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军大校部所在地,是南京孝陵卫原国民党中央军官训练团的旧址,有不少的房屋和一个大的操场,在学校的边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呈半圆型的波纹铁皮房。从5月到10月我们在这里接受预科学习。在短短的5个月的日子里,以政治学习为主,学习内容十分丰富,除《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几门主课外,校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二野的其他首长亲临学校作报告进行教育。目的是改造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人生观,明确为什么参加革命和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一批干部。
一、学习期间的大事。6月7日开始学习军史二野的战斗史和校史,由校政治部主任刘华清主讲(后任中共中央常委军委第一副主席)6月16日下午,校长兼政委刘伯承来校作报告。6月20日二野副政委张际春作《关于校风、校训》的报告(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6月3日,隆重举行开学典礼,二野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到会讲话。6月2日,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来校作《关于学习问题》的报告。7月11日,西南服务团长彭涛来校作《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报告7月28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施复亮教授作《研究社会发展的几个要点》的辅导报告。8月2日,施教授再次来校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9月1618日,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大章连续3天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9月12日,二野政委邓小平来校作《过关问题》的报告。9月27日,副政委张际春作《关于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除直接聆听首长门的教诲以外,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学习了一些重要文件和政策,如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共同纲领》等。
二、学习期间的重要活动。(一)三次大的集会、游行。1.为纪念抗日战争“七·七事变”,7月6日,全校参加野战军的示威大游行,在新街口接受邓等首长的检阅。2.8月1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在校部大操场列举行纪念仪式,二野参谋长李达到会讲话。3.101日全校收听开国大典的广播。2日,白天冒雨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大游行,晚上还举行火炬游行,回到孝陵卫已是3日凌晨。(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团和“三查三评”活动。小哥杨思高这时被评为学习模范。我虚报的两岁年龄,也在这次活动中进行了交待,并拿出学生证来证明,同时把我所知道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如实作了交待,没想到它为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我的审查减少了许多麻烦,事实证明老实人不吃亏。(三)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校部大操场隆重举行预科结业典礼,刘华清作总结报告,会后举行盛大晚会。
短暂的、难忘的5个月的学习,是我参加革命后,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启蒙教育,对一个年仅15周岁的青年来讲,起到先入为主的作用,思想有了大的升华,它在我以后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对5个月的学习体会,概括说:“夯基、启蒙式的政治教育,磨练、锻打式的军事生活,团结、互助的集体精神”为我步入社会生活开了个好头,打了个好的基础。有些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一是第一次懂得“劳动创造一切”的道理,人是由猴子变的;什么是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什么是剥削,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是谁养活谁;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等。开始接触历史唯物主义等新知识。二是有些被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我从小学时就喜欢读历史书,对一些历史事实的看法得到澄清,如农民起义就由否定而被肯定。仅举一例,安庆是太平天国的战略据点,有不少关于他们的书,都写成长毛造反。学了近代史才知道那是一次重要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讲近代史的孙老师,现在知道他名叫孙庆云(此公身材偏矮稍胖,讲课时声音洪亮,私下里借用他讲课时说孙中山是孙大炮,也叫他“孙大炮”),他讲课十分生动,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讲课。三是革谁的命,怎样革命。这方面的教育,刘、邓首长的报告是代表之作。校长刘伯承在报告中有句传颂至今的名言,“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这一句话吓跑了2000多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学员。也让留下的人懂得干革命就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邓小平政委作的“过三关”的报告(中国青年要革命,就要过三关,过帝国主义的关,封建主义的关,社会主义的关。这叫大关三个,小关无数。他还提到刘校长的一个报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跑了2000多人,他们就是连小关都过不去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个人来说,不仅在当时进军西南解放全中国时用得上,在以后革命工作中都起着指导作用,就是今天读起来,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四是艰苦、愉快的军人生活,磨练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培养了互助的集体精神。南京刚解放时,国民党留下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全国还没有解放,各方面都非常困难。当时是供给制,衣服发两套单衣、一套内衣,每月津贴旧币1610元(当时只能买8斤大米),每天伙食标准:粮1.5斤、油2钱、盐3钱、柴3斤和少量菜金。二野军大地处南京,又是些学生兵,对学校的生活,领导上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就是如此,在开始时我们也只能吃上小米饭,后来才吃上大米饭,一个星期打一次“牙祭”。素有长江三大火炉之称的南京,我们学习时正是酷夏和秋老虎的季节。睡觉是一个班10多个人睡一个大通铺,共用一顶大蚊帐,蚊帐里既闷热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味,不了时,就把头伸到蚊帐外换换气。可幸亏有了它,抵御了夏秋季节南京郊外蚊子猖狂地进攻。另外,每个人都发给一块桐油布,它是多用途的,除了打背包包在外面,听课听报告时垫在地上坐,下雨顶在头上代替伞。军校的日常生活是十分强调组织纪律的,内务要整洁,着装要整齐,否则你连大门都不准出。再是军人必不可少的是军训,从稍息、立正、齐步走的队列训练到简单的射击、投弹、刺杀,每天都要操练,后来,训练紧急集合,特别是夜间,把人从熟睡中叫起,求在几分钟以内,穿好衣服,打好绑腿,收好行装打好背包,再外出行军。对我们这些自由散漫的、多是来自城市的学生兵,真是个艰苦的磨练过程。开始时洋相百出,搞得精疲力倦,整个骨头架子好像散了一样,脚上打泡是普遍现象,过教育和锻炼,大多数同学能经受考验,坚持下来。俗话说:三日肩头七日脚。到进军时我们已经能够适应部队的生活。军校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中队有俱乐部,学员自编自演别有乐趣,隔一段时间大队或校部放映电影、举行晚会等,平时打球、种菜,我现在还留着几张有意义的照片。另外,头两个月每周休息一天,可以进市区玩玩,每次进城都是小哥带着我去。说到进城,还有一段故事。进入军大后,我们首先学唱两首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军大校歌》校歌是在抗大校歌的基础上改动几句词,如黄河之滨改为长江之滨等,其中有一句词“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有那么一位同学在一个星期日坐着三轮车进城,从孝陵卫至中山门是一路上坡,骑车人蹬得满头大汗,他坐在上面高唱“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不知是谁反映到校部,徐立行教育长在一次大会上就此事作了严肃地批评,从此以后检查纪律更加严格。
正如校风中指出的那样,军校生活是有苦有乐,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团结互助的同志关系,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改造着自己。干部和老同志年纪大的同志对我这样的“小兵”是倍加关照的,有不少事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教,如同亲兄弟一般,至今回想起这段往事,还令人激动不已,在这种被称是阶级友爱的帮教下,使我逐渐地融入革命队伍之中。锻炼和磨练使人逐步懂得革命道理,坚定革命意志,在即将离开南京时我经受了一次考验大约在10月初,丁宪文从蚌埠来南京,表面上是来看我,实际上是受小老(叔叔)之托来劝我回家(其实就是开小差),还带一支很好的水笔和一套便衣(装时用),理由是我太小了,不能去当兵。当时我十分坚定,拒绝回家,并向连部作了汇报,指导员出面做工作,丁宪文只好无可奈何地返回蚌埠去了。9月27日,张际春副政委作《关于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接着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讲了进军西南的具体部署和行军的准备工作。从此全校基本上是转入预科总结和动员进军西南,除了讨论认识意义和提高思想外,有不少时间是用于练习行军,背上背包,外出徒步行军,十里、二十里、三十里逐步适应,当时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校园里到处都飘荡着进军西南的浓烈气氛,最响亮的口号是“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唱得最多的歌是“走,向着大西南走”去最艰苦的地方最光荣成为大家的、自觉的要求。到十月初,经过4个多月的学习
和锻炼,如同大浪淘沙,全校由开学时的12000多人,剩下9038人。10月12日,遵照二野的命令,组成由野战军司令部直属的第一梯队四个团共4025人,分赴西南的云、贵、川、康四省。我被分配在第一团三营八连二排四班,任务是进军云南,团长安守田,政委宋犁夫,政治部主任马忠太。营教导员姓范,营长姓邵,连长姓秦,指导员任海亭是行军到长沙时由干部队调来的。当时我十分单纯,对云南的概念是模糊的,对什么是“蛮荒之地”毫无畏惧,只有一条信念,叫到哪去就到哪里去。这一去,成为我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点,革命里程中的新机遇;这一去,就变成一次定终身,我成为张家在云南的一世祖。1949年10月16日夜,离开南京,奔赴新的征程。
离开南京之前,每人还发了《革命军人证明书》。1974年第一次回家时,三姑还记得此事说:“政府对我们家还给过不少的优待呢!”
（整理：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