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冬季，抗日战争已进入了反攻阶段的前夜。临沂至莒县的交通干线上，除汤头镇驻守着一小队日军和一大队伪军外，其他据点已相继撤离，莒县的日伪军完全暴露在我军的面前。山东军区、一一五师的最高指挥部，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下达了“歼灭敌军，攻克莒城”的命令。组织指挥这次大战役的是：滨海军区司令陈士榘、政委唐亮、政治部主任刘兴元、参谋长张仁初。一提到张仁初，他的临危不惧、猛打猛冲的赫赫战功，在广大指战员中广为流传：那是1938年的初秋，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在罗荣桓、陈光同志的率领下，越过太行山，跨过京汉铁路，经聊城东渡黄河，来到肥城山区的陆房镇驻防。部队刚刚住稳，遭到日军远距离的突然奔袭。待我军岗哨察觉，鬼子的骑兵已迫临村前，转移、突围都来不及了，只有就地抵抗。当时张仁初是特务团长，指挥部队在村头的小山顶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倘若山头失守，一一五师首脑机关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下午三时，敌人集中炮火，发动总攻击，山头被敌占领。在万分紧急的关头，罗荣桓命令张仁初要不惜一切，坚决把阵地夺回来。张团长大喊一声，一营全体跟我来j他率领三个连队，冲上山头，扑向敌人，用手榴弹、刺刀与日本兵展开了白刃战，把敌人歼灭，夺回了阵地。敌人又连续发起几次进攻，都被消灭在山头之下。战斗坚持到天黑，日军被迫停止进攻，在就近村庄宿营，拟在天亮再战。善于游击战的罗荣桓司令，抓住夜间的有利时机，指挥部队，化整为零，指定总集合点，在若干向导的带领下，迅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起死回生，化险为夷，保存了这支有生力量。接着进军沂蒙山区，与山东纵队会师，发展壮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所以张仁初在指战员中威望很高，大家都乐意跟他打仗。
滨海军区联络部史甄和二位侦察队员，夜间秘密进入伪军头子莫正民的寓所，当面商订了反正抗日的条件和歼灭日军的战法。莫正民应允，我军接近莒城时，他的岗哨撤走，由我军接替。给了十二套伪军装，由我爆破班的指战员穿上，混入伪军中靠近日军碉堡，突击营冲进去，把日军歼灭于小据点内。有了上面说的内应预案，促成了发起“莒县战役’’的决心信心。陈、唐、几位首长在山东军区的支持下，集中了五个主力团和几个县独立营、基于民兵作了周密部署。以两个团加两个独立营和民兵，埋伏在沭河大桥两侧，专打临沂增援之敌；以两个团加六个基于民兵连的兵力，埋伏在管帅镇周围，专打胶州、潍县之敌。滨海老六团、军区特务团主攻莒县城。另外两个独立营担负伪军莫正民部反正后驻地警卫工作。一夜之间，参战部队进入阵地。后勤保障、战地宣传、俘虏收容等部门也开进了莒城南侧的村庄。保卫部从部长到警卫排全力以赴，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指挥部于1944年10月11日深夜，发出了总攻信号。日本兵从碉堡中用机关枪、掷弹筒一齐发射。我突击队从三面包围，连续打退了敌人的突围。天朦朦亮，莫正民部队驻守的南北东关、城中心的县衙和警察局等要地全部被我军占领，日军的火力部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日本指挥官同伪军之间都存有戒心，日军中队长与莫正民保安旅长早已貌合神离，森严戒备。所有日军都畏缩在钢筋水泥的小城堡中，城墙高四米还拉上电网；四个角都筑有碉堡，枪孔相互交错，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墙外挖掘成宽六米深三米的护城沟，沟外是鹿砦和铁丝网。以往莫正民的官兵，持日军发的通行卡，可以出进城堡。在我军攻城的前一天，日军获得了我军调动的情报，采取了防范措施。增哨加岗，取消通行卡。白天只准许莫正民一人进出，晚上任何人都不能接近城堡。由于日军的警觉，使我化装伪军的爆破班，难以靠近碉堡。原订的作战方案，难以实现，攻陷莒城的战斗，由计攻改为强攻。主攻部队用机枪点射、扫射封锁碉堡，发起冲锋，均被敌人的猛烈炮火压回来；攻堡战斗，只好暂停。前线指挥员当机立断，采取新战术。把大批沙袋堆起来垒成临时掩体，机枪、步枪的特等射手瞄准炮楼射击。突击排进入壕沟挖掘地下坑道，一寸一尺地向里延伸，挖到炮楼底下，埋上炸药包，让鬼子兵“坐飞机”。城堡内的敌人，与外界隔绝，已成瓮中之鳖，缺水、缺粮，极为恐慌，打冷枪以壮胆。我战地宣传队蹲在掩体里，用日语喊话：“放下武器，投降不杀”“优待俘虏”；向翻译官喊话：规劝日军投降，立功优待。前线的所有指战员，都期待着地下坑道的掘进加快，再加快。我和县局审讯股的干警们，在南关一家地主大院里，由警卫排、侦查队布好内外哨兵，设置了战地预审所。以刚搜查到手的伪府档案花名册为凭据，对押送来的俘虏，突击进行登记、预审、甄别处理。
战役拖延到第二天的深夜，地下坑道只差三米了。被围困的日本军官向潍县、胶州紧急呼救。日军中队挤上了四部卡车，首尾两部车上架起八挺轻机关枪。天色还灰蒙蒙的，机枪手雷响成一团，敌人冲出我军的包围圈，向北突围，用密集的火力疯狂扫射，边打边逃。跑到官帅附近，遇到我打援部队的截击。野战刚刚展开，前来接应的日军汽车部队迅速赶到，他们不敢恋战，依靠机动车和武器的优势，数挺机关枪作掩护，加大油门，逃之天天。上午七时许，莒县战役胜利结束。
为防止日军报复性袭击，刘伟部长指示我们审查所撤离县城。来到浮莱山前的一个大村里，继续担负对战犯的审查处理任务。莒县是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第一个县城，接管工作缺少经验，警备部队和民兵把搜查到的伪职人员都往我们这里送，有的把鸦片馆的掌柜、妓女院的妓女都送来了。开始一处拘留所，后来到了三处，借了一个连的民兵分工看守。负责登记、初审的只有我们三人，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部长、局长和我集体定了几条政策：伪县长、局长、会长、翻译官等重要案犯押送后方；伪政府的课股长、警察、税官、三等翻译官等转送县公安局看守审理；莒县城周围的恶霸地主、保甲长、汉奸狗腿子等，分别送回原籍，交给区、乡公所和村干部群众管制；伪军逃兵由民兵送到莫正民处让其参加八路军。有了这些政策，300多名拘留人员只用了四个昼夜就全部处理完毕。
经过半个多月的战地生活，带着胜利的喜悦，同警卫排的同志一起回到保卫部新驻地厉家寨以南的崔家关庄。滨海军区的司政机关集中在马奇山的南北中楼。附近村庄都住满了部队。我们保卫部三科的紧迫任务：一是严密看守战犯；二是突击审理大案要案。头号案犯是县长丁兆鲲。他是潍县城丁家大财主的二少爷，日军占领华北时他去北平上了北洋大学，接受过“东亚共荣”的伪化教育，后当了可耻的汉奸。他的弟弟丁友鲲也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在莒县闲住，为伪政府官员候缺。此人有真才实学，外语说得很流利，胡琴拉得也不错。我们让他单独一间房子，给他吃细粮的优待；让他看一些进步刊物，接受抗日爱国教育，自己写出书面保证，愿意为八路军工作。1945年春节后，我们把他转介给联络部，约定为地下工作者，回到了潍县城。1948年春季，我军解放潍县战役前后，他在提供情报、瓦解顽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济南解放后，他被派到齐鲁大学任副教授。在几次政治运动中、虽然受到了冲击，总的表现还好。莒县被俘、成为我地下工作关系等重要历史情节，我先后为他写过三次证明。二号战犯是警察局长薛尚举，30多岁，中等身材，穿一身西装和长筒皮靴；戴一副墨镜，见人先立正，典型的行伍出身。他是大兴县人，上过伪警官学校，当过警察，于1943年冬季来到莒县当了警察局长。三号案犯庄双峰，不满三十岁，大学毕业。身高体瘦，穿大褂戴礼帽，文质彬彬，典型的文人气质，是大地主庄闫王的三少爷。为逃避土地改革，躲在莒城的一家商行里闲住。打开莒县城的那天，他逃跑时被抓住。对以上三案犯，科长和我分别进行了多次审讯，同时又让县公安局专门调查他们的罪行多少、民愤大小。由于丁兆鲲、薛尚举任伪县长、局长时间不到一年，除了为日军征粮、要款、抽壮丁等，其他直接的罪行查无实据。庄双峰的老子民愤大，已得到应有的惩罚。他本人长年在济南上学，也查不出具体罪行。我根据他们三人交代的材料和调查的情况，写出专案报告，由部长提交区党委锄委会批准：教育释放，送回城市，以扩大我党“宽大政策”的宣传和影响。四号案犯是于经武，五十岁左右，腰肥头圆，大腹便便，坐下活像寺庙的罗汉，一看就是大地主。于家有上百亩土地，年青时就不学好，专门欺压群众，上靠贪官污吏，下联地痞流氓，成立万仙会，自作会长。日军占领莒县的第二年，成了死心蹋地的大汉奸，常以私通八路军的罪名捉人杀人，罪恶累累，民愤极大。每次审讯他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很不老实。经上报批准，决定由中共莒北县委召开“庆祝莒县解放”的群众大会，同时公审汉奸于经武。大会会场设在城南的大沙滩上。开大会那天，全副武装的部队、持枪的民兵和扛着红缨枪的儿童团，还有大批的农民队伍，从四面八方来到会场，大约有三万人。庆祝大会上，由县委书记、独立团政委田海山同志主持，军区政委、区党委书记唐亮、行署主任谢辉先后讲话：号召新解放区的群众动员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多打粮食，支援前线；要送子参军，壮大抗日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会场气氛非常热烈，胜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开公审大会，岳排长带领警卫战士把大汉奸于经武等三名杀人犯押到台上，公安局长尹次芬宣读罪状之后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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