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7年出生于山东沂南县北于村，家中兄弟5个，7口人，家中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5岁开始给地主放牛，大一点就开始给地主种地、扛活。那时候的日子就别提了！在地主家干活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伺候他们的日常生活。虽然我时时刻刻小心翼翼，但是挨打挨骂依然是家常便饭，地主从不把我们当人看。
1946年，也就是我19岁那年，有一天，从地主家干完活回来，刚走到村后的河边，就听到踢踢踏踏不整齐的脚步声夹杂着乱七八糟的说话声，我心想：千万别是遇到“白狗子”了。那时村里人都叫国民党兵为“白狗子”。心里正想着，就看见一队人马歪七扭八地从东边走了出来，前边两个还端着机枪四处张望着，刚好看到河对面的我，两人不容分说，扣动机枪就向我扫射，吓得我撒腿就跑。那时，家里穷，哪有正经鞋呀，这一跑鞋底都跑掉了，光着脚丫子，我也不顾脚底下踩到的是啥了，“嗖嗖嗖”地玩了命地跑。那时个子小，又瘦，可能是再加上吓坏了，跑得那叫一个快呀，竟然没被他们的机枪射中。到家后，我半天都还惊魂未定，还总是觉得耳朵旁“嗖嗖”地好像有子弹飞过的声音。想起那些歪七扭八的“白狗子”的样子，我攥着拳头，瞪着眼睛，心里全是恨呀！心想：“兔崽子”们，等着，哪天我要有枪了，打你们个稀巴烂！这口气就一直在心里憋着。
听我爸爸说，姥姥家附近就有解放军，于是没过几天，我就去姥姥家了。到了姥姥家我打听到了部队在哪，怎么走，大概问清楚了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直接去了，五六里的路程，因为想起自己以后可以拿着机枪“突突突”地扫射敌人，心里特别解气，所以感觉转眼就到了。
到部队驻地的时候，正好一位姓范的首长接待了我，听说我要当兵，就问我从哪来的，身体怎样，家里情况啥的，然后就说：你个子太小了，于别的也没有力气，干脆给我当警卫吧。于是，我就当了首长的警卫员。162
后来才知道，这位首长叫范杭，当时任通信处处长，是山东省泰安市人。一次，部队休整时我和范杭首长闲聊时得知，他是当时山东大地广为传颂的“抗日老英雄”“抗日老寿星”范明枢的嫡孙。他说他爷爷曾经在日本留学，这期间，结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深受其影响，并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反对封建专制，兴办新式学堂，宣传进步思想。曾经在泰安创办教育图书社和小学堂，后受聘到济南山东模范小学。由于支持学生参加革命运动被打入狱，后获爱国将领冯玉祥营救。日寇大举入侵鲁南时，山东省各级地方政府大都逃亡，危难之际，他的爷爷在中共山东分局的支持帮助下，联合进步人士成立了“鲁南国民抗敌协会”“国民抗敌自卫军”，配合八路军对日作战。1940年，山东成立“宪政促进会”，他的爷爷被推选为会长。1947年，他爷爷去世，被安葬于泰山南麓普照寺附近。他还说，他的父亲也是山东一个特别支持革命的议会会长。他是济南一所大学的高才生，学的专业就是通信，一毕业就被父亲送到了军队，之后始终作通信工作（范杭后历任济南军区通信部副主任、省军区副参谋长）。
当时部队通信人才非常奇缺，因为这样的人必须要有文化。但是，当时部队像我这样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占多数。现在想来，大概是他父亲为革命而让他读书，为革命让他学习通信专业吧！电台和电话在那个时候特别重要。因为，通过电台我们可以破译敌人的电报，知道敌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是哪个部队的，多少人，战斗力强不强，指挥作战的是谁等等，还可以通过电台、电话指示我们的部队怎么打敌人，采取什么方式，从哪里开始攻，哪里开始撤，到哪里接应等等具体的作战方式。因此，一场战争能不能胜利，战场上的双方实力固然重要，而通信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
范杭记忆力很强，不用密码本，就能准确解密，截获敌人的电台信号。后来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革命队伍难得的精英，不但要有文化，还要有敏捷的思维，超强的革命事业心，而且基本都在延安学习过，掌握密钥。那时只要电报一到，他一看，立刻就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有人说，有时千军万马都换不来一个掌握密钥的人。你一细想也有道理。你想，一旦解密错误，那后果不堪设想呀，一个连牺牲、一个团牺牲那都是有可能的呀！因为有他，我们这里被敌人包围伏击的情况减少了，没有出现过无谓的牺牲。
鲁中地区是山地丘陵区，那时我们的主要作战方式之一就是“运动战”，因此，为了使电台保持良好的信号，我们有时要提前出去踩点，测试电台接收信号能力。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几个人与范杭首长去沂南县踩点，刚走出驻扎地不远，就听到空中有“轰轰轰”的声音，我们知道是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刚想隐蔽，突然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一枚炸弹爆炸了。火光、土灰、玉米秆一起飞上天，有的玉米秆还带着像螃蟹腿一样的根须，呈伞形从天上掉下来，地上炸成了一个大大的深坑。说时迟，那时快，我和另一名警卫员，几乎是同时扑倒了范杭首长，死死地将他压在了身下。如果再有炸弹，那炸死的多半是我们，而不是首长。这就是我们警卫必须做的。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能让首长受伤。说实话，那时的首长个个让我佩服，他们真是哪有危险，往哪里冲，全是带头，没有一点虚的，我从心里敬重他们呀！所以在保护首长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首长的安全就是一切”，完全没有自己生死的概念。
现在想起来，那时累呀！你想，作战战士下了战场就可以放松了，但是作为警卫是没有放松的时候的，因为要24小时保证首长安全。
那时打国民党军队，其实不是特难，一是因为他们的兵都是抓壮丁去的，不是自愿参加的。二是国民党军队内部不平等现象特别突出，好多当兵的没心思打仗。三是当兵的在战场上受伤，特别是受重伤的，国民党军队有时候直接就是枪毙或者放弃，根本不救。四是有严重的派系之争，因此影响作战。而我们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参加解放军都是自觉自愿的，因此，既不怕死，也不怕难。官兵更是同吃同住，亲如兄弟，团结一致。而且，所有受伤的战士都会得到最大可能的治疗和照顾，不会因受伤而放弃一名战士。你想，战斗力能一样吗？
我在部队服役11年，一开始部队叫鲁中军区，1947年2月，鲁中军区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军。我一直没有离开这支部队。11年来，我在部队立过三次三等功：分别是1948年2月、1949年6月、1951年6月。其实都没啥大事，都是工作积极，吃苦耐劳，完成任务坚决。
1964年10月，我从部队转业，然后就到了北京南大荒苗圃，任党支部书记职务。
我一生最佩服的人是我的老伴，因为当时她在托儿所工作，一个月也能挣几十块钱，那个岁月几十块钱，也挺管用的。但是，后来，她说家里三个孩子负担重，经常请假，那不是占公家便宜吗？所以就不上班了。如果她一直上班，现在一个月也能拿到几千块钱了，但是老伴一点也不后悔。所以，我特别佩服她。
现在是和平年代，生活也好了。但是有些人忘记自己党员的身份，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想想当初，我们那些首长，那些战友，他们从不会为自己着想，你看范杭他是个负责通信的首长，但是啥时候有危险，他都是第一个往前冲，那时往前冲，那就是生死攸关呀！我们的战友，看到首长危险，更是冲锋在前，绝不会考虑自己是否会因此牺牲。所以，看到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做啥事情，先把“私”心搁在前面，我挺看不起他们的。人活着，就是要有精神，要有骨气，当初没有那样一种骨气，我早就死在国民党的机关枪下了，74年前就成了小鬼儿了。所以，人呀，要有精神，要有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