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国臣，男，1929年4月出生，山东泰安老十区（后改为肥城县）人，1943年2月参加冀鲁豫军区部队，曾任政治员、冀鲁豫第六军分区司令部参谋。1960年调入石景山古城中学，先后在金顶街中学、杨庄中学、八大处中学、西井中学等校任教和担任校长、党支部书记。1989年9月从石景山区教委离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凭着他们手中的坚船利炮，疯狂地占领了东三省，穷凶极恶地进攻华北、华东和中原，践踏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从我记事起，日子鬼子的罪恶行径就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我和乡亲们一样对鬼子充满了仇恨。
1939年初，我们那儿就已经有日本的驻军了，从此我们村成了敌占区。
驻在我们那儿的日本兵大概有一百多人。他们在我们那一片几个村庄都轮流住过一段时间，既了解当地的情况，又便于抢占物资，这些鬼子每天到处烧杀抢掠。到我们村子里后，他们把老百姓都赶到土场上住，霸占了老百姓的房子。还让村民们为他们做饭，送吃的东西过去，不送就乱抓人杀人，老百姓手无寸铁，没有武器，迫于他们的淫威，只能听从他们的要求。不听他们的，最后祸害的是村里的妇女和孩子，为了使妇女孩子免受其害，也只好忍气吞声了。我们岳家庄村后面二里路有个炮楼，炮楼建得高高大大，里面每班岗有两三个鬼子在执勤，时不时地用望远镜东张西望，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晚上还不定时地用探照灯照射各个路口，看有没有什么动静。
离我们不远的安驾庄那边驻着日本司令部，时常派兵来我们这一带巡逻，每次来，日本兵五六个人，前面牵着一条狗，有时让汉奸跟着，后面两个人端着枪，做好随时开枪的准备，其他日本兵则到处盘查、观望，看有没有反常情况。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我们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每天处在危险和惊恐之中，吃不饱，睡不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是个头。
有一次，村里来了6个日本兵，看见有3个中年妇女，就起了淫意，两人一组将她们轮流奸污了，而且就在草场地上，光天化日之下，鬼子真是无恶不作，丧心病狂啊。从此，那3个妇女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整天以泪洗面，躲在家里也不出来，谁劝也不管用，其中有一个妇女还怀孕了，生下个小孩。
日本鬼子非常骄横野蛮，所作所为极其残暴恶劣。我记得是1940年秋天，离我村一里半路，有个教师穿着灰大褂正在教书，日本兵去了以后，他怕学生受侵犯，表现得很客气，很斯文，为了保护学生，他给日本人躬身作揖，他连着作了3个揖，却被日本兵连续打了3枪，当着学生们的面倒在血泊中。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日本兵不能低三下四，你越软他越瞧不起，越认为其中有诈，我们一定要强大，一定不能怕他们。
日本兵还特别狡猾，专门在村头设关卡检查过往行人。他们检查时先看看手，如果有老茧，会被认为是“良民”，可以放行；如果手上没有茧子的就认为不是真正的农民，有可能是“共匪”嫌疑人。所以，时间长了，我们都摸到了鬼子的规律，每次日本人来了后，我们那儿的村民，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尽量到附近农田里找活干，只要是正常干活，该干啥干啥，不容易被鬼子怀疑。如果待在家里面，有时反而会被无辜杀掉。上学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朱、毛，那个时候村里有抗联，进行过这些宣传，老师也说不清楚，就说这两个人是打鬼子的。那时，我的脑子中对参加革命队伍有了一个初步的向往，一直想着快快长大，可以去打鬼子。
我们村是共产党县大队经常活动的村子，有一些是抗联人员，当时的县长叫武希贤，解放后去世，被埋在八宝山，是我老乡，我还去过他的墓地。抗战时期，他们在村里活动比较频繁，经常到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领导群众与敌人斗争，教群众如何对付鬼子，与鬼子打交道，如何进行躲藏做好自我保护。因此我才有后来加入共产党队伍的机会。
临村有个人叫杜云海，二十五六岁，是武工队的队员，他非常机智勇敢，在我们那儿都知道他的名字，鬼子都害怕他。当年，日本人成立维持会，维持会安驾庄会长叫房业良，这个房业良没有良心，专门帮着日本人做坏事，为他们提供情报，出卖中国人，还经常领着鬼子到村子里收缴粮食，抓党的积极分子，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杜云海决定利用赶集的机会好好教训房业良一下。
我们那儿逢三、八日是大集，逢五、十日是小集，附近二三十里路的群众有重要事情都到集上办理，比如买菜、卖猪、购物、看戏、理发等等。那天赶集的时候，杜云海挎个竹篮子，里面放些家里种的蔬菜，在菜下面放着一支手枪，他到了集上后，从人群中四处搜索房业良的身影。终于，杜云海发现了房业良正在那儿帮着日本人维持治安。这种人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杜云海见状，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拍拍房业良的肩膀说，大爷你还好吧？房业良不认识他，正感到莫名其妙，就在他一愣神间，杜云海果断地拔出枪来，啪啪两枪，打死了房业良。打完后，杜云海大声喊道：“大家伙快跑啊！”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往四处奔跑，杜云海趁乱混在群众队伍中跑掉了。这个故事在我们那儿被传为美谈，打死臭汉奸，真是大快人心啊。对这些卖国求荣的家伙就该让他们有这样的下场。
离我家一里多远有一条公路，是从山东汶河往夏辉去的必经之地，公路经过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日本车可以开过去。1941年秋天，游击队决定在路家庄切断敌人的运输线。他们用黑药做成土药罐子，悄悄地埋伏在公路旁，远远看见日本车过来，用力将药罐子扔到车上，炸死了好几个鬼子，敌人的汽车也被炸毁了，我们在好几里地都听得见、看得见，敌人的交通线也瘫痪了。
1942年夏天，日本有个司令官叫兵野，住在泰安司令部里面，他差不多一个月就到安驾庄来一次，专门抓那些革命家属和村干部，只要他看不顺眼的怀疑的就要抓。有一次在安驾庄集上，我亲眼看见一个日本人开着汽车，摁着喇叭，到处横冲直撞。北石沟一个老太太，孩子参军了，她正好到集上来买东西，被汉奸发现了，抓住她不放。还有两个男的也被日本兵抓了。日本兵非常惨忍，将他们抓来的这些所谓共产党嫌疑分子和革命亲属，集中到安驾庄北门外，日本人端着枪，先用指挥刀砍头，鲜血喷了有一米多高，鬼子再从后面狠狠地踹一脚，把他们推到挖好的坑里埋了。当时的场景真是惨不忍睹，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恶劣手段吓唬老百姓不要跟共产党来往。可在我们心中却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乡亲们的眼中全是火和血，好多年轻人的拳头都紧紧地攥着，恨不能上去和日本人拼了。我们纷纷报名参军，下决心为兄弟姐妹报仇雪恨。
1943年2月我入伍时，被分在野战部队医院。一开始几个月专门看护伤员，前线受伤的战士有许多伤得特别重，我们除了救治他们，还要为他们喂水、喂饭、喂药，给他们熬药、端屎、接尿、洗衣服等。虽然又脏又累，但大家都没有怨言。说实在话，我是一个大小伙子，在家里哪儿做过这些活呀，但是一看到这些战士们为了打鬼子，一个个身受重伤，而且表现得那样坚强，所以我也不再害怕，跟着班长认真做好分配给我的任务。
后来领导听说我上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就安排我做收发文件工作，当时就我一个人，每天忙得很，要负责所有人员的书信来往，上级来的各种文件，先登记清楚了，再转交给各级首长和个人。每天跑来跑去，一点差错不能出。有时有的人被调到别的地方，或者执行其他任务，我还要想方设法转交到他们手中。
那年，我们部队在安驾庄与敌人打了一仗，敌人有一百多人，我们上去了近三百人，但那时我们武器非常匮乏，用的是湖北造土枪，或者苏联造的套筒子，都是旧的，子弹很少，年轻力壮的发一两颗手榴弹。因为我们属于地方武装，本身装备就少，我们一个连只配有几座掷弹筒。
所以，跟敌人交起火来，伤亡和损失就很大。我们连续四天三夜都没有好好睡觉和吃饭，每天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我们村王兰田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后来他儿子大旺、二旺继承父亲遗志，于1947年参加革命，都当了空军，决心为父亲报仇。
我在野战医院当兵时，每天都是在危险和紧张当中度过的，经常能听到炮声、枪声和轰炸声。我们到处跑，住无定所，在一个地方住一个星期就算时间长的了，流动性特别大，哪儿有伤员我们就要往哪儿去，而且伤员都往山沟里藏，人都不能待在屋里，都到偏远地方去，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我们都穿着农民衣服。
我们跟县大队和游击队离得很近，一有伤亡人员就送过来。那时，医疗条件很简陋，没有多少药水，我们的医疗物品少得可怜，连麻醉药、绷带、止血药、青霉素、金黄药面、高锰酸钾等常用药都很少，来了伤员，就用盐水清理伤口，就是这些不多的医疗物品，也是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运到这里的，所以非常珍贵难得，我们都节省着用，留给重伤员用。有时，有的战士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痛苦难忍，神志不清，脾气很大，我们也不跟他们急，尽量让他们得到发泄，有时我们受了委屈也只是背地里抹眼泪。伤员们打仗连命都搭上了，他们是真正的功臣，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一想到这些，我们受多少委屈都不算什么。我们一心就想着把战士们治好了，好赶紧上前线去打鬼子。
官兵们在前线杀敌，我们在后方搞好医疗保障。前线的战事非常紧张，我军伤亡也很大，最多的一次一下子就来了30多个伤员。因为缺医少药，许多伤员做手术时痛得直叫，有的伤口肿了好高，我们都很着急，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用语言安慰安慰他们，或者用冷毛巾敷一敷帮他们降降温。
1943年日军飞机轰炸安驾庄，我们冒着炮火，顶着枪林弹雨，及时转移伤员，跑到曹家林牙山一带躲起来。我们所有医护人员都赶紧往安全地带转移伤员，我们用担架抬，用独轮车推，小路用担子挑。我们一边隐蔽一边转移，有时炮弹就在我们身边响起，我们也顾不上了，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如何把伤员转移出去。我们跑得特别快，有时不小心掉到沟里，顾不上擦干净身上的泥土，一直往前走。最后，我们终于将这些伤员全部安全转移到了牙山里藏了起来。等安顿下来，我才发现我的腿肚子被弹片划伤了，鲜血染红了裤子，直到此时，我才感受到疼痛，赶紧做了简单的处理，就又投入到抢救伤员的工作了。那时最大的特点是军民一家，打仗时，我们军民齐上阵，男女老少齐上阵，粮食、衣服、棉被等等，部队要什么东西给什么东西，要多少给多少，军民关系确实很好，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打的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抗日，迟早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土地去。
1944年冬，我们那儿的鬼子终于撤走了，安驾庄据点也没有了，我们就不在山沟里住了，住到栾任乡老百姓家平房里，后来我们又到了肥城的盐麻庄，在那儿住到日本投降，鬼子走了，我们才能睡个安稳觉，心里才踏实。
1945年，我当上了政治员，专门做宣传工作，经常深入群众当中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发动群众参军拥军，支援前线工作。每天晚上，只要没有什么重要任务，我都要给战士们读报，组织大家学习时事政治和战斗形势，帮助战士们补习文化，教他们认字识字。
记得10年前，我参加了天安门隆重的纪念活动，我还到六一小学作报告，告诉孩子们当年日本兵是如何侵略我们的，我们受过哪些苦，打过哪些仗？我们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后人一定要记住这段屈辱的历史，我们一定要强大起来，决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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