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是在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当司号长,不幸患病了。当时,我一样患病的和在历次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很多,不能跟随主力一起行动,上级决定将伤病员留在这里,和地方部队组成一个独立师,一面休养,一面坚持斗争。和主力部队临分开时,军团政委王震同志给我们讲了话,勉励我们好好休养,等主力开辟了新的苏区再来接我们。主力走了不久,贵州军阀王家烈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大规模地进攻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们在那里无法坚持,决定突围去找主力。
刚突出去三十多里,又遭到地主武装的纠缠,这些“地头蛇”白天夜晚地盯住我们不放,使得我们吃不上饭,睡不上觉,并时常遭到他们的袭击。一个晚上,我们和政委失掉了联系,整个部队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只有十多个人跟着团长和参谋长走,其中还有两名女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把两名女同志寄托在老乡家里,这样我们就只剩十二个人了。这天半夜,到了距沿河县东南大约二三十里的地方,我们找到一处独立家屋停下来休息,由于过分疲劳,我一躺下来就睡着了,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很高了,我们才被外面的枪声惊醒,我们急忙持枪向外冲去,一跨出房门就看到足有五六十个敌人,已把我们包围了,这时我们只好作最后一拼,可就在这紧要的时刻,团长和参谋长动摇变节了,团长卑鄙地喊出停止抵抗,把枪交给敌人。在这一瞬间,敌人蜂拥地打过来。我是一个司号员,无能为力,其他的人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团长的“命令”放下手中的武器,我把一柄铜号猛地掷向敌人,就这样,我们十二个伤员被俘了。
敌人把我们关押到山腰间一个又潮又湿的黑屋子里。天黑了,谁也没有心思睡觉,我们几个曾几次揪住这两个叛徒,想要捏死他们,都被他们的尖叫惊来了卫兵,这两个叛徒才免了一死。约莫半夜时分,外面嘁嘁喳喳地来了一群人,门咔的一下打开了,一个家伙探进半个脑袋气势汹汹地说:“都起来。”谁也没有吭气。“叫你们起来!”声音更加凶狠地吼叫起来。“做什么?”我们一个同志也不示弱地大声喊着说。“啊!县上来信,要把你们送过去。”这个家伙缩回去,另一个家伙显然是想要缓和一下气氛,才这样和气地说。我们走出去一个,被敌人五花大绑地捆起一个,敌人假惺惺地说:“委屈点,主要是不想路上出意外。”
这伙二三十人的胆怯的联防队,把我们捆绑起来后,如临大敌似的端着枪,围在我们的四周,前面五六个人导引着,押着我们向山下走去,走出不远,突然离开了大道拐向山沟。这时我们都情知不妙,但是没有了武器,又被捆绑着,有什么办法呢?只好任凭这群野兽们摆布。我们沿着山沟继续向前走,走了约有半个多小时,这群野兽命令我们停下来。天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远处不时传来猫头鹰的怪叫声。我们十二个人,拉开很大的距离,排成一字站在沟沿上,在我们每个人身后六七步远都站着两三个刽子手。我们都明白了,敌人要枪杀我们。同志们突然高呼起来:“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敌人吓慌了,他们像野兽般地叫喊,连忙对我们开枪。枪响了,声音非常短促,只听到“噗噗”的声音,没有一点子弹飞走的啸声,接着枪声连续地响起来,我们的同志更响亮地高呼起口号,我清楚地听到通信员刚喊出“共产党……”三个字就倒下去了。站在我附近的是一位医生,他像演说似的大声说:“刽子手杀死我们不要紧,将来有千百万的人会给我们报仇!”说完也倒下去。站在我后面的刽子手也举起了枪,一扣扳机,我清楚地听到微弱的金属撞击声,可是枪没有响。这个刽子手哆嗦着说:“臭子弹。”咔嚓又推上去一粒!一击发又是一颗臭子弹。另两个刽子手几乎同时说:“我来!”这两个家伙一边说,一边一齐向我射击了,“砰砰”两枪同时响了,我只觉得肩上和胯骨上像被什么刺了一下,顺势一头就倒在深沟里。
四野沉寂,一点动静也没有。我躺在沟边尽量屏住呼吸,心里琢磨着:刽子手,你们没有杀死我,我一定要你们用血来还血……复仇的烈火不可抑制地涌向心头,转而想到是不是起来逃走呢?这时,离我几米远的草丛中传来刷刷的响声。顿时,我害怕起来了,心里想:难道真有鬼吗?难道真有野兽要来吃我们吗?正在胡思乱想时,一个黑影,站起来向上走来,我用眼死盯住他。不一会儿,听见他微弱地叹息声:“唉,都被打死了……”这是侦察员的声音!难道他也活着?我心里特别高兴,于是我很快地坐起来,轻轻地叫道:“侦察员!”他听到我的声音,先是一惊,然后嘶哑地、吃力地说:“司号长?你没死?”我嗯嗯地答应着,他凑到我的跟前,我用牙齿把绑他的绳子一点一点咬断,然后他给我把绳子解开。当下弦月像眉毛似的从东山顶爬上来,我俩噙着泪向死难的战友告别,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我挽着侦察员艰难地翻过了一座山。
侦察员越走越吃力,几次晕死过去。到天麻麻亮时,他实在走不动了,我俩找到一间独立家屋,叫开门进去,屋里只有一个老头和老太太。在灯下我才看清,侦察员的伤势很重,子弹从脑后进去从颧骨出来,这时他的嘴上凝固了很多血块,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突然,他睁大了眼睛对我说:“司号长,我不能走了,你快走吧,去找部队……”我听到这里,心里非常难过,怎么能把从虎口中一同逃出来的战友丢掉?我激动地回答:“不!我们一起走!”说完了再看看侦察员,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和老大爷把他抬到山沟里掩埋起来,然后恭恭敬敬地向侦察员敬了个举手礼,谢了一声老大爷,就一个人走了。
天大亮了,我只好隐藏到路旁的山沟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不敢吭声,咬紧牙关,把裤带一次又一次勒紧,后来实在忍受不住了,就在地里挖了个地瓜吃,好容易盼到了天黑我才出来,可天又下起霏霏细雨,雨慢慢地大起来,天黑得伸手不见掌。这样的天怎样走呢?又到哪里去呢?我心里忧虑着,最后把心一横,不管死活就在一家门口坐下,因为几天来没有好好地睡过,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天大亮才醒。我一睁眼,就见一位老太太在问我:“干什么的?是红军吗?”她这一问,把我吓了一跳,接着又出来一位壮年人,他也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逃难的。”他见我这样吞吞吐吐地说话,也就不再问了,只是说到家里烤火吧,我也不说什么就小心翼翼地随他进去。厨房里有他的老婆和孩子,进去后他又到门口看了一下,才把门关上,回来坐在我的旁边。他把我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似的,他小声笑着对我说:“你不要怕,我给你们军队挑过担子,你们军队真好,不仅对我客客气气还给我钱,而且把有钱人家的东西给我一大包,你们队伍往湖南去了。”他问我是哪里人,我撒了谎说是湖南宝庆的,他说有点像。他留我吃了早饭,给我换了衣服,然后告诉我在路上讨饭吃的办法,他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父亲在这边做过瓦匠,你是来找他的,因为父亲死去了,所以落到这个地方,在说这些话时要哭出来更好。他把我送出门来,指着东方对我说:“从这里到酉阳秀山,再过去就到了湖南,很快就能找到你们的队伍。”
就这样,我饿了讨饭吃,吃饱了就走,天黑找破庙倒下就睡。日子一天天过着,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找到部队,为死难的战友报仇!讨饭是很不容易的,经常遭到有钱人的呵斥、辱骂,有时会被狗咬伤和撕破衣服。这样的生活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在四川酉阳境内的一个破庙里,遇到两个讨饭的。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会打莲花落,一个是青年人。我们不谋而合都是到酉阳去。他俩见我不会讨饭,便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装哑子,我一装哑子确实比过去讨的多了。我们酉阳后分头去讨饭,打莲花落的到一家门庭阔绰的人家去要饭(据说是一个国民党党部委员的家),因为红军来时他家财物被没收,所以对共产党、红军特别仇恨,他把打莲花落的人疑为红军侦察,我们二人受到连带,也被一起捉到县政府。我们被赶到一个冷房子里,他们二人再三嘱咐我不能说话,就是受刑也要坚持住,如果被认出是假哑巴,我们连生命都会有危险。
大概在下午三四点钟时过堂了,打莲花落的被打了四十板,因为我是装的哑巴,在堂上指手画脚咿咿呀呀要饭吃,叫我跪下我也不跪,脸上被打了十来下,就这样没有任何结果,又把我关到监狱里。约半个月,他们失望了,才把我和那个年轻的释放出来。我被放出来后,一天来到酉阳街上看到国民党到处张贴标语,什么“萧贺(即萧克、贺龙)二匪企图夺取我常德桃源,消灭萧贺二匪过个太平年”、“民众联合起来消灭赤匪”等等。看了之后我喜出望外,从这上面可以判断出红军打到这些地方了,即能有力量夺取常德,这说明红军壮大啦,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更给我增强了找部队的决心和意志。我继续装哑巴讨饭,因为不能说话所以不能问路,光是隐隐记得在地图上,见过湖南在酉阳的东面,我就向太阳出来的方向走,有时也依照各地方的指路牌走。
饥饿寒冷在折磨着我,白色恐怖在威胁着我,吃的靠讨饭,虽然饿一顿饱一顿,倒可以饿不死,可是四个多月的流浪生活,衣服早已坏得像“八卦仙衣”了,一天遇见一家安葬老人的,给了我一件上衣和裤子,并对我说:“穿了,可以长寿。”我想管他长寿不长寿,反正冬天少挨点冻就行了。
四个月的讨饭生活不知走了几千里路,还是没有找到部队,可是我确信,向前走一步就离红军近一步,不管还离红军多远,只要在寻找,总是会找到的。这天讨饭到了大庸教子垭,听人说离红军没有多远了,一天正是桑植空壳树赶场,我也跟着老百姓走,到了离空壳树约半里的大道旁,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持枪在那放哨,当时我不知道他是红军还是白军,心里又高兴又害怕,我一步步地向他走近了,突然看见了他那耀眼的熟悉的红领章和列宁式的服装。这时我忘记了我还装着哑巴,三步并两步走到哨兵跟前,我高兴地流着眼泪,由于过分的激动和装哑巴的缘故,嘴光动说不出话来,半天才说出一句:“你是……是哪一部分的?”哨兵看我这样子安详地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过去是红六军团五十三团的,他的班长正在那里放游动哨,很快地过来了。这时同我一起赶场的人,见我刚才还是一个讨饭的哑巴,现在说开话啦,都很奇}圣地停下来看着我。回到部队以后,首先看到原在我们司号连的我们班的陈胖子,他见我是那样的消瘦,头发三寸多长,手脸脏得要命,吃惊地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我因为长期没有说过话,带着结巴的声音说:“我我我已死过一次了。”后来队长和政委赶来了,急忙叫人来给我理发,并拿来军装,这样,我终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革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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