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是在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当司号长，不幸患病了。当时，我一样患病的和在历次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很多，不能跟随主力一起行动，上级决定将伤病员留在这里，和地方部队组成一个独立师，一面休养，一面坚持斗争。和主力部队临分开时，军团政委王震同志给我们讲了话，勉励我们好好休养，等主力开辟了新的苏区再来接我们。主力走了不久，贵州军阀王家烈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大规模地进攻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们在那里无法坚持，决定突围去找主力。
刚突出去三十多里，又遭到地主武装的纠缠，这些“地头蛇”白天夜晚地盯住我们不放，使得我们吃不上饭，睡不上觉，并时常遭到他们的袭击。一个晚上，我们和政委失掉了联系，整个部队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只有十多个人跟着团长和参谋长走，其中还有两名女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把两名女同志寄托在老乡家里，这样我们就只剩十二个人了。这天半夜，到了距沿河县东南大约二三十里的地方，我们找到一处独立家屋停下来休息，由于过分疲劳，我一躺下来就睡着了，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很高了，我们才被外面的枪声惊醒，我们急忙持枪向外冲去，一跨出房门就看到足有五六十个敌人，已把我们包围了，这时我们只好作最后一拼，可就在这紧要的时刻，团长和参谋长动摇变节了，团长卑鄙地喊出停止抵抗，把枪交给敌人。在这一瞬间，敌人蜂拥地打过来。我是一个司号员，无能为力，其他的人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团长的“命令”放下手中的武器，我把一柄铜号猛地掷向敌人，就这样，我们十二个伤员被俘了。
敌人把我们关押到山腰间一个又潮又湿的黑屋子里。天黑了，谁也没有心思睡觉，我们几个曾几次揪住这两个叛徒，想要捏死他们，都被他们的尖叫惊来了卫兵，这两个叛徒才免了一死。约莫半夜时分，外面嘁嘁喳喳地来了一群人，门咔的一下打开了，一个家伙探进半个脑袋气势汹汹地说：“都起来。”谁也没有吭气。“叫你们起来!”声音更加凶狠地吼叫起来。“做什么?”我们一个同志也不示弱地大声喊着说。“啊!县上来信，要把你们送过去。”这个家伙缩回去，另一个家伙显然是想要缓和一下气氛，才这样和气地说。我们走出去一个，被敌人五花大绑地捆起一个，敌人假惺惺地说：“委屈点，主要是不想路上出意外。”
这伙二三十人的胆怯的联防队，把我们捆绑起来后，如临大敌似的端着枪，围在我们的四周，前面五六个人导引着，押着我们向山下走去，走出不远，突然离开了大道拐向山沟。这时我们都情知不妙，但是没有了武器，又被捆绑着，有什么办法呢?只好任凭这群野兽们摆布。我们沿着山沟继续向前走，走了约有半个多小时，这群野兽命令我们停下来。天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远处不时传来猫头鹰的怪叫声。我们十二个人，拉开很大的距离，排成一字站在沟沿上，在我们每个人身后六七步远都站着两三个刽子手。我们都明白了，敌人要枪杀我们。同志们突然高呼起来：“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敌人吓慌了，他们像野兽般地叫喊，连忙对我们开枪。枪响了，声音非常短促，只听到“噗噗”的声音，没有一点子弹飞走的啸声，接着枪声连续地响起来，我们的同志更响亮地高呼起口号，我清楚地听到通信员刚喊出“共产党……”三个字就倒下去了。站在我附近的是一位医生，他像演说似的大声说：“刽子手杀死我们不要紧，将来有千百万的人会给我们报仇!”说完也倒下去。站在我后面的刽子手也举起了枪，一扣扳机，我清楚地听到微弱的金属撞击声，可是枪没有响。这个刽子手哆嗦着说：“臭子弹。”咔嚓又推上去一粒!一击发又是一颗臭子弹。另两个刽子手几乎同时说：“我来!”这两个家伙一边说，一边一齐向我射击了，“砰砰”两枪同时响了，我只觉得肩上和胯骨上像被什么刺了一下，顺势一头就倒在深沟里。
四野沉寂，一点动静也没有。我躺在沟边尽量屏住呼吸，心里琢磨着：刽子手，你们没有杀死我，我一定要你们用血来还血……复仇的烈火不可抑制地涌向心头，转而想到是不是起来逃走呢?这时，离我几米远的草丛中传来刷刷的响声。顿时，我害怕起来了，心里想：难道真有鬼吗?难道真有野兽要来吃我们吗?正在胡思乱想时，一个黑影，站起来向上走来，我用眼死盯住他。不一会儿，听见他微弱地叹息声：“唉，都被打死了……”这是侦察员的声音!难道他也活着?我心里特别高兴，于是我很快地坐起来，轻轻地叫道：“侦察员!”他听到我的声音，先是一惊，然后嘶哑地、吃力地说：“司号长?你没死?”我嗯嗯地答应着，他凑到我的跟前，我用牙齿把绑他的绳子一点一点咬断，然后他给我把绳子解开。当下弦月像眉毛似的从东山顶爬上来，我俩噙着泪向死难的战友告别，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我挽着侦察员艰难地翻过了一座山。
侦察员越走越吃力，几次晕死过去。到天麻麻亮时，他实在走不动了，我俩找到一间独立家屋，叫开门进去，屋里只有一个老头和老太太。在灯下我才看清，侦察员的伤势很重，子弹从脑后进去从颧骨出来，这时他的嘴上凝固了很多血块，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突然，他睁大了眼睛对我说：“司号长，我不能走了，你快走吧，去找部队……”我听到这里，心里非常难过，怎么能把从虎口中一同逃出来的战友丢掉?我激动地回答：“不!我们一起走!”说完了再看看侦察员，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和老大爷把他抬到山沟里掩埋起来，然后恭恭敬敬地向侦察员敬了个举手礼，谢了一声老大爷，就一个人走了。
天大亮了，我只好隐藏到路旁的山沟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不敢吭声，咬紧牙关，把裤带一次又一次勒紧，后来实在忍受不住了，就在地里挖了个地瓜吃，好容易盼到了天黑我才出来，可天又下起霏霏细雨，雨慢慢地大起来，天黑得伸手不见掌。这样的天怎样走呢?又到哪里去呢?我心里忧虑着，最后把心一横，不管死活就在一家门口坐下，因为几天来没有好好地睡过，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天大亮才醒。我一睁眼，就见一位老太太在问我：“干什么的?是红军吗?”她这一问，把我吓了一跳，接着又出来一位壮年人，他也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逃难的。”他见我这样吞吞吐吐地说话，也就不再问了，只是说到家里烤火吧，我也不说什么就小心翼翼地随他进去。厨房里有他的老婆和孩子，进去后他又到门口看了一下，才把门关上，回来坐在我的旁边。他把我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似的，他小声笑着对我说：“你不要怕，我给你们军队挑过担子，你们军队真好，不仅对我客客气气还给我钱，而且把有钱人家的东西给我一大包，你们队伍往湖南去了。”他问我是哪里人，我撒了谎说是湖南宝庆的，他说有点像。他留我吃了早饭，给我换了衣服，然后告诉我在路上讨饭吃的办法，他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父亲在这边做过瓦匠，你是来找他的，因为父亲死去了，所以落到这个地方，在说这些话时要哭出来更好。他把我送出门来，指着东方对我说：“从这里到酉阳秀山，再过去就到了湖南，很快就能找到你们的队伍。”
就这样，我饿了讨饭吃，吃饱了就走，天黑找破庙倒下就睡。日子一天天过着，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找到部队，为死难的战友报仇!讨饭是很不容易的，经常遭到有钱人的呵斥、辱骂，有时会被狗咬伤和撕破衣服。这样的生活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在四川酉阳境内的一个破庙里，遇到两个讨饭的。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会打莲花落，一个是青年人。我们不谋而合都是到酉阳去。他俩见我不会讨饭，便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装哑子，我一装哑子确实比过去讨的多了。我们酉阳后分头去讨饭，打莲花落的到一家门庭阔绰的人家去要饭(据说是一个国民党党部委员的家)，因为红军来时他家财物被没收，所以对共产党、红军特别仇恨，他把打莲花落的人疑为红军侦察，我们二人受到连带，也被一起捉到县政府。我们被赶到一个冷房子里，他们二人再三嘱咐我不能说话，就是受刑也要坚持住，如果被认出是假哑巴，我们连生命都会有危险。
大概在下午三四点钟时过堂了，打莲花落的被打了四十板，因为我是装的哑巴，在堂上指手画脚咿咿呀呀要饭吃，叫我跪下我也不跪，脸上被打了十来下，就这样没有任何结果，又把我关到监狱里。约半个月，他们失望了，才把我和那个年轻的释放出来。我被放出来后，一天来到酉阳街上看到国民党到处张贴标语，什么“萧贺(即萧克、贺龙)二匪企图夺取我常德桃源，消灭萧贺二匪过个太平年”、“民众联合起来消灭赤匪”等等。看了之后我喜出望外，从这上面可以判断出红军打到这些地方了，即能有力量夺取常德，这说明红军壮大啦，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更给我增强了找部队的决心和意志。我继续装哑巴讨饭，因为不能说话所以不能问路，光是隐隐记得在地图上，见过湖南在酉阳的东面，我就向太阳出来的方向走，有时也依照各地方的指路牌走。
饥饿寒冷在折磨着我，白色恐怖在威胁着我，吃的靠讨饭，虽然饿一顿饱一顿，倒可以饿不死，可是四个多月的流浪生活，衣服早已坏得像“八卦仙衣”了，一天遇见一家安葬老人的，给了我一件上衣和裤子，并对我说：“穿了，可以长寿。”我想管他长寿不长寿，反正冬天少挨点冻就行了。
四个月的讨饭生活不知走了几千里路，还是没有找到部队，可是我确信，向前走一步就离红军近一步，不管还离红军多远，只要在寻找，总是会找到的。这天讨饭到了大庸教子垭，听人说离红军没有多远了，一天正是桑植空壳树赶场，我也跟着老百姓走，到了离空壳树约半里的大道旁，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持枪在那放哨，当时我不知道他是红军还是白军，心里又高兴又害怕，我一步步地向他走近了，突然看见了他那耀眼的熟悉的红领章和列宁式的服装。这时我忘记了我还装着哑巴，三步并两步走到哨兵跟前，我高兴地流着眼泪，由于过分的激动和装哑巴的缘故，嘴光动说不出话来，半天才说出一句：“你是……是哪一部分的?”哨兵看我这样子安详地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过去是红六军团五十三团的，他的班长正在那里放游动哨，很快地过来了。这时同我一起赶场的人，见我刚才还是一个讨饭的哑巴，现在说开话啦，都很奇}圣地停下来看着我。回到部队以后，首先看到原在我们司号连的我们班的陈胖子，他见我是那样的消瘦，头发三寸多长，手脸脏得要命，吃惊地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我因为长期没有说过话，带着结巴的声音说：“我我我已死过一次了。”后来队长和政委赶来了，急忙叫人来给我理发，并拿来军装，这样，我终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革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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