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就曾指出： “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抗日战争时期，我是在鲁南和滨海一带，特别是在临沂城周围做敌伪军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敌后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努力争取和分化瓦解敌伪军政人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们常常在夜晚将敌据点包围起来，向敌人喊话，教育日、伪军政人员，促使其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大家给这种做法起了个名，叫“上夜课’’。夜课的内容非常丰富，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对日本官兵，主要是通过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日本军队中的黑暗，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所受的压迫，以及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伪军政人员主要是揭露日寇“以华制华”和“推完磨杀驴吃”的阴谋，以及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同时对他们进行全国形势和民族气节的教育，说明“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们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死心塌地为鬼子卖命对不起祖宗和后代！”“只有向人民投诚才是伪军政人员唯一正确出路l”等等。
经过广泛宣传和不断的上夜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有的伪军认清形势，洗手不干了，有的伪军转变了态度，不坚决地与人民作对了。沂南县界湖区大成庄，驻着一个班的伪军，原来表现很坏，不断对过往行人勒索、敲诈，经常出来欺压人民群众。在除夕晚上，我们出其不意地把据点包围起来，对他们喊话： “你们都是中国人，要是死心塌地地为日本鬼子卖命，与老百姓为敌，那你们就别想有好下场，过了初一，别想再过十五，劝你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力据点里的伪军吓得心惊胆战，当即表示：“我们决不死心塌地地当汉奸，只要有机会，就反正打鬼子。”并派人下来拿我们的宣传品，还送给我们香烟和酒。从此以后，这个据点里的伪军改邪归正，不再继续作恶了。沭河边石村据点的伪军，过去经常搜查过往赶集的群众，经我们喊话教育后，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有一次我到这村来工作，正和伪村长谈话，被两个催粮的伪军堵在耳房里，我的匣子枪还在枪套里，情况十分危急，但两个伪军装作没有看见，转身就走了。
点红黑点，记录善恶行为，是一种向伪军进行教育，也是贯彻宽大和镇压相结合政策的有效办法。伪军政人员中，谁做了一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就给他记上一个红点，谁要是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上一个黑点。红点多的可以赎罪，黑点多的给以惩罚。对于记了黑点的伪军人员，我们就向伪军、伪属或敌占区群众广泛宣传，揭露他们的罪恶，发出警告，对于那些屡教不改，仍做坏事的就予以镇压。临沂城南马石河有个据点，据点里有一个汉奸特务名训刘清臣。这个家伙经常和日寇勾结在一起，无恶不作，不仅残害人民群众，而且破坏我们的工作，虽经几次警告，但毫无悔改之心。一天晚上，在他匆匆往敌人据点走的时候，被我们埋伏的人抓住，架到两村中间的一座小桥上枪决了，还把写有“汉奸刘清臣作恶多端，八路军代表人民处决”的纸条贴到刘的身上。从此，这个据点里的伪军就老实多了。这种做法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就连伪军大队长也不得不处处小心。有一次，我带着几个人在敌占区范家沟活动，不小心被伪军大队长等一伙汉奸堵在一家酒店的小楼上，他们明明知道楼上有八路军，却装聋作哑全当不知道，匆匆忙忙喝了杯水就溜走了。自从我们开展了给伪军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活动之后，许多据点的伪军表现比过去好多了。我们的敌工人员经常在敌人据点周围碰到伪军政人员，开始是我们躲着他们走，后来就慢慢地变成了他们躲着我们走，甚至有的还主动和我们打招呼，向我们敬礼。他们对老百姓也不敢那么神气了，老百姓也理直气壮起来，见到作恶的伪军就说： “小心，八路军给你们记上黑点。”
一九四三年以后，日寇在华屡遭挫败，老兵萎靡不振，大量新兵系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思念家乡心切，厌战情绪严重。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加紧了对日寇的攻心战术。每到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我敌工人员便在日军经常过往的道路上扎起宣传棚，摆了宣传品和各种好吃好玩的物品。有时还把印有日本女人或樱花图案的慰问袋，里面装上宣传品，利用关系，送到分散住的日本军人手中。他们悄悄地收下，并翘翘大拇指表示钦佩。有的日军看到樱花，思念家乡，哭了起来。
此外，我们还协助日本“反战同盟，，做了大量工作。一九四四年夏，日本“反战同盟”山东支部组织部长金野博，来到临沂又转道日照。当时，日照县付疃桥头碉堡里住着一个小队的日军，有一个姓孙的在里面当翻译（此人经我们教育，有一定程度的觉悟），金野博来到后，经我敌工人员介绍和孙韶译接上了头，交上了朋友，并通过这关系，住在付疃桥积极开展“反战同盟活动”。他利用写信、打电话等多种形式做日军的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涛雒一个日军士兵在修工事时对伪军们说： “我们还是死了死了的好。”说罢号啕大哭起来。在县城的东门楼上有一个鬼子兵因为厌战自杀了，在东海峪的一间小屋子里也发现了一具鬼子自杀的尸体。
我们向日伪军进行攻心战，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种多样。除把我军打了胜仗的消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的情况通过传单进行宣传外，还编写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故事、戏曲等直接送入敌人的据点。为了蒙蔽敌人，我们把书籍封面印上“封神演义”，内容却是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封面是“京戏大全”“说岳全传”，内容却是“甲午战争’’、“灭曹归汉”、“八月十五杀鞑子”、“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些丰富多采的宣传品，送到敌伪人员手中。有时候我们组织边沿区的小商小贩传送，有时候我们武工队亲自去散发张贴，有时候则仿造伪军公用信封由邮局传递。我们经常把标语贴到敌人的炮楼上、据点里，把传单送到敌人的枕头下；把年画、唱本等送进敌伪军政机关的办公桌上。这对动摇敌伪军心，涣散敌伪组织发挥了很好作用。
一九四二年，李家庄的一个鬼子小队长，带领日寇、汉奸到根据地来抢粮，在岌山北头，遭到了我们的阻击。经过一场激战，敌伪被打散，小队长一命呜呼。为了教育敌伪，我们把小队长的尸体收起来，用清水洗刷干净，裹上白布，在白布上写上“侵略中国下场可悲”的字样，放在担架上，在夜间送到李家庄附近。这时再给敌伪“上夜课”，通知敌人来收尸。这件事在敌伪中影响很大，相当一段时间，他们不敢离开据点。驻重坊的一个日寇小队长被这事吓破了胆，只要听说去扫荡，就赶忙吃一种得疟疾病的药，立时发烧发冷，不能起床，有一次用药过多，竟得了疯症，把室内的东西砸得乱七八糟，两天两夜未能起床。
三
我们在加紧对敌伪军政人员进行宣传瓦解和政治攻心的同时，还注意加强对伪军家属的教育、争取工作，开展了“唤子索夫”活动。我们对各地的伪军家属进行登记，召集伪属开座谈会，了解伪军内部情况，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军的胜利，教育他们认清形势，改邪归正。宣传我们对待敌伪人员投诚，起义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宣传民主政府颁布的宽待弃暗投明伪军的规定和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奖励办法，还印制了“伪军归来通行证”。一九四二年春节前，鲁中、鲁南、滨海各地区分别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在几乎同一个时间内，掀起了“唤子索夫”和" -封信”运动。许多伪军接到信后，跑回家去。有的虽暂时不能脱身，但也从思想上动摇了，表示一有机会就回来。马石河据点的大队长马怀义，我们通过其家属做了他的工作后，他也表示，不再死心塌地地当汉奸，愿意将功折罪。对于那些态度不好，不昕劝告的伪军和家属则采取挂“伪属牌”的办法，对他们施加压力。玉皇庙村有个姓袁的，儿子当伪军，虽经多次谈话，令其唤回，他却置之不理。后来只好给他挂上伪军家属的牌子，终于迫使他把儿子找回来。在此影响下，不少伪属唤子索夫，对瓦解伪军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残酷的斗争以及根据地和敌占区犬牙交错的情况下，敌伪军也千方百计实行报复，不断抓捕、威胁我抗日家属，以动摇我军心。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你敢抓走我一个抗属，我就设法拿你两个来换。有一次，一位军属被敌人抓去，我们连夜送去通牒，揭露敌伪暴行，令其尽快放出，敌人不但不理，还向我们开枪。我们立即把这个据点的小队长的老婆抓来，敌人得知后，便急忙提出和我换人，将我军属放回。从此，这个据点里的敌人就不敢随便动我们的抗日家属了。
四
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敌伪军，我们有计划地派遣忠实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伪内部。一九四三年，日照县东南莒子驻着陈诚功的一个伪军中队，大约九十余人，筑了三个炮楼，中队长姓姚。为了瓦解这股伪军，我们派人进去当了管账先生，并与姚结拜了“把兄弟”，不断地对姚及其部队加强教育，使之翻然悔悟。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在涛雒区中队和警备团一个连的接应下，姚带领六十余人，步枪三十余支，手炮一门，反正投诚。这次伪军反正，给敌人以很大打击，使陈诚功部甚感恐慌。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军在临沂城东同时包围了三个伪军据点（包括两个伪乡公所），其中石村据点伪中队长上官希元，被我们派进去的地下工作人员所掌握，战斗刚刚打响，他就率部投诚。我们便集中兵力，顺利地消灭了其他两个据点的敌人。
在我们强有力的政治攻势面前，伪军不断分化瓦解。日寇为了解我们对敌伪工作的情况，也常利用反间计，设法打入我们内部。一九四四年，日寇从临沂城派出一个洪翻译，假装受害，带了武器和一些过时的材料，公开向我投诚。我们一方面热情地接待，一方面密切监视他的活动，不久他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们还利用各种关系，把敌人内部那些有点民族气节的伪军拉过来，要他们将功折罪，为抗日做点好事。一九四三年，临沂城的鬼子出来扫荡，有个叫董西法的伪大队长，过去曾接受过我敌工部门印发的委任状，这次他事先向我们报告了扫荡的消息和时间及出动的方向。我军根据他提供的情报，作了周密部署，当敌人进入我军的包围圈时，枪声四起，狠狠地打击了日寇，董部的三百多人也很快地缴了枪。我们悄悄地把董西法带回根据地，教会他一套应付敌人的办法后又放回去。回去后，董确实把敌人迷惑住了，仍让他当上了大队长，以后又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一九四三年，我军解放了赣榆县城，消灭了伪军一个旅，活捉了旅长李亚藩。这次战斗所以能很快取得胜利，与我们争取了一位敌副官刘连成，有很大关系。就是他，带领着我们的突击队喊开城门，使我军主力部队很快攻入敌指挥心脏，解决了战斗。这位在战斗中立下功劳的刘连成同志，后来入了党，当了国家干部，活到九十多岁，成为当地人人尊敬的老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我们在敌工工作中，还注意了改变旧政权的性质，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我们通过讽查摸底，对伪区、乡政权和伪区：乡长进行了分类排队。对那些比较好的，我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和日伪进行斗争，对那些比较坏的，我们适当打击，公开地揭露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完全失去群众的信任，然后把他赶下台，换上我们的人。临沂城东黄庙乡伪乡长赵贵，坚决反共，作恶多端，我们就是采用上述办法把他逼走的。后来，换上了个白皮红心的王洪亮当乡长。他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我们办事。对那些赶不走又争取不过来的，就想法千掉。大哨据点的伪大队长兼乡长许兰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最后就被我们干掉了。为使更多的伪政权达到白皮红心，我们采取了定期集训的方法，教育伪政权中的人员。集训一般在敌占区或边沿区进行，每年搞一至二次，每次集中三、四十个人。对表现好一点的村长，我们事先通知他们等候的地点，采取假抓的方法，把他们带到根据地来，对那些表现不好的村长，我们就堵住家门，采取“霸王请客，，的办法把他们请来。在集训班里，我们给他们讲政策，讲形势，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对好的不指名表扬，对坏的则指名道姓批评，或者严肃警告。同时要教会他们一些应付敌人的办法，解答一些他们经常碰到的难题，告诉他们有困难找我们。对于这些教育，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愿意接受的，时间久了，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有些基层政权，从表面上看是敌人的，实际上却实心实意地为我们办事；有些伪政权机构中人员因不堪敌伪的压榨，主动邀请我军前去开辟工作，这些地方很快就由形式上的伪政权变成了民主政权。在逐步改变敌人基层政权的同时，我们还重视在敌占区、边沿区和敌人内部发展党的组织。当时，临沂城里就有我们的支部，在敌人的特务机关也有我们的地下党员，他们及时地了解敌人的动向，不断地向我敌工部传递情报。有些伪村长，实际上是我们的党员，有的甚至还是党支部书记，他们在敌人心脏里大显身手。在伪据点眼皮下的李石河村，就有我们的一个党支部，是这一带十几个村子的活动中心。他们接二连三地打击敌人，迫使汉奸、特务不敢单独出来活动。在敌占区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我军出现了许多被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的武工队和游击队员，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在铁路沿线，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满载物资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在公路沿途，人们有时可以看到，披红挂彩的花轿，在狭窄路口和敌人的汽车相遇，敌人正欲盘问，花轿里突然杀出个武艺高强的健儿，和轿夫，吹鼓手们一起战斗，让敌人饱尝一顿子弹和手榴弹。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人员的工作，在当时也起了重要作用。回忆这段斗争历史，深深地感到，毛主席关于“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的指示是何等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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