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鲁中山区，村子不大，只有三十几户人家。虽然村小，却建有护村围墙，墙的西、南各开一道门，供村民出入。据老辈人说，过去山上时有野狼出入扰民，还有土匪入村打家劫舍，为保平安，村民遂筑墙护村。抗日战争爆发后，山外不时传来骇人消息，日寇攻城掠地，鲸吞我河山。在占领区，日本兵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敌占区同胞生灵涂炭，度日如年。村民闻听，寝食难安，日夜担心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殊料越是害怕的事，偏偏来得越快。不久，山东全省沦入敌手，日军在县城建了据点，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也在劫难逃！
鲁中虽是敌占区，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活动十分活跃，常常出其不意的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使蜗居在据点的日本鬼子不得安宁。为了报复，日军于每年秋冬两季实行大扫荡，企图以惨绝人寰的杀戮逼迫老百姓屈服。而他们何时出动，扫荡哪些村，村民难以知晓，所以，只要日军一有动静，村民便立即扶老携幼躲进大山，有时还不得已在雪地里过夜。
1940年10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上午十时许，我正要出村，还没走到南门，猛听得同村的杨大叔气喘吁吁地从南门外奔进村来，边跑边喊：“鬼子进村啦，鬼子进村啦！”霎时间，全村骚动了，村民们纷纷冲出家门，向西南两道墙门奔去。十四岁的我从没见过这架势，一下子慌了神，想也没想就随着奔涌而出的村民向南跑去。刚出南门，我便看见不远处有百余个鬼子兵分两路向村子包抄过来，领头的这个鬼子打着太阳旗，跟在后面的那伙人肩扛步枪，嘴里叽哩呱啦地喊着我们听不懂的口号。此时，跑在最前面的村民慌不择路地朝村南的南沟崖狂奔，那里是一条天然大石沟，沟的两边有多个大小深浅不同的石洞可以藏身。
我跑不多远，但见一路狂叫着的鬼子已逼近村口，看来是跑不掉了，我只好转身回村。忽然，我看见附近有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邻村牧羊娃呆立在那里，他身边的羊群浑然不觉仍啃着青草。我灵机一动，何不藏身羊群躲过一劫？但转念一想，不对，羊是要认生的，见我这个陌生人混迹其中，必然会躁动不安，我也会暴露在鬼子面前，岂不更糟？
我只好放弃这个念头，继续飞速往村子里逃命。刚一进村，抬头瞅见大嫂拉着裹小脚的母亲踏着碎步迎面向我奔来，我急吼吼地喊：“妈、大嫂，鬼子已到村口，我们出不去了！”母亲先是一愣，旋即攥住我的手，一声不响地疾速把我带进村头的一间破旧柴草房。她们一边搬农具，一边拨开柴草，让我先躲进去，然后她们挨在我的两旁，再以柴草和农具蔽护自己的身体。
母亲和嫂子在身边，我的心总算稍稍平静一些，但听到屋外的鬼子有一阵没一阵的吼叫声，心又一次次地提到嗓子眼。我知道，这些鬼子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万一闯入草屋被他们发现，保不准会把我们仨抓走；即使没有发现我们，也会用刺刀探虚实，使我们非死即伤；他们一旦达不到扫荡的目的，说不定还会放火烧屋，那我们不就会被活活烧死？
鬼子进村后，村子里没见几个人，于是就到处找寻，先前躲进南沟崖的乡亲被他们发现了。深的石洞，鬼子不敢贸然进去，就用乱石往洞里砸；洞口浅的，能瞧见乡亲的脚，他们就用枪托捅，许多人被砸得鼻青脸肿脚跛手残，乡亲们终于坚持不住，一个个被逼了出来，而后又被押回了村子。
鬼子心里一定明白，老百姓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时下已至深秋，冬季即将到来，八路军和游击队肯定急需大量棉花，村民也肯定会把新棉献给他们，因为棉花不但可以织布御寒，而且可以用来制作炸药。所以，日军企图通过发动此次扫荡以断绝八路军的后勤补给，他们就是冲着民间所藏的棉花来的。
鬼子把村民押回村后，挨家挨户的又胁迫他们把家里的棉花背到西门外的空场地上，如稍有不从，轻则训斥辱骂，重则拳脚枪把并施，一直折腾到下午三时多。手无寸铁的村民眼看堆得小山般高的一包包棉花被鬼子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个个义愤填膺，但无计可施。一个多小时后，辛苦劳作一年的新棉全被烧成焦灰。至此，鬼子还不肯罢休，撤退时，他们不但抓走了我三哥在内的14个青壮年，还牵走了村里惟一的一头小毛驴。面对这一惨景，憋了一天的村民再也隐忍不住了，有的号啕大哭，有的泣不成声，更多的是紧握拳头，发誓一定要报此深仇大恨。
我们仨躲进柴草房后，不知时间，也不知腹饥。起初，屋外不时传来嘈杂之声，渐渐的，村子静寂下来了，不知道后来村里发生了什么，但又不敢出屋，直到劫后余生的乡亲回村。这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欺压越甚，反抗愈烈，血债要用血来偿。这惊魂六小时把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入全村人的心里。此后几年，村里先后有多名年轻人参加革命。四年后，我也毅然决然加入了抗日的队伍，成了一名军人。
作者简介：张祥道，男，山东沂水人，1927年10月出生，1944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