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1日，我和本村及临村的吴作恩、吴绍卿、夏兴五、庞世礼等人（有三人抗战未结束就牺牲了），一起到离家50余里的临沂城南三重村，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临郯青年救国团组织的游击队。当天下午我们赶到目的地，老红军石世良和我们谈话，一开始就问：“你们怕不怕死？怕不怕苦？”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怕，什么也不怕。”他满口的湖北口音，怕我们听不懂，又重复说：“这是当兵，要行军，要打仗，吃不好，睡不好，搞得不好还要死人。”夏兴五抢着说：“知道。俺都是穷人，苦点算什么，怕死俺就不来了。”大家也都异口同声，一致表示同意。石世良哈哈笑了，又给我们讲了些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就算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几天后开了成立大会，将报名的几十个人编为临郯抗日义勇队，配备了武器。全队有两挺汉阳造、捷克式轻机枪，一门日造三七马追击炮，20来支钢枪，其他都是土压五，这些武器多数都是抗日的有识之士捐赠的，也有自己从家里带的。接着我们南下到郯城马头一带，一面行军训练，一面向广大群众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同时继续扩军。
8月下旬，我们开始参加战斗。头一次是夜袭埝头村日军据点。深夜，我们摸到据点边上，把三七马迫击炮炮弹打进据点三四发，闹得日军一夜没敢睡觉。据说有发炮弹正落在伪军宿舍门口，伤了3个伪军。等到敌人向外打炮时，我们早巳安全撤回了。大家尝到了打仗的滋味，都很高兴。几天后，我们又到临枣公路上的闰木庄村边打埋伏，打得日伪军唧哇乱叫，等他们还击时，我们早顺着河沟撤走了，敌人还迟迟不敢前进。我们回到小屯村，地方党组织早已动员群众给我们送来白面大饼和猪肉。这段时间由于我们游击队的广泛宣传，不光打日伪军，还打了汉奸王廷玉，临郯一带的群众很拥护支持我们。
我们每人每月只有五毛零花钱，每天二分钱菜金，活动到哪村就在哪村凑饭吃，大家对抗日救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心里想的是打日军打汉奸，因此谁也不感到苦和累。
1938年秋，我们临郯义勇队与滕县义勇队合编为属于临沂国民党专员张里元领导下的统战队伍——直辖四团（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采用他们的番号）。队长石世良任我们的营长。我队改编为二营七连。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行军战斗更加频繁，物质生活也越来越苦。冬天滴水成冰，我们每人除了棉衣外又发了一件大衣。全连包括政治指导员在内没有一人有棉被，其他营连也不例外。每人只有一套单军衣且已补过多次了，条件好一点的是在家出来时带了身换洗的单衣或带床被单的同志，绝大多数的人行军、打仗、宿营就这么一身。
后来，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东到沭河，西到津浦铁路，南到陇海铁路，北到临滋公路。一次，部队结束了临枣路上的胭脂山战斗，撤到长新桥村过新年。村子很大，团部带两个营驻在村里，群众为我们送来了干粮和稀饭。部队每天早晚两顿饭，夏季天特长时中午加一餐稀饭，常年如此。我们第一次在部队过元旦，元旦前一天，张光中团长和李乐平政委到连队看望我们，特别勉励我们这新编的连队。元旦晚餐是萝卜烩猪肉，每人还多分了一张好煎饼（麦子和白高梁做成的）。我们班长何维胜硬是把他的一张给我，并说：你们年轻人得吃点好的，我这当过叫花子的人只要有吃的就行。说得大家都笑了。刚刚吃过饭，团副闰超带着一个参谋到我们连部来了，大家估计可能有情况。话刚落地，连长马金兰就招呼排长开会。全连由闫团副带着到临滋公路上打埋伏。第二天早晨战斗打响了，追击了日军运输队，缴获了一匹大白马，回团后受到营团领导的表扬。
不久我们接到命令，全营到卞庄附近打伏击。这次因为情报不准未打成。我们便到东白山南面不远的村子宿营。此时天已黑了，还飘着小雪。往返行军一天，大家正盼着赶快宿营，哪知前面传来口令：部队暂停前进，原地休息，按惯例，我这指导员（我已由政治战士升任政指）应赶快找连长商量，以便于给部队做思想工作。我和马连长便一起到前面找营长，这才知道村里的联庄会都上了围墙，不让部队靠近，正派人上前交涉。马连长急了，火辣辣地冲着营长说：“围墙是乱石头垒的，联庄会都是些红缨枪，我们要想驻他们能拦住我们？”营长不让他瞎说，并且告诉我们：因为王学礼的匪兵常来这里扰害百姓，群众吃够了苦头，不敢轻易相信我们，得好好做群众工作，注意群众关系。一席话说得马连长不好意思了。这时，派去联系宿营的工作组好话说了两抬筐，什么《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还是不让部队靠近，只答应从围墙上递饭给我们吃。无奈，只好下命令让部队在村外麦场里就地宿营。雪越下越大，同志们喝完了村里送出来的地瓜糊糊，便以班为单位搬了些山草铺盖着休息。冻急了大家便往一起挤。营、连首长不光和大家一样，还得不时地到战士们睡觉的地方看看，哨位上转转，不敢放心去睡，因此干部战士都毫无怨言地度过了这个风雪交加的寒夜。
我们的行动感动了广大村民，天刚亮，群众就派出了代表，找到营部见了营长一个劲儿地道歉，并腾出房子，生上火，叫部队赶快进村。部队才驻下，又送来了两口大肥猪慰问。部队严明的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人民群众对部队的深情厚谊又教育了部队，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斗志。
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大，我们有了后方落脚点。日军和汉奸却不甘心，在鲁南山区的腹地车辋镇安上了日军据点，使我们东西的联络受到很大影响。我们接到命令：和三营一起拔除车辋据点。
1939年1月的一天夜间，我们向据点发起了攻击。三营在东南面主攻，我们营在东北面佯攻。由于我军装备差，没有攻坚的经验，一夜一天未能攻克，部队略有伤亡。官兵们饿着肚子打，一阵攻击下来，支撑不住，便蹲在工事里啃点干煎饼、冷地瓜充饥，然后再打，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人民群众不给吃吗？不是，当地群众因天灾和敌伪顽匪勒索抢掠，已经无力支援部队打硬仗了。我们被迫撤下来，采取围困敌人的办法。我们连移驻车辋镇西边刘家庄，和敌人一山之隔。我们有个排哨日夜在山顶上监视敌人。转眼1939年的春节到了，部队面临着更大的艰难困苦。大年初一那天，我们吃的是前几天群众送来的结了冰的凉地瓜、干煎饼，喝的是冷饺子水（因年初一老百姓不喝稀饭，孬好弄顿饺子吃，顺便把汤送给我们了）。山上负责放哨的还算幸运，因为那里有一户人家，见几个战士放哨回来，连饿带冻都快僵了，便把家里仅有的饺子盛在盆里端给战士们，流着泪说：“同志啊！你们家里也有父母亲人，你们为老百姓打日本，连顿饱饭也吃不上，让家里老人知道了该多难受！我全家只有这点面，包了这些饺子，你们吃了吧！不管够不够，总算过年吃上饺子了呀！”听了这番话，同志们流下热泪，说什么也不忍心吃这盆饺子。这盆饺子退回去又端回来，实在谢绝不了老乡的一片诚心，最后只好留下一碗。二排长吴少卿向连部汇报这一情景时，大家都感动得落了泪。团里李政委知道了我们二营在前面过节的情况时，立即动员机关全体同志上午不吃饭，省下两块多钱，买了点猪肉并写了封信，慰问和鼓励我们。我们全连官兵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感动，纷纷表决心，决不辜负首长和机关同志们的期望，一定站好岗放好哨，不把敌人逼跑不下阵地。敌人的据点是深入根据地内的，由于我军的袭扰，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年初四那天就不战自逃，偷偷地溜了。我们连最先进占车辋据点，扫除了根据地的障碍，还缴获了许多大麦米、罐头之类的食品。
车辋据点拔除之后，我们部队一面宣传群众，一面分散到各村组织自卫团打日军、除汉奸、打土匪。我们取消了国民党的番号，将直辖四团改称苏鲁支队，配合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二大队开辟郯（城）、马（头）地区。支队部带领主力进驻邳县、幼鹿山一带。我们营打了抗埠集土匪之后，到郯南港上、黄村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家乡扩军（七连有许多人是那一带的）。当年秋后，支队奉命西上迎接一一五师东进，部队昼夜行军，走到费南薛庄一带山区时，沿路的村子绝大多数的房子被日伪烧光了，村子里的人也所剩无几，有的住在破屋框里，有的在山上挖个小洞住。部队行军到此，别说住房，吃饭喝水都十分困难。我们只好忍饥受冻走出这段无人区。当部队进到津浦路附近时，已临近1940年春节了。我们七连驻在滕县桑村东面的羊子峪村，虽然离敌人很近，群众对我们却很好，给我们送来了白面和猪肉，大家高兴得忘记了连日行军的疲劳。连队特别加强了岗哨，大家忙着包饺子，大约凌晨2点钟开完了饭。3点钟日军就来“拜年”了。战斗不到一个小时，我们撤出，敌人也未占着便宜。不幸的是我们的二排长宗玉文牺牲了，他是郯城县马头镇人，23岁，是一位很英俊的小伙子，打仗很勇敢，他被埋在那儿的山沟里，至今不见得有人知道，他们的家乡恐怕也不一定知道他的下落。自那之后，部队便配合东进支队一大队和六八六团等参加了白彦战斗。
为了加强根据地骨干武装力量，应付强敌和更好地机动作战，我们苏鲁支队又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第五团，我们仍是二营七连。在主力部队的影响下，部队在作战、训练、行军等方面都逐步走向正规，唯部队的生活更加艰苦。时已深秋，部队既无棉衣也无棉被，夜里宿营，只好多弄点干草御寒。哨兵冻得无法，就借用群众防雨的蓑衣翻过来披着防寒。首长们为部队的棉衣想了很多办法。不几天，部队发来做好的棉衣和棉被的表、里及未加工的羊毛。从营长、教导员到战士像过节一样热闹了好几天，大家将羊毛洗了晒干，然后用树条抽打，用手撕扯，又脏又臭的羊毛变成一堆堆棉胎。在群众的积极帮助下，两三天工夫，棉衣、棉被都做上了。穿上新棉衣，盖上新棉被，同志们高兴极了。谁知不久就来了新问题，羊毛从棉衣的粗布纹里向外钻，同志们互相打量着说：“哈！这下像一个个刚剪了毛的老绵羊。”到了元旦前后，羊毛钻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都结成了大大小小的蛋蛋儿。勤快的同志利用空余时间把羊毛蛋抽出重新松开，多数人利用抓虱子的机会隔着布松松就算啦，特别是淋了雨雪之后，羊膻味实在难闻。这一特殊的享受令人终生难忘。
为了扩大鲁南根据地，我们部队由邹东田黄一带打到津浦铁路西，一面攻打敌伪据点，一面做群众工作，并帮助组建地方武装。就在这时，“皖南事变”发生了，敌伪顽不遗余力地配合这一行动，日伪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国民党五十一军抢占了我们抱犊崮山区的根据地，除杀抢之外，还制造了“银厂事件”，杀害了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我们根据地的基层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形势大为恶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向敌人发起了攻击。部队自西向东日夜兼程，第一仗在马山村打响了，时间正是1941年的四五月间，青黄不接，群众的粮食基本被敌人抢光了，几乎一点粮食也筹不到，一天战斗下来，只能吃一点糠菜和野草团子。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同志们毫无怨言。在攻击马山村的战斗中，三班的共产党员于恒亮负了重伤，当我和另一同志去扶他时，他已不能说话了，先是摆摆手，意思是我已经不行了，接着又拍拍自己的挎包内有两个糠菜团子。大家会意，他是告诉我们包里有干粮，别丢了。同志们看着两个糠菜团子，都止不住地流下热泪。
还有一次，我们七连奉命攻打神山村伪据点。出发前，司务长给每人分了两个糠菜团子，接着代连长王绍明（是位老红军）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干粮一口也不准吃，谁吃了回来受处分！”经过30多里地的急行军，同志们的肚子里已饿得咕咕叫，但谁也不敢吃一口干粮。直到做冲击准备我们找排长明确任务时，王连长才叫我们向后传口令：“吃干粮！”这才叫做好钢用在刀刃上。
我当副教导员时，一次到团政治处办事，教导员杨广立叫我捎带着找团政委曾明桃批报一元九角钱。这是王根培副团长随我们营指挥打仗时教导员见他身体弱给他买了点鸡蛋小米等东西花的，供给员拿到团里未给报。当时我找到政委，他一看就火啦：“谁让你们买的！”接着就教训开了。我很委屈，耍小孩子脾气：“你训我干什么？我又没吃一口！他是老红军，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你看他瘦得那样，还要指挥我们打仗。给弄点好的吃还不应该吗？”政委说：“大家都没得吃，你不知道吗？”“可他不吃点好东西就活不了啦！”我小声说。最后条子还是批了，批完又把我训了一阵子，叫我回去汇报。我不高兴地接过条子，自言自语地说：“等你去我们那里，专给你弄糠菜吃！”被他听见了，他笑着说：“好哇，反正你庞世泽吃什么，你得给我吃什么！”
战斗更加频繁，生活也越来越苦，群众实在不忍心子弟兵天天挨饿，就到刚要黄的麦地里采青麦给部队充饥。但同志们吃着也不忍心。觉得这样群众损失太大，好一点的饭反而咽不下。以后上级告诉不让群众这样做。因为营养严重缺乏，部队出现了新问题，连里有七八人发生了夜盲症，夜行军时弄根绳子挂着手腕牵着走，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形势逼人，仗还是要打。卫生部门没有药，卫生员就设法弄些羊肝给患者吃，夜盲症才慢慢地好了。这种艰苦的生活直到打退了敌伪顽的进攻，收了麦子，才逐渐好转。1941年初秋，我们团和边联支队合编，在鲁南，我们又成了边联支队，我们二营改为三大队，内部实际上还是教导二旅五团。根据地里因天灾人祸，入冬后给养又成了问题，团部驻在云涧峪村，专门派出一个大队到山外敌占区去筹粮，部队于拂晓前把敌伪的据点包围起来，准备等粮食送到安全地带就撤。一面筹粮，一面向敌伪和群众做宣传工作。当时的山外敌伪区虽是产粮区，但由于敌伪压榨，老百姓生活也很苦，只能让群众量力而行，有时候让老财主多出点。
1942年的春节到了，团里领导为让部队吃上一顿饺子，派一个中队到百里之外的邹县附近背来了小麦分给单位，光吃白面饺子不够，只好掺上杂粮一起磨面。我们政治处（我调政治处任锄奸干事）在年三十那天，政教司中锋让通讯员给我弄了半个花生饼、一挎包黄豆，叫我带回机关过节。回去后大家都很高兴，股长吴亚桥买了半斤烧酒。我们十几个人嚼着喷香的黄豆粒，吃着香甜的花生饼，喝着老烧酒，愉快地度过了除夕夜。年初一虽未吃上饺子，可也是小麦煎饼就猪肉，敌人未敢来“拜年”，我们过了一个平平安安的好年。那时谁也想不到过年要吃什么鸡鱼肉蛋、美味佳肴，只要能吃饱肚皮安安稳稳过个年就非常满足了。今昔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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