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1939年7月，原博山县四区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笔者的父亲秦宗宜担任村第一任“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会长、兼村“青抗先”队长。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不久，11名残匪从莱芜和庄绑票来到金牛山，金牛山看庙人赵汉亭（赵景柳）捎信报告给了笔者的父亲。笔者的父亲火速派人前往县委驻地报告区中队，并给区中队带路智擒了这帮绑匪。当时，村里已经有党支部（虽然不公开）、村公所、自卫团，为什么赵汉亭不向村公所、自卫团报告，而向担任青救会长、“青抗先”队长的笔者的父亲报告呢？1941年农历五月三十日，四支队某部吕政委带特务连在北洼设伏，伏击驻西石马的鬼子汉奸，整个“北洼伏击战”的过程，由笔者的父亲讲出来都是绘声绘色，如身临其境、亲身经历，直到他去世前，还专门录了音，讲述这段历史。为什么对这段对敌斗争的历史，村里那么多人，只有笔者的父亲那么清楚？他是否亲身经历过？为什么他会亲身经历？1943年春，博山县公安局锄奸小组剪除东石马叛徒李奉奎时，锄奸队员任一民负伤，锄奸小组回到我们村后，笔者的父亲与治安员黄振田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连夜将任一民送到文字现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治疗。村里党支部、村公所、自卫团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笔者的父亲和治安员黄振田第一时间到场、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些问题一直是笔者心中的谜。通过学习阅读相关资料，笔者了解到，当时的“青救会”平时的任务是组织会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盘查行人、破坏敌伪交通等，“青救会”下还有个半军事性的不脱离生产的青年武装组织——“青抗先”（笔者父亲生前曾多次谈到他担任“青抗先”队长的事），其主要职责是：配合部队作战，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持后方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加强青年的军事训练及政治教育；不断输送队员参加部队，壮大子弟兵队伍。由此看来，赵汉亭向笔者父亲报告，笔者的父亲极有可能亲身经历了“北洼伏击战”，以及笔者的父亲与治安员黄振田深夜护送伤员，都是情理之中、职责之内的事。本文是笔者整理的“民先”“青救会”“青抗先”的学习笔记，希望能够对抗战史爱好者、初学者的学习有所帮助。
简说“民先”“青救会”“青抗先”
秦克铸
1920年8月，上海几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团的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决定加入少共国际。1925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9月，少共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指示各国青年团要“根本改造”，使团成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团”，指示中国青年团“要与民族解放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的青年经常合作和联合，与还在国民党影响下的青年合作”。
共青团的根本改造，正值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爆发，由共青团改造而来的“民先”“青救会”“青抗先”应运而生。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改造中国青年团的组织及其工作方式，使团成为广大群众的、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运动很快演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20日，根据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改造共青团的决定，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声明共青团改为抗日救国青年团，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加入。共青团改造的结果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以及后来武汉、徐州等地的青年救国团和广东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则产生了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等组织。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组成的，是共青团改造过程中在国统区成立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任务是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1935年12月，“一二九”救亡运动爆发。1936年1月3日，平津学生响应党“到工农兵中去”的号召，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走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帮助农民成立各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1月21日，上海大中学生组织救国宣传团，沿京沪线（即今沪宁线）到农村宣传，在农村播下了抗日的种子。1936年2月，在党的领导下，以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为基础，结合原有的民族武装自卫会等地下革命团体，成立了先进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成立后，迅速向各方面发展，平津、武汉、成都、郑州、广东以至巴黎、伦敦等地都有了“民先”的组织。
1937年2月4日——9日，“民先”在北平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纲领草案》、《组织法》、《政治及工作决议案》以及《告全体队员同志书》，成立了全国民先队总队部。《组织法》提出，“民先是一个民众救亡的先锋团体，它在整个民族解放过程中，起着骨干的推动作用”，“并且是一个实行高度民主集中制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要随时随地学习军事知识与技能，并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武装自己及武装民众”；同时，还具体规定了入队的条件。“民先”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组织迅速发展，到抗战爆发时，已发展到两万余人。1937年8、9月，在党的号召下，大批“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特别是“民先”队员，奔赴各抗日根据地，走上抗日战线，与广大工农群众，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参加各敌后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4月，“民先”队总部在西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民先”队的章程，“民先”队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38年6月，“民先”队员发展到五万多人，成为全民抗战中的一支积极力量。国统区的“民先”队成立后，受到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疯狂迫害。1938年8月，国民党强迫解散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共产党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于1940年后并入青年救国会。
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是在共青团改造过程中成立的、包括一切抗日青年群众的广泛的组织，以“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心任务。
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后的1937年 4月12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到会代表三百余人，代表二十万有组织的青年群众，国共两党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拟订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和《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组织简章〈草案〉》，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确定以“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作为青救会的中心任务。1937年11月，武汉筹建青年救国团。青年救国团建立后，积极团结广大抗日青年，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在各解放区，也都成立了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青年救国会是包括一切抗日青年群众的广泛的组织，主要是在农村中参加参军、生产、支援前线、减租、识字班等工作。1938年6月，世界学联五个代表团到达延安，热烈称赞青救会宗旨正大，工作努力，生活艰苦，不愧为中国青年的模范，并即加入为名誉会员。1938年7月，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还召开了全国青年救国团大会。至1940年时，各解放区的青救会会员有百万余人。1941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纠正青救会自一九三九年以来产生的青年主义偏向。决议指出，青年运动应该有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同时指出，必须把完成一般任务（抗日、民主、生产等）与青年特殊任务（教育、学习、婚姻、娱乐、改善生活等）两者明确结合，不可偏废。在青年工作中要注意引导青年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能使他们和成老年相对立。之后，青年主义偏向就逐步改正。青救会是广泛的群众性的组织，但缺少先进青年有组织地推动，至1946年，中共中央便提议建立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在1949年元旦发出建立青年团的决议。
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是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为配合部队作战，保卫敌后根据地，由边区青救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地方青年武装。
1938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寇的疯狂“扫荡”，为配合部队作战，保卫敌后根据地，边区青救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支地方青年武装，叫做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据《【李沧二杨洋】团史青年说—抗日救亡运动》记载，1939年7月，冀中区青救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普遍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武装组织的决定。青年抗日救国会领导青抗先队伍的组建和作战。青抗先不是游击部队主力兵团，而是半军事性的不脱离生产的青年武装组织。凡抗日积极的青年，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与信仰，都可以参加这个组织。青抗先的基本任务是：配合部队作战，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持后方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加强青年的军事训练及政治教育；不断输送队员参加部队，壮大子弟兵队伍。青抗先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各级队部由正、副队长、指导员组成。青抗先编制以村队为单位，队下有小队、有班，采用“三三制”，每班原则上5人～14人。青抗先又有自己的队风、队纪、队旗、队歌、队礼和队章。让敌军闻风丧胆的地雷战，最早就是冀中安国县的东赵、西寇两村的青抗先发明的。1940年据统计，冀中青抗先采用地雷战炸死炸伤敌人400余名，1941年炸死炸伤敌人1000余名，至1943年后更是把地雷战应用得得心应手。1940年6月，党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对华北及战区青年工作提出了四项中心工作：建立青年武装及半武装组织；加强青年中的文化政治教育，并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国民教育及文化运动；改进青年生活，提高青年社会地位；积极参加瓦解敌伪军的工作。之后，晋察冀、山东、晋东南等解放区的青救会普遍成立了基干的青年武装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配合军队和日寇进行武装斗争。1941年日寇向根据地频繁进行“蚕食”、“扫荡”和“清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又加上当时华北各地发生严重天灾，因此使根据地面临极端困难局面。在党的领导下，“青救会”与“青抗先”组织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了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和工作，在武装斗争、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以及文化建设和政权建设中，都做了出色的成绩。
山东的“青抗先”：冯培周（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李家营村人）在《回忆录（三）从青抗先队长到民兵连长》一文中回忆，“ 一九三八年底我被选为村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长，这个任务比儿童团更重了”。据此可以推测，1938年底以前，山东已经有“青抗先”组织。红色五莲在《五莲山区的抗日斗争》一文中记载， 抗日战争期间，从县到村普遍成立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组织主要有“农民救国会”（简称农救会）、“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职工救国会”（简称职救会）、“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儿童救国团”（简称儿童团）。该文还记载，“青救会除执行战勤任务外，还担负着抗日救国宣传任务。有些大村镇的青救会，还成立了剧团，经常派出秧歌队、高跷队到街头、集市演唱，进行抗日宣传。在青救会中，还有一个组织，就是｀青年抗敌先锋队＇（简称青抗先）。青年们拿起武器，冲锋陷阵，打击敌人。青抗先组织在解放区很普遍，是青救会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青抗先”是由青救会领导，属于青救会下的二级组织。1941年9月4日，山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先）临时总队在沂南县代庄成立。25日，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总会公布《山东省青抗先章程草案》。内称：山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是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总会的组成部分，其宗旨是锻炼体格，学习军事，发扬青年英勇卫国精神，成为抗日的坚强后备队伍。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军事知识与军事技术学习，担任后方勤务及战时服务工作，积极袭扰敌人，瓦解日伪军，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凡符合条件之16-23岁青年男子均可加入本队。此后，沂蒙各县都建立起青抗先组织。1942年(民国31年) 山东省战工会公布《修正山东军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正式确定“青抗先”和“基干队”(包括游击小组)合称民兵。4日，山东军区成立人民抗日武装临时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人民武装。青抗先在八年抗战中，对扩大主力部队，协助主力部队作战，支援前线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对敌作战中，创造了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地道战等等，给敌人很大的杀伤。
博山县的“民先”：王克常在《博山“民先”成立前后》一文中回忆，1936年秋天，我侥幸考入北平私立辅仁大学中文系。进校不久，偶然在宿舍大楼的过道上发现一张通告，署名是“中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大意是：凡是志在抗日救亡的中国青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这个组织当时还处于半秘密状态。通过介绍，我高兴地成了“民先”队员。我们同屋的四个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1936年冬，我放寒假回家。知道了在博山已经建立了“民先”组织。敬焘、方宇加入组织之后，着重开展了组织的活动，知道他们在短期小学教员与城关小学教员以及“洗凡中学”中发展了大批队员而已。1937年春，从信件上知道蒋方宇和张敬焘在博山城乡发展了不少“民先”队员，那时张敬焘的短期小学教员工作已近结束阶段。及至1937年秋，敬焘与我去农村走访，才知道他们同时也重视在农村开展工作。记得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俩由县城出发，经由西河、坡地、岳阴、口头、小口头、玉皇庙，又经老云门等山村，在五福峪，会见了熟悉东北各省情况的郑兴（字汉卿），在沙井子结识了赵××（根据小学教员职业、参加过小学教员培训，与张敬焘有交集，推测是赵炳焘。这也说明1937年秋，南沙井村已经有赵炳焘等“民先”组织活动），在邢家庄认识了孙秀生，在南博山认识了马温如和下庄的任叔僧，在青杨杭见到了马升坤，即马骏等，这些人，有的是“民先”队员，有的是当地的知名人士，都是半年以来，敬焘、方宇等的工作成绩，对以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张敬焘在《在斗争中成长——党领导博山地区斗争片段》一文中回忆到，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到博山教育界，教育界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1936年暑假，我中学的同学王克常回到北京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写信给我和蒋方宇，并介绍我两人参加了民先，组成了博山县队部，直属北京民先总部领导，蒋方宇任队长，我任组织部长，李钊任宣传部长，乔同恩任训练部长。1936年寒假期间，民先总部巡视员杨明章来到博山。杨是燕京大学学生，与乔同恩是济南高中同学，他来后先与乔接头，然后又找到我们。我们在汇报工作后，提出要参加党。杨说，我回去反映，你们等着来人接头。我出三个铜钱交给乔同恩，作为与党派来的同志接头暗号。1937年初，乔给杨写信催促来人。1937年5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派鹿省三同志（化名张守仁）来到博山建立党的组织。他找到了乔同恩、蒋方宇和我。我们三人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博山县队部的负责人。6月1日，我们四人来到城外的李家林。这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地势很隐蔽，是进行秘密活动的好地方。鹿省三先讲了国内外形势，然后说省委对我们的工作已经作了了解，委托他来建立党、发展党。他宣布省委决定，吸收乔同恩、蒋方宇和我为中共正式党员，组成中共博山县特别支部，代行县委工作职权。乔同恩为支部书记，蒋方宇为组织委员，我为宣传委员。我们宣誓后，鹿省三布置了继续发展党员和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任务。我们三人研究，先发展民先，在民先的基础上再发展党，由蒋方宇负责在城里的教员中开展工作，我到短期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员中去活动。从此，博山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莲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博山县特支成立后，我们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工作，在城里和农村发展民先队员。博山的国民党三青团见我们民先队员有了发展，就极力进行破坏。我们揭露了他们拉拢民先队员的阴谋，并在三民主义抗日同志会成员中进行工作，把一些误入该会的青年拉了出来，参加了民先。经过这番斗争，民先在博山城乡小学教员和博山洗凡中学学生中有了很快的发展。
博山县的“青救会”：1939年7月以后，最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博山县四区各乡、村基层抗日民主政权中，群众组织已经有“农民救国会”（简称“农救会”）、“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职工救国会”（简称“职救会”“工救会”）、“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儿童救国团”（简称“儿童团”）。
博山县的“青抗先”：1939年7月以后，博山县乡、村、区、县“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建立时，应该同时建立了相应的“青抗先”组织。最近发现的黄振田1960年前后的日记记载，他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不久便加入了“青抗先”，侧面证明这种推测是正确的。“游击小组”“青抗先”与“自卫团”，都是民兵组织的前身。区别在“青抗先”是受青救会领导，主要由16-23岁青年男子青年组成，是半军事性的不脱离生产的青年武装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