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长和我谈话之后，思想上的包袱更沉重了，虽然总是提心吊胆，但工作还是拼命干，心里怀着一线希望。班里有个同志和我开玩笑：“不让走就算了，把身体累坏回家就种不得田了。”“你回家受压迫去!”我很不高兴地顶了他一嘴。班长怕我们闹口角，就劝阻我们：“你们不要扯乱谈，人家正在不舒服咧。”我站起来，抓起几块半旧的灰布闯出了门，到离我们住房十步的老板娘家里去做雨伞套，老板娘拿了几条米粮袋一针一线地缝着，看我来了，就叫我坐下，然后又问：你们么子时候才回来?老板娘的话问得很恳切，我说：“我们北上打日本，还是要回来的。红军在这里和人民一起搞土改，打倒过大地主韦老八，赶走了白军，创造了根据地，一道流过血。”
说到这里，怕自己的话还不能使她满意，补充说，“这是我们老家，还能忘记吗?”夜饭之后，管理员把我叫到房里，他从头到脚细细打量我，用眼睛斜视着发问：“你们班长给你说了没有?”我装着不知道，就惊讶地问：“说什么呀?”可是管理员早看出我的心思，又问：“你班长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我尴尬地答道：“班长问了我能跟上队不?可是他不了解我的实际情况……”我还要往下说，管理员却打断我的话说：“是啊!就是这个事，你还不到十五岁，为了照顾你，在家还是保险一些，现在给你十五块光洋，无论如何你要回去。”我眼睛上已经蒙上一层眼泪，顿时分辨不出管理员的面容，觉得喉咙被一股咸味的水流塞住了，我抽噎地表示决心：“管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要。”接着我扭转身就走了。我心怦怦直跳，回到班里，话也不说，躺在铺上。同志们问了几旬，看我情绪不好，也就不吱声了。
这一晚，我没有一点睡意。白皎皎的月光透过窗口，照射在班长脸上。我想：我参军的时候只有十三岁，班长总是叫我在大门口站哨，黑夜送信也不让我去；有一次行军走不动，师首长的马还让给我骑上。回去，回哪里?父亲参军后已经牺牲了，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呀!像我一个孤零零的孩子帮人家放牛的时候，有谁像部队里的首长和同志们疼过我呢?这时，所有熟悉的同志们的脸都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觉得部队就是我的家，我失声痛哭起来，被惊醒的班长撑起手肘子安慰我，我说：“我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天还不亮我就起床了，我一直窜到正屋营长的房门口，听了听，里头别的动静都没有，只有呼噜呼噜的鼾声，看看天空，月亮还没有下山，但总觉得他应该起来了。我一边在门口抽泣一边准备见了营长怎样开口，心里琢磨妥帖了，才从门缝里看进去，营长——陈崇岳同志正在穿衣衫，我随即推门进去，营长问一声：“谁?”然后定睛看看是我，就问：“你来干什么?起得这么早?”我这时却想不起话从哪里开头，呆呆地站在那里，营长又问，我结巴着憋出了一句：“班长，管理员要我回……家。”
营长又说了几句，可是我耳朵里嗡嗡直响，也没有听清楚，他就像没有一点事情似的朝茅茨(湖南方言，即厕所)的方向走去，一直到了茅茨跟前，他才又发现我，便扭转头说道：“伢子，回去再讲。”但是，我只退远了几步等着他，我想：回家不回家，这是最后一关，等一下我一定要把道理全对他说了。回到房里，营长叫我坐下。我哭哭啼啼地向他讲道理，可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总觉得说的不是想的，又反回头重新说起，但是越重复，他娘的喉咙就越不争气，心里焦急，口里说不出来，营长只是三番五次地看看我。秋风从窗口袭来，身子直打颤颤，我眼睛看着窗外，最后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哭起来。
营长半天没说话，看样子，想说又憋回去，很为难的样子。“好，试一试，实在不行，你还是回来。伢子，这回出发不是三天五天的!”营长这一句话才把我从昏迷的窘态中惊醒，我起初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只用疑惑的眼光，盯着他的眼珠子，他又微笑地重说一声：“试一试。”这时我心上的石头顿时落了下去，我惊喜地眨巴了几下眼皮想把眼泪挤净，又低下头卷起袖子抹了一下，敬个礼就跑出来了。班里的同志正忙着捆草，打背包，我一进屋就嚷嚷起来：“班长，营长答应我了!”“真的?”其余的同志也停下手问。
“不是真的，你们问营长去!”吃完饭，部队集合好了，我们通过站满欢送老乡的桑植城大街，队伍的行列里有自己的亲人，也有老百姓夹杂着，出了东门，穿过了发黄的橘子园，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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