼含着泪举起胳膊。这支工人阶级的队伍，在万众欢呼声中，踏上长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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