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向反攻阶段的前夜。也是我步入公安保卫战线学习与实践党的锄奸工作方针、与暗藏敌人作斗争，初战告捷的一年。
这年的4月，公安总局的训练班结束，郑文卿副部长同我谈话，把我分到滨海军区保卫部工作。我与王鹏等三同志一起，来到莒南县府所在地一十字路镇北邻的良庄，找到了保卫部机关。首先与我交谈的是一科科长吴侬同志，当时就与部长决定，把我分到三科作预审工作。从武工队长到抗大学员，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内心很激动。滨海军区保卫部与行署公安局，于1942年冬季，为贯彻“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总方针，实行合署办公，一套机构，两个牌子，对部队用保卫部，对地方用公安局。在正副部长直接领导下，设组教、侦查、审讯三个科，还有30多人的警卫排。共70多人。从指战员的来历看，反映了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来到山东的一个缩影。部长刘伟江西人，是红军长征前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副部长兼公安局长苏羽是河南人，是“七七事变”前参加豫西地下党的青年学生。警卫排长何守仁、副排长岳西林都是川西人，红军长征路上扩大来的青年战士。一科长吴依、干事曹野、三科长丁瑞林、二科长柴启坤都是晋南人。侦查科负责人吴亚樵、李同科等同志都是冀中人，他们都是同一一五师、八路军东进来到山东的。同这些同志们吃住在一起，他们把爬雪山、过草地长征到陕北的艰苦经历、把我党北方局的领导人与山西大军阀闰锡山讲抗日统一战线，组建牺牲大同盟，建立新军两党之间的复杂斗争等经过讲给我们听，使我听得入了迷，深受教育。
为了提高我的独立工作能力，有时科长当记录我担任主审人。遇到特殊案件，如日特小林，刘伟、苏羽部长也亲自上阵主审，科长和我陪审。经过一段时间我对工作逐渐熟悉。当时我们在山沟里与敌周旋，没有监狱也没有拘留所，在民房里关押犯人。一遇到敌人扫荡，生怕犯人跑了，所以快速审结，及时处理。一般都是白天查阅材料，夜间突击审讯。从犯人的口供中找出疑点，再到社会上让当地群众帮我们办案。“五一”后，我到赣榆、海陵县的边境侦查。在当地公安局武装保护下，深入到犯人孙象九的村里，访问取证，找孙的妻妾、雇工和旧保长、新村长分别谈话，很快查清了孙的情况。孙生长在富农的家庭，中学毕业去汉口上了政法学校，毕业后到武汉市法院当书记员，是国民党员，担任过区分部委员。日军占领武汉，他回到家中。由于是富家家庭，又当过国民党的法官，常与其来往的又都是敌区的人，区里的干部怀疑孙是特务分子，县公安局将他逮捕。我把情况调查清楚后，整理成书面材料向领导作了汇报。然后我又对二号、三号要案就地调查。通过访贫问苦、开小型座谈会、写控诉信等形式，很快查清了朱其琨、朱其琛二犯的罪恶。他们兄弟二人，既是大地主又是大盐霸，与城里的伪军头子相勾结，剥削盐民和渔民，大发国难财，并且与连云港的日本特务机关有联系，镇压革命，破坏抗战。他发现抗日爱国的进步分子，则秘密向敌人报告，有的被捕后花钱赎回，有的被枪杀。当地群众对二朱恨之入骨。我把调查的情况向部长、科长作了汇报，提出了初步的处理意见。为接受以往“肃清AB团”、“湖西肃托”错捕错杀的教训，党中央有指示、山东分局有规定：凡是处极刑和逆用的重大案件，必须报请区党委领导的锄奸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当时的锄委会由唐亮（区党委书记兼政委）、张哗（副书记）、孙汉卿（组织部长）、谢辉（行署主任）、王众音（宣传部长）等同志组成，唐亮为主任委员。我在科长的直接领导下，写出三案的专案报告，附上证明材料。当时没有打字机，完全用手抄，一份上报，一份存档。经研究决定：特嫌犯孙象九在村中没作过坏事，特务嫌疑不能成立，为此要他向公安局写出保证书：拥护共产党，服从抗日民主政府。让他通过社会关系进入海州、连云港据点内，为我工作，并规定了与我们的联络方式。手续完备后，将他宣布无罪送回当地。朱犯两兄弟是大恶霸、大汉奸，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应该处以极刑。对他们二人执行枪决后，将印好的布告贴到了县城和周围村庄，震慑了敌人，振奋了民心。日军麦季扫荡刚刚结束，部长让我到沂河大堤东边的相公庄、板泉崖，对日本特务小林一案开展侦查。驻防在临沂城的日本宪兵队上士小林武夫，中国话说得很好，他借着赶集的时机，身穿便衣来到解放区，自称是向八路军投降的，被民兵押送到临沭县公安局，县局初步分析是日军的“苦肉计”，作为重大案件送上级公安机关审理。经过两个月的审讯，小林始终维持原口供：与日军宪兵队长因争一个女人引起私人间的仇恨，队长抓住他违犯军纪的问题，欲置于死地，于是出逃投降八路军。我来到县公安局，在局长李洪儒（解放后早期任山东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后任检察院副院长）、副局长许东海（进济南不久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保卫科长）同志的帮助下，通过打入城里的地下关系侦查小林本人的真实面目。三天后送出来的情报与小林的口供基本相同，还加了两条内容，一是他在长春市日本株式会社当过翻译，是个中国通，受过专门训练派到临沂前线来的；在其出逃的前天晚上，与日本小队长打架，第二天日本兵城门关闭搜捕小林。从上述情况看，小林出逃是日军“苦肉计”的拙劣表演。这个案子也基本查清。最后的处理意见是，小林确是一个日本特务，但找不到明显的罪恶证据，决定教育释放，驱逐出解放区。我利用调查案子的空隙还给县局举办的公安员训练班讲过课。学员都是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学习后有的回村担任村公安员，有的则吸收为脱产的保卫干部。三十多年后，我到枣庄进行调查研究，市公安局副局长周纯正同志负责接待。一见面不用介绍他就认出了我，他非常热情地自我介绍说：我于1944年在板泉崖听过你讲的公安保卫工作基础课，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所以对我的印象格外深刻。俩人相见十分感慨，重叙革命、战斗之情，久久不愿离去。同时我和科长轮流下去，协助莒南县、日照县处理积案。我又一次离开机关来到巨峰以东的山村，帮助日照县公安局调查案件，突击审讯。处理的案件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死心蹋地的汉奸，虽有证据但本人不招供的；二类是仅有一般性的罪行坦白交代较好的；三类是仅有政治嫌疑、态度较好的。对属于二、三类案件的主要进行正面教育，要他们写出不给日本人办事，不欺压民众的保证书，释放回家，对个别具有爱国之心的，交给一定工作任务，让他们回到据点以经商、教书作掩护为我们作秘密工作。记得有一对青年男女，为逃避包办婚姻由日照城偷跑到解放区，当作特嫌抓了起来，经谈话取得两人同意，被安排到游击区柘汪镇小学当教师，并结为夫妻。一对囚犯突然变成新郎、新娘，对共产党、人民政府感恩不尽。对一类案犯进行最后审讯，在人证、物证面前，其主要罪行都供认不讳。报区党委锄奸委员会批准，公审镇压，以平民愤。
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积压已久的案件全部处理完毕，县公安局和县委的同志都非常满意。自己在工作能力、政策水平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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