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小学到区高小毕业共八年时间，也就是1929-1937年。当时国民党在华南调动上百万军队五次围剿工农红军，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受李立三“左”倾路线的直接影响和指示，在鲁中南的日照、沂水、苍山、昆嵛山等地发动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先后被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镇压，民主革命处于低潮。
当时，军阀头子第三路军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统治着山东，也是土匪四起、民不安生、社会动荡的混乱时期。从我有记忆起，土匪这个名词就在我精神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刚上学的前两年，生怕被土匪绑了票，天一黑就要跟随祖母投亲避难。出谭马庄东南行八里许有一个谭家小崔的大庄，住着两家在县区政府有点官职并拥有土地的地主。他们为防范土匪绑票杀人放火，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财大气粗的村长策划指挥，按村民土地多少出钱，按人口多少出劳力，筑起了环村一周的三合土围墙，东西南北修起城楼式的四个大门，每道大门都派团丁站岗放哨，当时成了临朐城西防范严密的唯一城堡。我的大姑早年嫁到这个村付家作媳妇。所以每到土匪下山活动的时候，我就跑到姑家躲难。土匪绑票杀人并非危言耸听，曾在我村发生了一起罪恶血案，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是在1934年的夏末，正巧是一个星月无光、漆黑一团的夜晚，我和奶奶、母亲坐在院子里啦家常，忽然从村西面传来了三声清脆的枪声，三人不约而同地处于紧张恐惧之中，吓得躲进屋里大气不敢喘。翌日拂晓，我惊恐不定地跑到街上，只见有两族兄长用两扇门板抬着两名伤员同时向村东走去，据说抬往县医院抢救。聚集在街上的乡亲们用极度悲哀的声音谈着昨夜发生的惨案。原来遭到土匪绑架和枪杀双重灾难的，是我本族刚出五服的叔爷爷谭其伟，昨天是他六十大寿。他的三儿子谭奎基在县城以西与一家地主合办作坊和土特产商行，是当地的一个小暴发户，目标比较突出。白天潜伏、夜间出山作案的土匪早就把他作为“狼吃肥羊”的目标之一。这位谭奎基暗带匣枪一把，骑一匹川马，光宗耀祖地回家给父亲过生日。掌灯时分，举行家宴招待来客和家人。谁能想到全家团圆之际，正是大难临顶之时。那夜阴云密布，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土匪从村西混进谭其伟的家中，先把老头绑起来带到门外，接着两名匪徒贴近屋门向里窥视，企图夺走短枪和财物。谭奎基从枕头下抽出匣子枪朝门口开了一枪。年仅16岁的侄女吓得躲在她叔叔的背后。匪徒从窗口伸进枪，“啪啪”连开数枪，子弹穿透了谭奎基的腹部，击中了名叫小桃的侄女，俩人同时倒在血泊里。土匪抢到枪架着老头，留下交钱赎人的地点，迅速逃离了现场。由于失血过多，俩人抬出村子不远就相继身亡。一个人财两旺的大家庭，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此案发生不久，这伙土匪又把庄西石门坊看山的老人谭其东枪杀在山沟里。据说是这伙土匪再次作案时，村里有了防范，土匪头子怀疑看山老头走漏了风声。残害这位无辜者，是为了报复和威胁山里的农民，使其成为土匪的顺从者。
两起惨案发生当年冬天，在我村五里之外的小楼村再次发生了更为残酷的血案。在深夜四个农民赌博时，一个老头烧水服务。土匪从窗口伸进枪连发十多发子弹，五个无辜者全都中弹身亡。据事后有人说是本庄大土匪头子衣可春（浑号衣来好）与几个匪徒干的。他怀疑赌博者曾向区警察分局报告过土匪的行踪。偷袭杀人是对全村及附近村农民的血腥镇压和威胁。这股土匪凶狠残暴，绑票抢劫，杀人放火，闹得方圆数十里户户受惊，人人恐怖，搅得群众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保家护命，我们庄的主事者也决定仿照谭家小崔的方式，成立团练局（沿用清朝的叫法），武装自卫。按照各家拥有的土地亩数，分别购置枪支弹药。在很短的时间里，有五家富裕户买了二把、三把匣子枪和子弹；上中农家中也都买了中国造的马步枪，子弹三至五排，共计二十多发，其他农户也把原来的土枪、台炮重新拿了出来，有的把练红枪会时用的大刀片也用上了。在老槐树下，大家异口同声推举会吹号的谭其绥出任团练长，每家出一壮丁为团兵，按四片编成四个排。每晚听到号响，都要带上武器到局子里集合。夜间留下十多名团兵值班，轮流站岗放哨，天亮回家，很像以后抗日根据地的自卫团、民兵连。父亲每年外出干活三个月，我当时只有十二岁，也要承担站岗的任务。晚上背上马步枪跟随叔叔到局子里执行放哨任务。在大人的带领下，以极其好奇的心态察看了暗放在村头树权上的线炮（线动扣扳机发出爆炸声），还有架在墙孔里的台枪。亲眼看会了匣子枪的用法，亲手试用了快枪的拆卸和擦拭程序，为以后使用武器提前学到了本领；同时也懂得了一个既浅又深的道理：武装起来的有组织的农民，其威力是无穷的。（注：在那个年代，武器弹药公开上市交易。短枪来自青岛进口的军火商，长枪来自国民党杂牌军队）。
村村防范，户户设防，群众性的防匪保安运动，迫使小股匪徒向大股匪首靠拢，占山为王，形成势力，更加频繁地下山绑票和抢劫。每到黄昏或拂晓，他们突然袭击，或者路边埋伏，对行人狠下毒手。进村遇到抵抗则放火烧光，成了一方民众的最大祸害。当时盘踞在临朐、益都和博山三县交界处深山老林的大土匪头子有赵义增、衣来好、王二麻子三只狼。王二麻子占方山，势力很大，危害也最大。方山的位置处在益、临边境，也正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最薄弱的地方。王二麻子把散兵游勇当骨干，把周围的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等集合起来，占山为王，最盛时有人枪数百名。他们白天躲在山上，天黑下山分散到各村赌博作乐，饮酒玩女人，与外来的暗匪接头联系，策划作案。这股土匪势力的膨胀，直接威胁着益、临两县区乡政权的安全。当时临朐县长周筠英，原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副官。他把匪情报告了韩，引起了省主席的关注。大约在1936年的春天，三路军派来一个师的兵力，县保安大队和各区分队全部出动，纸坊区各村抽调团丁配合。一天早上，军号响亮，骑兵开路，两路大军浩浩荡荡从村前通过，向西山进发。据长辈们说，围剿土匪的军队从三面包围了方山，朝山顶上打了许多炮，也打了许多枪。等到日落，军队进村宿营，土匪头子与剿匪军的长官暗地接头谈和，匪方付出一大宗银元；军方送了一些短枪和子弹，放走了土匪。王二麻子和其他几股土匪，借机流窜到我国东北的深山中继续为匪。县、区、乡长和商会长筹集了一笔款子，送给打土匪的师长和团长，名为慰劳金。长期以来，在人们中流传着“兵匪一家”说法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七七事变”那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季，流窜到东北的股匪，跟在日本侵略者的后面，相继回到临朐，抢占了一处地盘，以原有的人枪为本钱，与国民党政府小官吏勾结，打出抗日的旗号，摇身一变，成了抗日游击队的大队长、小队长。一个临朐县一下子出了十八个“抗日”司令。其中以赵义增和衣来好（可春）人枪最多。抗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台儿庄大战之后，这些土匪头子相继向日军投降，成了民族败类，当了汉奸。赵义增是青州城的伪保安大队长；衣可春是博山市的皇协军司令，成为日本人的帮凶，比土匪疯狂数倍，更加残酷地镇压人民，破坏抗战，罪大恶极。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