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陈三坎，训练俘虏兵，成立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变伪政权为两面派政权。由公开的军事斗争改为半军事性的隐避斗争。
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之后，国民党新泰县羊流区区长陈三坎奉三青团山东头目秦启荣的旨意，就地拉起了近千人的抗日武装。日军占领新泰城，陈部移防至南麻、鲁村山区，依靠沈鸿烈部为后盾，仍然保留着山东抗日纵队新泰支队的番号，人枪减到五百名。抗战进入艰苦阶段，陈三坎也走曲线救国的歪道，与驻新泰城的日军头目秘密勾结，达成协定。陈率部投降，日军委任他为皇协军大队长，陈三坎把队伍从南麻带到城里接受日军改编。地下工作同志把这些重要情报密告了我十一团，团长、政委当即决定在蒙阴徐家庄沙河两侧，设好埋伏，全歼这股顽伪军。一营占领两边高地并截断其退路，三营担任主攻。这股顽伪武装，当官的当汉奸发国难财心切；当兵的回家看家属心切，军心涣散，毫无战斗力。夜间行军走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战斗一打响，很短时间就被我们打垮了，除陈三坎带几个亲信逃走外，其余全部当了俘虏。缴获的枪枝弹药少数精良的充实给连队，大部移交给县大队、区中队使用；愿当八路军的留在连队。把副班长以上的集合整编成一个大连队，进行短期整训。团政治处调徐延奎同志任连长，调我担任指导员。我们与四位排长一起，开展了紧张细致的专项审理教育工作。上午出操上课，给他们讲抗日光荣、卖国投降可耻；坚持持久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大道理。下午晚上，个别谈话，掌握了每个人的大体情况。遵照团政委和政治处的原则指示，对三种不同的人，采用三种不同的政策。对年龄较大，给国民党干事时间长，历史社会关系复杂、或者是陈三坎的亲信、副官、连营长的，放走肯定会当汉奸的，进行教育，给点路费，立即释放。在个别审查中，发现年龄较轻，有文化水平，家庭成份较好、具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家中又有妻小父老的，单独谈话，登记上册，与其建立秘密联系，担负提供情报和掩护工作的双重任务。对年龄二十五岁以下，出身单纯，家庭又无牵挂的青年，则说服他参加抗日。凡是自愿表态的，则告诉连队派干部接走，为部队补充了兵源，得到营连长的称赞。
训练俘虏的任务刚刚完成，政委找我谈话，指令我担任团敌工队长并组建武装工作队。政治处同时派来了亓盾、小吕、大李五名连排干部。从1942年3月开始，至当年的初冬为止，我身着便装，腰插短枪，同队员们一起，昼隐夜出，活跃在靠近据点的敌占区。敌工队开始组建，一切都要改换。团供给处发给每人兰士林布二丈四尺。我们通过地方干部换来五套黑裤褂，还有～顶旧礼帽，穿着起来很像跑单帮的商人。开始的白天，我们与团部住在一起，天黑进入敌占区，头条工作就是串村登门，直接会见刚释放回家的逆用关系。每当敲开户主的大门，全家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们，天色虽晚，仍做饭上酒招待。门口有家人放着暗哨。把他知道的日伪军、伪区乡政府的人事、兵力以及活动情况一一介绍。连续活动了五个晚上，把原来的部分逆用关系分别联系了一遍，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为干扰敌人的视听，在临时离开这块敌区之前，趁日伪军正在睡梦中，潜到敌据点前，投放数枚手榴弹，敌哨兵呜枪报警，待敌出动搜寻目标时，我们敌工队员已回原地休息。天亮以后，伪保长向日伪军报告：夜间八路军主力从此路过的假情报，造成敌人的错觉。我把得到的敌情整理成书面资料交给团部。
在没有离开大部队之前，总认为敌占区很难活动。亲临其境，大胆试探，方知在敌人的眼底下开展工作，危险性的确很大，但有利条件也不少。在日军汉奸直接蹂躏下的各阶层民众，对抗日部队八路军抱有极大的期望，表面上敬而远之，内心非常拥护。他们被新民会、保甲制度严密统治以来，对有关抗日的信息全被隔绝，精神上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压抑。当他们亲眼看到八路军的代表，听到抗战形势的宣传之后，真像迷途的羔羊找到母亲，久旱的禾苗盼来了甘霖。新泰羊流区中学老校长、名流仕绅林笃全先生，通过地方党的介绍，我同一名队员，叩门拜访他，夜间关门长谈。我向他宣传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三阶段的道理；宣传了华北百团大战的胜利等内容，他听了非常高兴。他把日军、伪军伪政府内部概况，作了详细介绍；并具体指明哪些伪村长是倾向八路军的，是可以信赖的；哪些村长是靠不住的，必须提高警惕。类似的活动一直待到深夜，在天亮之前必须回到关系户家隐藏起来。羊流镇对面吕家河村，吕家树家是我们比较靠得住的关系户。他在伪村公所担任账房先生，同他的妻子像招持客人一样掩护我们。外面的一切，全靠吕灵活应付；吃饭（村里出钱、出粮）就寝（白天）、放哨等事项，全部由吕的家属负责。类似的关系户，在其他村也有。通过关系还结识了一位伪区公所的勤务兵，村里人称他为区丁。此人家中很穷不愿劳动，年轻热情、讲点义气，我们送他一些钱他很感激，敌情变化、日伪军的动向、伪区长的家庭状况及其行动规律等都能及时准确地向我们报告。在上中下各阶层民众中，建立起耳目和工作的关系，使我们的敌工活动比较超脱自如，可以说，白天是敌人的地盘，夜间则是我们的天下。在敌占区连续活动半个月，回到团部驻地休整。鏊阳镇上的伪保长，原来就是赌搏、盗窃不务正业的二流子，现在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区中队、敌工队的隐避活动，他秘密向汉奸队长报告讨好，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所以请示团政委和区委批准，决定要尽快干掉他，除掉这一祸害。区队队员是鏊阳人，提前摸清了保长晚上到庄头同姘妇鬼混的流氓行迹。区队与我们密切配合，夜深人静，摸进村去，布好岗哨，把正在寻欢作乐的保长堵在屋里，从窗口传话，要他开门就缚，女的赤体露身哀求饶命。男的被我身强力壮的队员，揪着耳朵，驳壳枪口顶着他的腰部。这个白天还在百姓面前大显淫威的坏蛋，此时赤着脚、提着裤子，吓得像老母猪筛糠一样浑身发抖。被我们押解到庄头上一处水沟旁边，用张口登手枪，对准他的后脑勺，啪的一声把他送上了西天。在死者身上和大路口的石碑上，贴上了事先写好的公判布告，把保长效忠敌人，破坏抗战的罪状，公布于众。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区，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应。
1942年6月，农民们抢种、抢收来的小麦正在晒干入仓，新泰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决策人，要求十一团派出兵力，完成向敌占区征收麦粮的任务。团首长把这项紧迫而又艰巨的工作，交给我们敌工队去完成，这是敌工队成立以来所担负的硬任务。我把队员和县粮秣股长刘盈同志召集在一起，为把小麦征到手而想方设法。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能一个村一个村地去征粮，那样做目标大、时间拖的又长，很容易被敌伪军封锁起来，不仅弄不到小麦，反而会惹起保甲长和农民的不满。唯一的方法就是直接秘密会见伪区长，逼他从为日伪军筹集的麦粮仓库中，拨出几百万斤，夜间运至根据地后防村庄，分散储备起来，专供部队改善伙食和伤病员食用。点子想出来了，要拿出十二分的勇气、二十分的热情实施这一冒险性计划。我于当天晚上，插回敌区，找到逆用关系即伪公所勤务兵孙二炳谈话，他把伪区长的年龄、个性特点、家庭人口、居住情况等作了详细介绍。伪区长是羊流镇河东村的一家经营地主，在庄当中有一处黑漆大门、砖墙瓦顶、东西两厢、南北重叠的四合大院，住着他的全家。他和妻子、佣人、雇工住在庄边上的一处新宅里。这位区长上过学堂，做过商人，穿着讲究、书生派头，每天早饭后坐黄包车到区公所为日寇效劳；每到日落，必须回到家中。我们把他的活动规律摸清后，立即行动：制定了具体行动方案和明确分工，太阳一落山即开始出发。由伪自卫团丁（白天为敌人出差，晚上为我们服务）领路，先潜伏在河东村头的树林里，待到屋内掌灯的时候，村头留下两名队员，守住路口，大院铁栅门由两名队员站岗，我和李树林同志（一营三连任过副连长）突然闯进院内声言要见孙区长，屋里问：“哪里来的？”，我们答：“县城来的”。这位区长走到院子看清我们是穿着便衣、手提短枪的陌生人时，神情非常紧张，他点头哈腰地把我让到屋里，李树林靠在门边与栅门口的队员保持联系。我和这位区长分别坐在太师椅上，我先声明说：我们是八路军四支队武工队的，请你不要害怕，这次来的目的，是请你把日伪军征收的麦子让给我们几百万斤。他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才松了一口气，十分恭敬地说：你们辛苦了，好说好说，只是数百万斤数量太大，恐怕难以完成。我以绵中带钢的口气说：你是读书人，年轻时也受过爱国教育，日寇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你应该“身在曹营心在汉，”假意应付日本人，真心支持八路军。我要他当场写出调拨小麦的指令函件，他立即写好了四张给保长的批文，一个大庄一百万斤，共四百万斤。我临走时对他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只要你不向日寇报告，我们也保护你的安全，咱们后会有期，下次再见。请你辛苦一下，把我们送出村外。我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腕，一只手按着枪柄，李树林和另外两队员紧跟后面，与路口两名队员会合，我才松开了他的手道了谢，放他回家。我们六人上了另一条小路，很快离开了冒险之地。前后只用了一个小时，即快速、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单刀赴会”的战斗任务。第二天，我们敌工队分头与保长、保管谈妥，十一团派出两个连队，护卫上千名民工，用口袋加担子连续几夜把小麦抢运出来，分散储备在大山后的村庄，不仅满足了这一地区所有部队、地方工作人员的军粮，还支援了其他后方医院，使军政首长、伤病员们能够吃上细粮。从此，我们武工队名气大振，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地方，武工队的作用被许多人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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