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同时，在大鲁南的山区里，抗日游击队的大小武装迅速膨胀起来，仅临朐县境内，一连生出了十八个司令，人枪多少不等，这些武装按其政治背景来划分，大体可分为两大派系。一是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山东省委头子秦启荣所统辖的游击队和国民党政府县长、区长拉起来的地方武装，他们的靠山是国民党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51军军长于学忠。二是原来的大小土匪头子，打着抗日的旗号，由隐蔽状态变为公开合法的地位，四处招兵索枪、筹粮逼款，扩大势力。这个派系的武装到1940年日军攻占武汉、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绝大部分投降日寇，当了卖国求荣的汉奸，成了镇压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我们村里一个叫谭守基的，是盘踞在东北深山老林的土匪头目，有一手好枪法，停在树枝上的小麻雀，他的匣子枪一出手几乎是百发百中，在土匪这个行当里有点小名气。日军侵华的第二年，他领一帮亲信回到临朐县境，占踞石门坊山峪的寨子崮、付家峪一带扩充实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由安丘移防临朐嵩山山区，掌握了谭守基这支队伍的内幕，立即由联络干部与谭及其亲信接谈，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坚决抗日的主张，动员他们接受改编，共同抗日。谭守基这支队伍上无靠山、下无根基，处在孤立的状态，为求发展，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直辖大队，下辖四个中队，谭守基任大队长。这支游击队举起抗日大旗，名声大振，人枪迅速扩大，两三个月的时间，发展到500人以上。支队政治部抽调政治干部到大队、中队担任联络员，以后为教导员、指导员。再以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从此，这支土匪队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我村邻居谭立基（字礼庭）撇开家业妻女投奔谭守基担任了大队供给处主任。他同我父亲是相互信得着的弟兄，谭礼庭回家与父亲饮酒谈心，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坚决抗日的主张，以及部队发展的前途，希望我到他的供给处当助手，父亲经过深思并得到母亲的同意答应他的要求，于1939年的夏末我带上简单的行李，跟随谭礼庭走进大楼村，在大门口挂有“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直辖大队”队旗的院子里，向大队长谭守基、联络员王文介报到，从此即离开家乡参加了八路军，谭礼庭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当时参军抗日的青年人很多，队伍发展很快，仅我们一个村一个月就有20余名青壮年报名当兵。供给处人手很少，但工作却相当繁忙，主任让我负责造册、记账、统计、保管工作。大队部和四个中队的司务长报来花名册，汇总起来送到支队供给部，用驼骡运回军装等军需品，在主任的直接授意下，完成清点，记账，分发，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这是我离开学校，首次干公事，而且是抗日军队的公事，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工作热情特别高。只是在夜深入静的时候，母亲、姐姐、弟弟的音容时刻出现在眼前，初次体会到想家的滋味。
直辖大队成立的同时，在临朐冶源、弥河附近，以马子英为首，组建了另一个大队，番号称一支队直辖二大队。马子英是爱国青年，上过大学，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同学中的一些爱国青年，都投奔到马的麾下参加抗日，所以这支武装的成份、文化程度比一大队好。支队政治部同样派出联络员住大队、中队部，作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队伍的人数迅速扩大，汇集到司命部驻地（暖水河、瑞头）检阅时，人枪已达600以上。直辖一大队驻防在五井、纸坊两区；二大队驻防在杨善、冶源两镇之间，再加上主力团三个营和司令部直属队，东起弥河、南至嵩山的狭长地带里，全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国民党沈鸿烈、秦启荣的军政势力，撤离到沂山西南山区。八路军山纵一支队摆在了胶济路以南、临朐城西的最前线。
八路军的队伍迅速扩大，急需连排干部。在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设置有军事教导队的建制。学员从营连和直属队中选调，每期三个月。我虽然到大队供给处不久，但已经引起了教导员王文介（开始称联络员，随后改称政治教导员）、特派员崔次丰同志的注意。他们同我的直接领导供给处主任商谈，保送我去教导队受训，主任当面表示同意，要我立即交待工作去教导队报到。我当时刚穿上灰军装，军帽尚未制作出来，仍然戴着一顶瓜皮式的帽子，半军半民的新兵，背起被包，内有一床旧棉被、一身旧棉袍和两件单衣，还有母亲手工缝做的一双布鞋。由大楼村出发，经过五井、茹家大庄到暖水河司令部参谋处换上介绍信，到天黑才赶到教导队驻地。这里是临朐、蒙阴、沂水三县交界处的山道口三岔店和璞邱。教导队驻防此地既要完成训练任务，还要担负西防日军、南防国军（新四师、51军）的警戒任务。教导队长江卫三十岁以下，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尉官，讲话、下达口令和操场动作都保持着严肃、认真、利落的军人作风。指导员肖文不到二十五岁，是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很会讲话，也很会唱歌，粉笔字写得很好，在学员中有较高的威信。队部下设四个排一个炊事班；一个排担任警卫，三个排是带枪的学员。我被分到三排八班，住在村立小学，教室是临时课堂，操场是军事训练场地。进队的第三天，班长为我领回来一顶新军帽，一只短步枪，是俄罗斯造的双管十三太宝，上管射击，下面管装13粒子弹．从此我成了头戴“青天白日”帽徽、臂佩白布兰字“八路军”袖章、肩扛步枪的战士。训练生活非常紧张，天不亮号声一响，各排赶到队部门前集合。队长喊着口令，跑步十多里之外，在小河边解散休息，砸破冰层洗脸、刷牙。随后听指导员训话或教唱抗日歌曲。每当我们雄赳赳气昂昂走过村中时，引来儿童和父老乡亲们的观望，自已内心里感到兴奋、骄傲，但晚上躺在谷草垫底的地铺上，摸着酸痛的两腿，却控制不住想念奶奶、父母的眼泪。军事、政治训练很紧，一般课程由队长、指导员来讲，正式课目请司令部的参谋主任、作战科长、部长来讲。印象最深的是司令员马保三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司令钱钧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课程。在一百五十多名指战学员中，论年令我是最小的。经过短期的训练和老战友的热情帮助，在德智体、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为以后的成长、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教导队仅三个月，参加了三次较大的作战、行军活动。第一次同日本兵作战。10月上旬的一个深夜，突然接到排长的口令说：“博山城的日本兵出动，向璞邱、三岔店扑来，要全副武装紧急集合，准备战斗。队长、指导员站在队前，下达夜行军的命令：我和一排打先锋，指导员与二、三排在中间，副队长带领四排为后卫，不准掉队，不得弄出声音，一个紧跟一个地行进。我们借着暗淡、稀疏的星光，跑步登上嵩山脚下的山顶，队长指挥各排选好地形，按早已编好的战斗小组分散隐蔽，准备战斗。东方由暗变红、由红变白天亮了，山上山下听不到任何声响，寂静得令人可怕，只有几只山雀飞飞停停地叫着。这时才真正看清了这里的山势和各排所处的位置。队长依在一块大石头背面，传令兵背一卷军用图、队旗和司号员蹲在他的身边，喘息末定的全队指战员注视着队长的指挥命令。一会儿侦察兵报告：三岔店路口已出现鬼子的先头部队。队长命令各排子弹上膛，我趴在班长身边，把13太宝子弹推进枪膛，准备射击。此时此地紧张、好奇、胆大而又忧虑的复杂心情交织在一起，这是我当兵以来、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战斗。太阳光直射到山头上，滴水未进的战士们又饥又渴，司务长率领炊事班从山下挑来几桶开水和几包煎饼，我们轮换着喝水吃饭，疲惫一夜的指战员，又重新振作起来，密切注视着山下的鬼子兵。这次日军和汉奸队出动，是显示其皇军威力搞武装侦察的，在三岔店休息用饭后，把村两头的房子草垛放火烧光，到处鸣枪，打死农民的猪狗、抢走农民的鸡和财物后窜回据点。几名便衣侦察员监视敌人走后，向队长、指导员作详细报告。全队迎着接近西山的夕阳，返回原驻地璞邱镇，一场没有打响的战斗暂告结束。第二天江卫队长亲自上军事课，借此介绍了昨天的敌情、我情，联系地理地貌，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住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课。
第二次是配合主力团出击，参加了五井歼灭战。1939年10月25日凌晨，驻守在青州、临朐城的日军60多人，维持会汉奸三百多人，对我驻防在下五井的主力三营发起突然袭击；敌人出动的情报，头天夜里就送到副司令钱钧的眼前，他立即在骑兵排的护卫下，从茹家大庄，火速赶到最前线亲自指挥，他命令三营撤出五井，让敌人扑空，命令一、二营插入五井东北寻找有利地形隐蔽埋伏，既断其后路，又能打来援之敌；命令我们军事教导队火速赶到五井前线，接替一营的防务。鬼子兵打进五井，被我军来了一个反包围，展开了激烈的村落战。战斗至下午二时许，日伪军狗急跳墙，在激烈炮火掩护下，冲出东石门，退到高地莲花山上，凭借旧庙、石围墙掩护，负隅顽抗，伪军夺路而逃跑。钱司令见全歼日寇的时机已到，急令一、三营缩小包围圈，集中火力掩护突击队前进，攻下莲花山，将日寇压制在一处坟地里，鬼子兵如困兽犹斗，拼命顽抗。我三营指战员英勇善战、越战越强，发挥近战的优势，用手榴弹加刺刀把鬼子兵消灭在松林里，数十名日军除一名作了俘虏外，全部被打死。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四挺，掷弹筒四门，三八式步枪30多只和其它战利品一宗，打了一个迅速、痛快、彻底的歼灭战。我军用白布把战死的日军包起来并且附上一封公开信；第二天城里的日本军官出动汽车把尸体运回火葬。大众日报、新华日报同时刊登了庆祝五井歼敌大捷的新闻报导，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威风。
战斗结束的夜里，参战部队都撤离前线回到后方休整，上下五井以北的警戒哨所，全部由教导队和直辖一大队来承担。为防备日军从张店、博山据点再次出动偷袭报复我军，司令部指令要特别加强西北方向的警卫。刘副队长率领我们三排西行二十华里，登上八岐山间的路口上，放流动哨，任务是发现敌人，及时阻止。在冷风秋雨中，全排分两个组靠在一个山神庙和老槐树前，守候了一个整夜，大家又冷又饿，直到上午九时未见敌情，才撤离山口。
五井歼灭战是日军侵入胶济路南以来，也是侵占山东以来少有的一次，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相信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农民主动报名参加八路军。各乡各村筹集了猪肉、白面、鞋袜等慰劳品送到营部、队部，部队的伙食连续改善了半个月，比过新年还要丰盛热闹。教导队完成参战任务，回到原防地继续受训。路过茹家大庄时，全队在一个农家大院里听了钱钧司令员的报告。他联系五井战斗的前后经过，深入浅出地讲了战斗指挥的灵活机动，偷袭反偷袭、包围反包围、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受教育非常深刻。
第三次是教导队与直辖大队一中队共同护送一批干部去山东纵队驻地。1939年的11月中旬，胶东区五支队、清河区三支队到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和随营干部学校学习的一批干部，从淄河、青州之间穿过胶济铁路来到一支队驻地休整。司令部指令教导队和直辖大队一中队护送干部队去山东纵队驻地沂水县境马牧池。三支小队伍同时赶到三岔店集合编队早上出发，行军的序列是：教导队在前，干部队在中间，直辖大队一中队作后卫。队长、指导员向全队讲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要求无论何种情况都要沉着应付，听从命令，不得掉队离队，不得开枪。出三岔店南行十余里，就进入了友军的防区。所谓友军是指西安事变张学良被扣，蒋介石改编之后的51军于学忠的部队，当时沈鸿烈、秦启荣的部队已开始反共，我们称他为顽军，唯有于学忠还维护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但相互之间尤其是防区之间，已戒备森严。在此之前发生过“太河惨案”“雪野惨案”以及鲁南地区的“银矿惨案”。我渤海区三支队的干部和护卫队200多人路过淄川太河时，被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命令（我军夜宿太河事先通知了秦启荣）其部队深夜偷袭包围，把我指战员四十余人杀害，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相继发生，骇人听闻。因此通过国民党军防区时，必须加倍警惕，以确保这批干部的安全。经过两整天的急行军，在大崮山东的坡里村休整一宿继续南行，日落西山时分来到马牧池。纵队司令部参谋处指定教导队到附近一个小村驻防休息，队长通知各排在此地多住两天，参加二期整军阅兵式联欢晚会。第三天提前吃过晚饭，全队整装集合，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走进沙河一侧的露天会场，其他部队也从不同方向整队入场。看不到边的指战员们面对着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也是演出台依次坐好；雄壮动听的抗日歌曲，此起彼伏；欢迎一团、二团、特务团、干校老大哥再唱一首的呼叫声，一浪高过一浪。从主席台前传出了悠扬动听的女声大合唱，歌词大意是：月儿弯弯影儿长啊，呀儿吆呀儿吆呀呀儿吆，全民动员上战场，扛起枪来打东洋啊，呀儿吆呀呀儿吆，奋勇杀敌保家乡啊。鲁艺宣传大队的抗日小调覆盖了整个会场，群众的欢乐情绪达到高潮。黄昏时分，四盏汽油灯同时照亮，用手摇发电机供电的麦克风里，传出了联欢晚会现在开始的号令。首先是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讲话，他说：我们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派徐向前和朱瑞同志来到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徐向前总指挥、朱政委来到蒙阴、沂水，召开了军队、地方干部会议，部署了党政军备方面的工作。今年的八月至现在，我们山东纵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整军训令在徐总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一期、二期整军，参加整训的几个主力团，经过近两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向正规化方面迈进一大步。上午的阅兵式非常成功，我们纵队的领导和地方的领导看到部队的进步发展都非常高兴。这期结束，接着进行三期、四期整军。下面请徐向前总指挥讲话。由于距离比较远，只能听到声音，看不清总指挥的面孔，但他铿锵有力的话音，却句句打动每个指战员的心弦。他讲话的大意是：山东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沂蒙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七七事变”之后，黎玉和张经武等同志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举行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鲁西北等地的武装起义，组建了山东纵队，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遵照毛泽东同志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我和朱瑞同志来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进一步统一苏北、山东境内我党领导的军队，建立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与磨擦。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我们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首先是区别于学忠和沈鸿烈。于学忠和沈鸿烈比较起来，他虽然有时候对我们态度也很强硬，但比沈鸿烈是要好一些，同我们的磨擦比较少。沈鸿烈是典型的顽固派，必须予以打击。其次是秦启荣再三同我们搞磨擦，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于是，在1939年8月下旬，山东纵队在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狠狠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我们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使得我们更加有力地去对付日军的扫荡。徐总讲话之后接着是文艺演出。几个文工团分别献演大合唱、小合唱、二重唱等抗日歌曲；最后演出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京剧“恐日病”，两个节目，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出席如此重大的大会，看到如此热烈、高涨的群众场面，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日必胜的信心。
五井战斗之后，为防止日军的再次偷袭，整个防务做了较大的调整，纸坊镇以南、五井镇以北的武装向茹家大庄靠拢集中。直辖大队的防区，设在司令部（暖水河）以北，前线指挥部以南的中间地带。全大队投入了第三期整军活动，以加快正规化的进程。就在参加军政训练期间，大队副教导员毛荣光、特派员崔次丰同志，常常找我单独谈话，开始询问我的家庭经济、学历及社会关系状况；接着又询问教导队受训的收获，问我是否有人谈起共产党员的的问题。我当即告诉他俩，有，我所在的班长、副班长利用站岗的机会，与我谈了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而且有党的组织和尚未公开的共产党员。班长张孝和同我谈党员问题，是由于我对政治问题太幼稚而引起的。入队不久，我在班学习会上，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和作专题的发言中曾说：“八路军就是共产党，我从当兵开始已经是共产党了”，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从此．，班长同我个别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入党，我说求之不得。他要我事事要起模范作用；发现有违犯群众纪律的人要及时报告。以后才知道，我那时已经是党的教育发展对象。教导员、特派员几次谈话之后，给我一张油印的“入党志愿表”。我照表列内容填写清楚，介绍人一格内，写上了毛荣光、崔次丰的名字。在1939年底，直辖大队队部党支部举行入党仪式，出席会的仅有6人：正副教导员、特派员和一位军医、警备员。墙上挂着“镰刀斧头’’红旗，贴着入党誓词。毛荣光领我念完“不怕牺牲、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时，在天寒地冻的民房里，我却感到周身发热，脸上汗津津的，心情十分紧张。这～年我刚满16岁，所以批准为中共青年党员。两个月之后，教导员派我去特务营（整军中直辖大队改称特务营）一连担任文化教员时，在党员介绍信上，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是我政治生涯的开端，数十年来，每当忆起这段历史，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每当遇到坎坷困境，入党誓词鼓舞着我，从不低头，永往直前。
直辖大队经过一个月的集中整军，政治素质、组织纪律均有提高，司令部从主力营中选调有作战经验的干部，担任四个中队的副队长，充实了枪支弹药，战斗力有所加强。1940年的春节除夕，在钱司令的直接指挥下，由主力营侧面配合，直辖大队一齐出动，奔袭国民党部队，把顽军的一个营全部歼灭，首战告捷。大队长谭守基率领突击队于深夜冲进寺头街里，击毙外号叫张大炮的营长（原来是个土匪头目），缴获长短枪百余只、机枪一挺；所有俘虏缴枪不杀，愿意抗日的，分别充实到主力营的各连队，不愿当八路的，把武器留下就地释放回家。这次奔袭战的胜利，狠狠打击了秦启荣顽固派的反共势力；为周围挨打挨骂、出钱出粮的农民群众出了气；八路军的声望更加提高，指战员的士气格外高涨。为庆祝三期整军和寺头反顽战斗的胜利，支队司令部在暖水河的大沙滩上，召开检阅部队大会，以营为单位进行齐步、正步、跑步、举枪、肩枪、分列式等各项操练，接受首长检阅。就在这次大会上，政委周赤萍宣布：把直辖二大队的七、八中队，编入一营、三营；五、六中队和大队部与直辖一大队合编，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特务营。营长谭守基，副营长马子英，教导员王文介，副教导员毛荣光。四个连队都配备了副指导员，建立了党支部。两个大队部合并以后的营部，兵马大增，正副营长、政委每人一匹战马，另有一个近10人的骑兵班；传令兵、警备员、司号员、军医、卫生员等数十人；再加上供给处和司务长管理的炊事班等，相当于一个团部的架子。备连的人员充足，枪支齐全，一连、二连还增设了机枪班。经过整训、改编后的特务营，已经摘掉了地方游击队的帽子，向正规化的主力军迈进，为组建一支队第三团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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