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人们传说，有些地方的穷人闹共产，成群结队去打土豪，分田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我心里就天天盼望着那样的美事快点实现，有时夜晚做梦也梦见跟着大人去打土豪，高兴得从睡梦中惊醒。
一九三O年春天，我的家乡金寨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欢天喜地，处处张灯结彩，我和小伙伴们像喳喳叫的喜鹊，出出进进都在唱：“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在党的组织下，金寨的群众分别组成了赤卫队、少先队、劳动童子团。男女老幼都拿起了武器，武装起来的群众达四万多人，我父亲是贫协委员，两个叔父都参加了地方独立团。我不满十岁，费了很大劲才争取加入了儿童团。我把染成红色的棍子做得长长的，找根布带扎在腰上，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干什么都尽力学着大人的样子，一个心眼保护苏维埃。大别山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使反动派极度仇恨恐慌。
一九三O年左右，他们出动飞机，抬来大炮，疯狂地喊叫着“驻进山头，杀尽猪牛，见黑就打(见人影就打枪)，鸡犬不留”的杀人口号，气势汹汹来“围剿”革命根据地。在方圆不到两三百里的金寨地区制造了五个万人坑，两个千人墓，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吓不倒红军和苏区人民，敌人发动的“围剿”，一次又一次被挫败，直到一九三二年秋天，反动派纠集三十万人马，进行第四次“围剿”，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红军主力被迫在十月份离开了根据地。红军与大别山区人民结成的骨肉关系，如山相靠，似岭相连，红军往哪里转移，群众就跟着往哪里走，两个叔父带着我紧紧跟着地方独立团。
为便于行动和战斗，部队在湖北某地整编，两个叔父被分别编入红十师和七十三师，领导见我年纪小，就再三动员我同老弱妇幼离队返回。不管怎么劝说，我哭着躺着就是不离开部队，叔母、表姐和儿童团中队长胡定瀛等一些小伙伴，强拉带拽领我走，我没命地又喊又叫挣脱他们去撵红军。我不跟红军走，能到哪里去啊!家乡的茅屋早被反动派放火烧了，父亲被抓走，母亲是死是活不知道，我哪有家?红军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亲人!我就像一个小尾巴，红军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跟，部队开饭，我就跟着吃，部队宿营，我就跟着睡觉。尽管大人们都故意对我板着面孔，谁也不说个“要”字，但是每次开饭却都关照我吃饱，每次宿营睡觉，总是争着把衣服盖在我身上。我看父兄辈红军对我外冷内热，并不真心撵我，也就和他们粘糊得更紧了。每每高兴，我就大声唱起“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欢快的乡音，唱得大人们都乐起来。
我把红军当亲人，红军父兄们把我当做亲骨肉。部队辗转通过鄂豫交界地区，登上了千里秦岭。这时，已是雪花飘飘的十一月天气，大家身上仍穿着从家乡出发时的衣服，在风雪中行军，肌肤如刀割针扎。我身上披着大人的夹衣，就像穿上了大氅，可是脚丫子太小，大人的鞋穿不得，只好把沿途打土豪找到的女“洋袜子”，一双又一双地穿在脚上，走不多远，袜底就破了，再弄些破布、棉花绑缠在冻肿的双脚上，继续跟随部队行军作战。
敌人在重峦叠嶂的秦岭处处设防堵截，身强力壮的人，都在前头冲锋陷阵，老弱伤病走在后面。我和负伤的李厚柱叔叔结伴而行。李厚柱是我家邻居，从小就十分喜欢我，他身上的伤口愈是疼痛，就愈是把我的手拉得更紧，就像怕丢掉我似的，山越爬越高，风越刮越紧，实在走不动了，李厚柱叔叔就拉着我在一个背风的旮旯里半躺着休息。谁知道一躺下，他就再也起不来了，我哭喊着拉他：“李叔叔，你可不能躺下，咱们快走哇!”可是不管我怎么拉喊，他再没能动一下，只是强睁着期望的眼睛，深情地对我说：“树子，别管我!你……你……你快走，莫要掉队啊!”说完，就闭上了眼睛。我离开他的遗体，牢记烈士的叮嘱，追赶部队。快要走出秦岭时，部队昼夜行军。
一天夜晚，部队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摸索前进，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迷迷糊糊地倒在路边睡着了，一直到收容队的人过来，才发现有人在路边躺着，他们开始以为我是个死人，但一经搬动折腾，我醒过来了，部队领导知道了此事，叫我跟着叔父走，不许我单独行动。第二天拂晓出发时，领导派人带我站在路旁等着找叔父。队伍不断地在我面前通过，一直快到中午，我的二叔父终于过来了。他挑着一副担子，里面装着油印机和油墨纸张，显得十分沉重。他一见我，先是一愣，接着放下挑子，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征途遇亲人，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把头紧紧地抵在二叔怀里。带我的同志见我们叔侄亲热的样子，就笑着说：“老葛，快把小家伙放在担子里担着，再丢了，我可不负责!”找到了二叔，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二叔真的要挑着我走，我说什么也不干，最后他叫我手扳着担子走，两天后走出了巍巍秦岭，来到了大巴山脚下的钟家沟。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部队翻越大雪覆盖着的大巴山，到了川北的通江，在这里建立了“通、南、巴”革命根据地，我开始给傅钟同志当公务员，名日公务员，实际上却给上下周围的人增加了不少“公务”。一次开饭，大家都吃过了，炊事班等我给首长打饭，可就是见不到我的人影。首长们工作又忙又紧张，也忘记了吃饭，当给养员的二叔父，就把饭给首长们送去。首长们见我没回来，就把饭又给我留了一些，叫二叔父陕去找我吃饭，原来我正在老乡家耍，一耍起来就忘记了开饭。二叔把我找来，气得要揍我，首长们反而给我说情：“饶了，饶了，下次别忘开饭就行了!”我难过地哭鼻子，首长们却围着逗我，我终于破涕为笑。首长的爱人和周围的大姐们，也都把我当做自己的小弟弟，这个给我缝衣服，那个给我做鞋子，一针一线都交织着真诚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我给军政委王建安同志当公务员，当时虽然不到十三岁，但却很要强，看见首长的警卫员挂着盒子枪，背着大马刀，跟着首长东冲西杀，又抓俘虏，又缴枪，有多带劲!于是，我就向首长要求当警卫员，王政委早就看出我不想当公务员的心思，就说：“那好吧!”我见首长答应得这么痛快，高兴得一跳一蹦的。首长叫人拿来了我十分眼气的“两大件”：驳壳枪和大马刀，他叫我全部披挂到身上，我慌里慌张，把“两大件”左背右挂地拾掇到身上，只见驳壳枪枪套掉到脚面上，马刀刀鞘碰着腿肚子，真是站也不是，坐也不行。只听首长说了声：“跟我走!”王政委就大步流星，爬向后面山头，没走一会儿，已把我远远撂在后头，我身上的“两大件”，碰碰撞撞，碍手碍脚，顾了枪，顾不了刀，顾了刀，又顾不了枪，十分狼狈。这时，首长已爬上了山头，挥着手向我喊：“快上来呀!”跟随他的警卫员也喊：“加油呀!加油!”我踉踉跄跄赶到首长跟前，满脸羞愧，首长给我擦掉汗水，说：“怎么样?当警卫员，跟不上首长，那怎么警卫首长?”接着就和蔼地给我讲了革命工作要各尽其能，只要是革命的需要都光荣的道理。我心悦诚服，主动把“两大件”交还首长，安心工作了。红军部队同志间的革命友爱，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幸福。
记得在空山坝庆祝一举消灭四川军阀田颂尧三十个团的重大胜利时，部队举行各种比赛。当时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政委陈锡联同志，跳远跳得很出色，好多人都跳不过他，观看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一个劲儿地鼓掌：“要得，要得，再来一次!”听见大家的掌声和鼓励，他高兴得把我背在背上，和大家比赛跳。首长背着我跳，我好像腾云驾雾，跳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次，首长蹲在沙坑里不起来，原来是他的脚崴了，我还傻乎乎地趴在他背上，催着首长再跳。从此，一遇喜庆场面，首长和同志们就背上我玩。在舟坝，洪学智主任和张文同志结婚的时候，大家嘻嘻哈哈地祝贺，闹新房，这个提出要新郎跳舞，那个提出要新郎新娘唱歌，闹得新郎新娘招架不住，新娘灵机一动，把我背上跑起来，从举行婚礼的地方，一直背着我跑到新房，跑得她满头大汗，笑得大家前仰后合。
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我染病发烧，军卫生部的大姐和兄长们，用担架抬着我行军。高烧不退，他们弄来甘蔗，埋在热灰中烧热，榨汁给我喝，使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我见担架磨破了他们的肩膀，挣扎着要下来自己走，他们不答应，故意把担架一颠一闪地上下呼闪，口里唱着川北小调，不停脚地往前走。翻越夹金山时，队伍刚爬到山顶，突然浓云滚滚，狂风大作，冰雹没头没脸地往下砸，砸得锅盆咚咚响，惊得骡马满山跑，一位老同志把我紧紧搂在怀里，顺着山坡往下滚，我身上没有受伤，而他的身上却被冰雹砸得青一块，紫一块。这位老同志以后再没见上面，据说在过草地中牺牲了。
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在雪山草地中辗转覆折，闹得疲惫不堪。最后一次过草地时，有一天宿营，脚下到处是水，没有一块干地，我倒在水中躺了一夜，全身被泡得发白发胀，双脚血肉模糊，再也走不动了。就在我眼看不行了时，陈锡联同志叫人把我放到他的马背上，一直驮了五天，使我终于通过草地，走上了北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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