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沂蒙山，告别战友，来到滨海区，加入新行列。在抗日军政大学这所流动校园里，既是学员，又是战斗员。南起陇海路，北至胶济线，抗大的校旗飘扬在苏北、胶南。
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机关，在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过程中，还增加了储备干部、提高素质、准备反攻的组织措施。1942年初冬，日军对鲁中地区大扫荡撤兵后，我从敌占区回到蒙阴野店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向军分区政治部全面汇报了武工队的工作；向供给处报销、领取了活动经费。还没来得及休息，组织科长李心源、孙洪品（副科长）找我谈话：大意是经过熊飞政委批准，决定武装工作队由马达同志直接领导，我由组织保送去抗大学习。我听了谈话，当时对武工队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对掩护我们亲如家人的房东们；对莲花山柳条庄、鏊山前李家楼的老乡们，有着留恋难舍之感。但根据1939年在军事教导队受训的体会，进军政大学深造，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感到特别高兴。于是委托同来的同志带信带款回去，把武工队的重要工作关系和应注意的事项作了书面交待，到政治部办好介绍信，领上在根据地通用的粮票和行李登程进校。与我同行的有亓盾同志，还有新泰县大队的王教导员（名字记不清了）。我们三人步行两天，来到沂水县境地马牧池找到了军区政治部。一位作干部工作的同志接待了我们，看了介绍信，询问了我们部队的一些情况，安排在农民家中休息。第二天这位同志把写好的介绍信和画好的去抗大驻地的路线草图交给我们，并详细告诉了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必须注意的事项。我们也询问了沿途有关敌情、民情的概况。我们说：在敌占区活动久了的武工队员，从敌人据点炮楼附近通过是家常便饭，关键是要有信得过的响导。第二天拂晓，我们走出了山区，踏进了沂（水）临（沂）公路穿越的小平原，当天在抗日区公所的驻村休息，晚上区中队长派了三位民兵，护送我们从苏村鬼子据点的附近，穿过第一条封锁线，后半夜又穿过了以莒临公路为屏障的第二条封锁线。天亮以前，又渡过了大沭河，来到了滨海军区统辖的抗日游击区，河堤东岸的一个村庄里。由民兵游击小组在大堤上站岗巡逻，村长派给一户较为富裕的农民家里作饭吃，并在她家住下，两夜一天急行军的疲劳，得到了比较放心的休息。从这里继续东行大半天，来到莒县十字路镇（现在莒南县政府所在地）以北的良庄，终于找到了抗大校部，达到了向往已久的目的。我们见到佩带“抗日军政大学”臂章的同志，心情既高兴又激动。他把我们领到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看了介绍信，热情接待，把我们安排在校招待所（一家一户的民房）吃饭、休息。要每人填写一张登记表交给他。第三天分别谈话。我被分配到政治大队二中队，亓盾同志分到四中队，王教导员分到干部队（都是营团干部）。我背上行李又走了十多里路赶到房前村二中队驻地。队长陈朝章、指导员颜红，以极为热情的态度接待了我，并简要介绍了该队的编成和教学计划。队员来自胶东、渤海、湖西、苏北、鲁南、鲁中、滨海等各个部队，学员已大部到齐，尚未举行开学典礼。开晚饭的时间，队长让文书小郭同志把我送到了三排八班，从此成为班长辛茅剑直接领导关照下的一名大兵，使我的革命战斗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日军政大学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的最高学府。远在1928年土地革命时期，就在江西的井岗山下举办过红军学校。1934年蒋介石亲自指挥数十万军队对我红军进行了五次围剿，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军校暂时停办。长征冲破了蒋军的包围圈，胜利地到达延安，与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师站稳脚跟之后，党中央书记处就积极筹备军校的恢复工作。“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做出决定，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当时一大批爱国知识青年，从东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远万里而来，千里迢迢，奔向延安，成为抗大的第一期学员。中央领导对这所大学极为重视。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周、刘、朱以及任弼时同志，都亲自到校讲课或者做形势报告。结业出来，分赴抗日最前线，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壮大的骨干。随着抗战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抗大离开延安，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区，总校留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继续招生。分出一批教员、干部组建抗大一分校。在校长周纯全、袁仲贤，政委李培南的率领下，从晋东南出发，越过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渡过黄河，行程三千里，来到鲁中南山区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纵队会师。自1939年的秋季至1942年的秋季，第二期、第三期毕业的学员，派遣到冀鲁豫皖、苏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充实到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最基层。把当年红军的光荣传统，勇敢善战的战斗作风带到新的部队，以顽强拼搏、身先士卒的模范行动，率领指战员和农民群众，坚持了敌后游击战争。
1942年下半年，全军实行精兵简政方针期间，抗大举办了第四期，学员全部是在部队基层任过职的干部。那时抗大的机构设置是精兵简政以后的新编制，在校长、政委统一领导下，设教务处、政治部两大部门，直接领导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营，一大队为军事队，二大队为政治队，另一个为干部队。还有一个四个连的警卫营，总共在三千人以上。每次开全校大会或行军集合时，就会看到八匹驼骡驮运的四门小钢炮和炮弹箱。据红军整编过来的军事教员告诉说：钢炮的来历有其政治背景。这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押起来，周恩来以抗日大局为重，亲临西安，说服张杨，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反共，全面抗日之后，把蒋介石放回南京。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的番号，国民政府国防部专门配备的新武器。一一五师下属的六八四团、六八六团各两门。从晋东南来到鲁东南，与日本侵略军频繁作战，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很少打攻坚战。再加上炮弹补充，又没有来源，几门钢炮不仅不能使用，反而成了累赘。所以一一五师师长决定，把四门钢炮送到抗大来，在警卫营里增设了一个炮兵连负责保管，以便应付国防部的检阅。
抗大中队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是随着红军改编过来的。政治、军事理论教员，也是经过红军学校、马列学院培训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教务处、政治部还集中了有梁必业、李梓斌、胡大勇、鲁光等红军骨干，廖习仗、白彦、刘也凡、陈羽逵等理论、文化工作者，师资的力量是雄厚的。抗大坚持和发扬了红军光荣传统，树立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的校风、理论联系实际，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一致的平等、民主原则。生活上虽然非常清贫艰苦，但政治上、思想上却格外活跃解放。直至今天还非常留恋那一段既学习、又战斗的学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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