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年半的抗大学习即将毕业了。虽然不像和平时期的大学那样正规，但同样进行了毕业考试、学员鉴定，以大队为单位举行毕业典礼；由校部发给毕业证书。证书是精心设计、石版印制的。当时的纸张奇缺，仍然用厚新闻纸，四周印上花边，中间用正楷写着：谭锋同志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四届学员，于1944年3月16日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准予毕业。毕业证书上印有罗荣桓、黎玉、萧华的题词和亲笔签字，左中线上有抗大的方印，下角印有校长袁仲贤、政委梁必业、副校长孙继先、副教育长李梓斌的签字。这是我参加革命拿到手的唯一证件，我万分珍惜它。在以后的南征北战中，许多文件、书刊清理掉了，唯有这份“毕业证书”却始终藏在身边，保存了五十多年，成了宝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离校前的一周内，把步枪、手榴弹等向军械处移交，宣布放了假。当时正是春光明媚的好季节，杏花白，桃花红，杨柳绿，麦苗青，风光十分迷人。学员们自由结合，三三两两地散步在河堤、阡陌之上，畅谈抗大两年来的收获，期望着早日返回部队与老战友相会，当然也谈及自己的家乡成为沦陷区，失去联系长达五年之久，禁不住思念家乡、思念父母。老班长辛茅剑约我和另外三位最要好的同学，跑到文疃沙滩的大集上，用每月发的牙粉、肥皂钱（每人每月四角）买来二斤炒花生，边吃边谈。平时都盼着毕业，但是真要离别时，却恋恋不舍。的确，来自苏北、湖西、鲁北、胶东的热血青年，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同睡一铺草，同喝一桶水，同吃一盆饭，同时参加战斗，在500多个日日夜夜里，团结互助，建立了浓厚的特殊感情。明天就要分手了，怎能不留恋呢？那时农村没有照相馆，无法合影留念，只好各自用一个小本相互签上名字，作为唯一的纪念品。由于战局变化很快，部队南征北战，我们班的十二位同志，除在解放莒县和1948年10月解放济南战役中与辛茅剑同志两次巧遇外，其他同志均末得以幸会，成为憾事，实在惋惜之至。工作分配大权，掌握在校政治部组织科长手里。我们政治队的一百二十余名同学，少部分留在省军区机关，大部回到原来的部队。我和政治四队的王鹏等12名同志，被分到了山东军区保卫部（又是省公安总局）。军人的天职，必须绝对服从分配，没半点讨价的权利。组织科长宣布之后，自己非常高兴，拿上介绍信，背上被包和一个黄布书包，踏向新的征程，从此永远告别了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军区和一一五师首脑机关，在滨南临沭县蛟龙湾一带驻防，步行还有三天的路程。当天来到莒南县蛟山区的柳沟村，也就是去年在此减租减息的工作点。其他的同志由村长安排住下，我就住在老房东家过夜休息。房东大娘和她的女儿（村识字班长），对我格外热情。把我的棉被连夜拆洗干净，重新缝好；把我的套装衬衣洗换、鞋袜缝补。包水饺、煮粘米粥、花生、芋头等最好的食物给我吃，比回到自己家里还要温暖、亲热。军民友爱之情，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第三天赶到蛟龙湾以北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保卫部。副部长兼一科科长郑文卿和他的妻子洛林同志（一科科员）接待我们。接着举办了短期训练班，让我们在上岗之前，先接受一些专业训练。开头由部长苏孝顺（红军干部，全国解放后改名为苏静，任过解放军总后的军械部长，文革期间，在国家计委工作了一段）讲第一课。他扼要介绍了工农红军、苏维埃政府公安保卫工作的历史和主要的经验教训；讲了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保卫工作者主观唯心主义膨胀，搞逼、供、信，肃反扩大化，制造了江西肃清AB团的大错案；山东湖西肃托大错案，冤枉了许多好人，错杀了一些好同志。他要求保卫战线的所有同志，要切实汲取血的教训。在隐蔽战线对敌斗争中，要注意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政策，既要肃清暗藏的敌人，又要保证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第二位讲课的是副部长兼公安总局局长杜明同志，他讲的重点是：对敌情侦查和对犯人审讯工作的基本原则。如“打进去、拉出来”，放长线钓大鱼、长期潜伏等待时机等侦查手段。强调要重调查，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要善于“政策攻心”的预审方针。以后的几讲，是由二科的老侦查员介绍日本设在济南的特务机关——泺源公馆、石泰岩公馆以及分设在临沂、兖州、胶州的公馆接待站。还扼要介绍了日特选择对象，进行特殊训练，派来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特务活动的种种阴谋。同时也把蒋介石亲手经营的军统（公开番号是军委调查局）、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在其军队、党务、三民主义青年团合法机构的掩护下，对我共产党、八路军大肆进行特务活动的种种手段。听了上述的讲话和敌情介绍，对我的启示很大，为以后担任公安保卫工作，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我在受训期间，常见到两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城市青年。我好奇地询问审讯干部牛德彪同志这两个青年的背景和来历，他给我讲了敌我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故事。李澄之同志是一位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前，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在济南的私立、公立师范学校中担任教师、校长，在知识阶层中有很高的威信。济南沦陷后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活动，在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另一位是赵笃生同志，“七七事变”前是济南市育英中学的校长，也是徂徕山抗日起义的成员之一，1941年就担任了抗日民主政府泰安行署的专员。杨希文同志在“七七事变”前、何思远担任山东省府教育厅长时，他担任科长。1940年山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即省政府）成立，就是副秘书长。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把地下工作者派到济南市，专门作地下联络工作。这些地下工作者秘密串连，单个动员，把正谊、育英、齐鲁、泺源中学的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寻找光明之路。他们三、五人一组，分次跑到鲁中、滨海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这些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论是部队还是机关，都非常受欢迎。开头几个月生活上受优待，不让他们吃高粮、地瓜面窝窝头，享受首长待遇。这批年轻人来到根据地，亲眼看到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坚决抗日的饱满热情，看到了废除封建统治、翻身当主人的民主气氛，看到了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亲如一家的崭新气象，如从黑暗的地狱里来到了光明世界，兴奋愉快，热情高涨，工作积极，进步明显，仅有半年时间，有的当了宣传干事，有的当了技术书记。
在敌我双方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开展抗日活动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济南爱国青年投奔解放区的秘密行动，很快被日本特务机关发觉，他们拉拢了一批无正当职业的青年，用金钱、美女收买，进行特务训练，然后派进学校，借着进步学生投奔根据地的机会，鱼目混珠，混入我解放区长期潜伏，进行特务活动。这一重要情报被我山东分局获取后，立即通知各保卫公安部门：凡是从济南以及敌占区来的青年学生，一律经过保卫机关严密审查清楚后方可分配工作。如果查出特务分子都要送公安总局直接审讯。上文提到的那两名城市打扮的青年，就是济南日本特务机关派来的。经过审讯和政策宣传，他们坦白交待了当特务的经过、来解放区的任务、泺源公馆的特务组织概况和特工名单及像貌特征，为我们对日特的斗争提供了重要情报。
从济南投奔解放区的爱国青年中，有两位城市姑娘，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建立了恋爱关系，谱写了一段罗曼蒂克史。有一位姓高的姑娘，20岁上下，高高的个儿，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身着旗袍，脚穿皮鞋，端庄大方，引得许多军人青睐。她同几个同学从济南偷跑出来，刚进解放区，就被省公安局重点审查。当时总局局长杜明同志，亲自对她谈话审查。她把自己的家庭、学历、社会关系及为躲伪军官霸占而投奔解放区寻找自由的动机，作了详细的坦白叙述。杜明十分同情她的身世，多次个别谈话，从而产生了爱恋之意，杜明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主动向她求婚。又经地下工作关系证实，高的确是爱国青年，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批准，他们正式结婚，高成了局长的秘书。另一位名叫张杞的城市姑娘，刚十八岁，同样年轻漂亮，在后勤部政治处担任技术书记工作。过了不太长的时间，由彭显仑、曹思明同志牵线搭桥，同军区政委符竹庭同志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符竹庭文武双全、品貌兼优，两人一见钟情，内心确定了婚姻关系。由于军区司令部与后勤部驻地相距较远，他们相见机会很少，彼此写信倾诉爱慕之情。正当快要结婚的时候，符政委在攻克赣榆城的战斗中不幸为国捐躯、壮烈牺牲。得到这一消息的指战员无不伤心流泪。张杞同志对首长加情人的突然去世尤为悲痛，常常面对照片、情书暗暗哭泣。1945年春，我被派到后勤部任特派员期间，与张杞一处办公。她对我像自己的兄长一样信任，把符政委的数封情书拿给我看，从字里行间看出他们心心相印、形影难离的感情。是残酷的战争夺走了她的幸福。我十分同情她的处境，常常用要打败侵略者，挽救民族和人民必然有牺牲的道理劝说她、安慰她，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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