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毛主席在延安采纳了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做出了“精兵简政”和“一元化领导”的两项重大决策。
这两项重大决策由延安传达到山东，在党政军机关中贯彻执行，已经到了1942年的夏季。整个工作分成两步：在一个主力团里的做法是，第一步精简团营，充实加强战斗连队。十一团奉四旅旅部的指示，取消营一级的机构，由团部直接指挥九个连队。为缩小目标，便于在我占区、游击区灵活机动地与敌伪顽周旋，连队可以单独活动、独立作战。
精兵简政，渡过难关，爬过山头，越过黎明前的黑暗，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有的共产党员没有经受住考验。我们的三营营长，也就是在前文提到的那位土匪出身的谭守基，就没有经得起考验，走向了叛变投敌、自取灭亡的可耻道路。在正式宣布取消营部之前，团政委和团长同他谈话，讲明了精兵简政的道理，并答应他不当营长了，由旅政治部保送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他当时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内心却有许多顾虑。正当这位营长原职撤销、新任职没定案的关键时刻，在营部任过司务长的吴其文和饲养员也动摇了，企图脱离部队。他们三人晚上在一起秘密谈话定下了投敌的决心。他们三人于第二天晚上离开团部驻地，骑着马、带着枪，向着博山方向逃跑。天亮后团部骑兵发现营长逃走，团政委立即派供给处主任、同村同姓兄弟谭礼庭带人快马追赶，劝他回头是岸。但相距已远，已经追不上了。过了十几天从博山城内我军情报站送出了可靠的情报：谭守基三人逃走后的第二天，赶到了日伪军占领区，在南博山山口，被伪军哨兵查住当即送到山下大队部扣押起来。谭守基自称与博山皇协军司令衣可春（浑名衣来好）是把兄弟，要亲自见衣司令，接纳他这个前来投降的八路军营长。衣来好立即向日本指挥官报告请示。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十分狡猾，认为谭在八路军当大队长、营长已五年之久，肯定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不会轻易投降，就通知皇协军司令不仅不接见，反而就地审问，就地处死。这个从少年时代就不务正业当土匪，进入不惑之年才投入共产党的怀抱、重新作人的谭守基，却走向了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精兵简政与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同步进行的，政治上、组织上得以实施是在1942年的下半年。为便于统一领导，适应对敌斗争的新形势，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决定：把廖容标指挥的四旅番号取消，一分为二，成为鲁中军区直接领导的第一、第二军分区。一分区以十团十二团为主力，加上泰安、博山、莱芜的地方武装，由中共一地委统一领导，廖容标担任军分区司令员。党政军首脑机关合署议事，与敌周旋，坚持泰、莱、肥城、宁阳、汶上这块抗日根据地。以十一团为主力，加上新、蒙、泅水、平邑边区地方抗日武装，成立了中共三地委、三军分区，赵杰任司令，地委书记董琰兼政委；刚从八路军总部派来的熊飞同志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东起新蒙边，西至平邑、泅水边，与敌伪顽展开游击战，坚持、巩固了这块根据地。
部队整编之后，一批连排干部充实到武装工作队来，加强对敌斗争的力量，扩大敌区工作的范围。我所在的敌工队由原来的十多人扩充到三十多人，直属军分区政治部建制，由参谋长单洪同志指挥。我们活动的地区向泰安、大汶口、泅水、平邑地区发展。除了向分区领取被服、弹药、菜金外，完全离开部队单独活动。武工队员驳壳枪、手枪人手一支，有的两支，另外每人配备小手榴弹二至三枚，分区敌工股长马达同志也跟我队一起活动，并任命了指导员和副队长，下面分成三个分队。我带领一个分队采用化整为零、昼伏夜出、驻则分散、动则集中、灵活多变的战术，在敌人的眼下宣传群众、培养骨干，向伪政权伪军队开展了政治攻势。为了整顿休息，以利再战，每隔半月二十天，回到莲花山老根据地柳条庄驻防休息。当我跳出敌占区，踏进老乡的门槛时，就像出家远走的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那样温暖称心、轻松愉快。村长、民兵连长、妇救会、识字班以及孩子们，见到刚从前线回来的武工队员，都走到近前问这问那，军民之间非常亲热。夜间民兵加岗巡逻，白天专让我们吃细粮好菜，换下来的衣服，识字班的大姐们为我们洗干净缝补好。晚饭后村长集合全村人开大会，村长要我上台讲话，我借此机会进行宣传：首先讲了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苏德战场的形势，接着讲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我力量对比我们由弱变强的发展趋势；又讲了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信心等内容。会场上的气氛非常高涨。在这安全、温暖的家里休息了七天，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到了补充。队员们在一起小结了前段活动的基本经验，制定出下段活动的中心地带和短期计划，立即返回敌区，投入了新的战斗。马达同志所在的两个分队，以蒙阴、平邑两县交界的盘车沟、李家楼等山村为基地，分成四个小组，穿过据点，采用昼伏夜出的战术，开展抗日宣传、鼓舞群众、瓦解伪军、镇压汉奸、打击孤立日寇的活动，建立以应付为幌子，真诚拥护八路军为实质的两面派政权，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李家楼全体队员的集训总结会上，备战斗小组汇报综合分析是：武工队住过的大小村庄近百个，保险村约占五分之三，半保险村约占五分之二。所谓保险村，首先是村长、文书和伪自卫团长中，没有死心塌地的汉奸分子，对共产党比较信任和支持；村长在村民中具有一定的权威，一村之中的大小事，村长说了算。我们武工队潜伏在这样的村里，对日伪军的情报了解的非常及时准确，有安全感。在半保险的村里，心里总觉不安全。有一天晚上，我和五名队员进了离据点只有二里地的一个村庄，保长把我们安排在一户富农家住宿。房东大嫂用煎饼、豆腐招待我们吃过早饭，领到后院一间大北屋休息。我指定一人站岗，其他人都上床睡觉。刚要入睡，房东大哥神色紧张地跑来说：宫里的伪军一个班进村了。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枪出壳、弹上膛，让房东把户门大开。当时最担心的是村里有了坏人，向敌告密，专门派兵来搜捕我们的。所以做出了一个死规定，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开枪。因为一开枪，等于向敌人报信，据点出兵包围，大白天迫使打村落战，我们逃脱不掉，全村人尤其是房东必然面临灭顶之灾。半个小时后，房东大哥回来说，伪军进村是专门催粮要款的，我们压在胸口的大石头才算落了地。当天晚上我们转移到了十里以外的“保险村”。
近一年的隐避斗争，我们武工队的主要战绩，归纳起来有以下几项：一是宣传抗日战争的整个形势，鼓舞群众的斗志，坚定胜利的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第三年，同盟国英美苏三巨头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伊朗的德黑兰聚会，达成了打败协约国法西斯的军事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是，苏联要付出最大的牺牲，在列宁格勒城区、斯大林格勒近郊，与德国侵略军展开规模大、时间长的大战役，把其主要兵力拖在东欧战场上。美军、英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对法西斯形成钳式的战略包围，彻底消灭法西斯侵略军，打败协约国。然后苏联红军出兵我国的东北；美军在日本国土上登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胜。运筹帷幄抗日战争的统帅部，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毛主席立即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战斗号召。这一政治口号传达到抗日最前线，中共山东分局又把它具体化：“当前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正在爬山头，咬紧牙关，登上山顶，胜利就在前面”。这些振奋人心的口号向群众一宣传，变成了无穷的力量。我们武装工作队，把这一口号当作最锐利的武器，在敌占区的各个层次中，在农民群众中，反复宣讲，广大群众好象在茫茫大海上漂泊，忽然看到了彼岸灯塔的光芒，无不欢欣鼓舞，胜利信心成倍增长。
二是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把共产党、八路军与敌占区的群众距离拉近了，把人心贴紧了。“七七事变”不久，泰莱、新蒙的爱国志士们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举行了名闻全国的徂徕山起义，抗日武装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格外高涨。但自进入一九四一年后，这种民拥军、军爱民，共同打鬼子、共同庆胜利的集会场面很少再现，群众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气概受到了压抑。我们武工队的突然出现，加上面对面的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在敌占区的人民群众中得出的结论是：八路军没有走远，共产党就在眼前，所以他们在表面上应付敌人，内心却天天想、日日盼，盼望八路军赶快打回来拔掉据点，消灭日寇，得到解放。
三是为军政首脑机关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军事、政治情报。我们武工队每次到敌占区，都要把侦察敌情作为首要任务。我们通过伪保甲长、伪乡长的勤务兵、伪军家属、雇用的小贩等多种渠道，把敌据点、伪政府的情况侦察的比较清楚。华北的日寇集中五万以上的兵力，于一九四二年秋季，对我鲁中、鲁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期间，我们队员们化装成田间劳动的农民，在公路交叉口守了三天，把向东运行的日本步兵、炮兵、骑兵、汽车运输兵的数目查明，及时写成情报送到首长手里，使军政首脑机关掌握敌情，知已知彼，适时突围，寻找战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四是在供给部门的配合下，从多方面筹粮、购物、筹款，补充供给，保障军需，渡过难关。我们武装工作队以宣传动员为主，施以必要的强制手段，在比较富庶的敌占区，筹集了一批又一批的小麦、小米和豆子，运回根据地。住在敌据点内无法交粮的，则让其交纳现金。通过敌工工作关系，进城买回布匹、西药等。有的队员的父兄是煤矿工人，我们则通过他们分几次把炸药、雷管和导火索运出来，送到山沟里的小型兵工厂。为完成上述任务，我们全体队员，冒着宁肯战死、不当俘虏的生命危险，活动在敌人的眼皮下，提高警惕，勇敢战斗，但不幸的事件还是发生了。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十一月份，团敌工股长马达同志和两个队员，深入到敌据点附近的一个大村开辟工作。他们三人在敌占区活动了半年以上，平时经常嘱咐大家要警惕、警惕、再警惕，但他们本人却产生了麻痹思想。对日寇大扫荡之后，个别伪保长突然变坏，错误地认为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而成为汉奸的人，失去了警惕性。在具体活动中，没有严格遵守一天换一处地方、天黑进村、天亮前更换住户的纪律。他们三人在同一家一连住了三天。晚上保长、保丁陪他们喝酒，酒喝得多了一些，没有转移也没有设防。天刚刚亮被偷袭的敌人堵在房子里，三位同志没来得及反抗，就被五花大绑抓走。汉奸头子严刑拷打，逼他们供出各村亲八路的关系户和名单。他们三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以共产党员的豪然气概，与敌人面对面地斗争，严词斥责汉奸走狗的罪行，大骂伪保长丧尽天良、出卖同志的卑劣行径。敌人看到他们三人态度坚决，绝不投降，弄不到情报，于是对他们下了毒手，竟残无人道地活埋在据点西北角的野地里。我们党的好儿子，八路军的好干部，与我共同战斗四年之久的好兄长，没有看到日寇的失败，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惨恸的不幸事件，是在我离开武工队，从三军分区去抗日军政大学的行军路上发生的。进入抗大一分校以后，三分区后来入校的学员传信给我的。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部队南征北战，而且建制番号也都是新的，使我再未遇见过三军分区武工队的老战友。所以对这一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全国解放、镇反运动中，对当时投敌告密的汉奸，残害烈士的刽子手，是否归案法办，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处，都没有获得准确的信息。每当回忆起武装工作队的这段战斗历史，马达等三位烈士的音容，总是萦绕在心头，久久难以忘怀。寄祈望在新泰、昌邑（马达系昌邑县城郊人）的革命烈士陵园里，铭刻着三位抗日英雄的名字，以留芳后世，永垂不朽。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