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县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东临黄海，西靠沂山，纵横万里沃土，是盛产粮食的地方，也是交通枢纽，泰安至石臼、胶州至海州的必经之地。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莒国王都就设在此。齐国与鲁国都看好了这方要地，在城南浮莱山的大银杏树下（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文物古迹。
莒县战役的胜利，大长了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驻守在小据点的日军主动撤退；伪军军心涣散，青州的伪军在保安旅长王道的率领下，投降我军，成建制地拉到小清河以北，在渤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的指挥下，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新编第二旅。驻守在临朐县城的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全部伪军不足一个团的兵力。我的家乡谭马庄从1941年就是伪据点，其头目是张献亭，专门卡住通往西山的要道口，防备我军对城关的攻击。攻克莒县的同时，鲁中四军分区的部队也向北推进，对这里已形成包围。我武工队长孙布、谭家秀（谭马庄人）于1944年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打进村里，包围了敌碉堡，张不敢恋战，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逃跑了。我军放火烧了碉堡，天亮前撤出战斗。白天张献亭回到村里，伪保长谭云村陪其吃饭时得到消息：张匪已列出名单要抓抗属对八路军进行报复。保长立即通知父亲，要他离家避难。全家人知道大祸临头，当天夜里由二弟谭铨陪着母亲投亲躲避；年仅14岁的三弟谭钲陪着父亲向大河、九山方向走去。一天一夜之后，在沂山北麓的山村里找到了我军分区机关和临朐县民主政府，见到了谭礼庭（供给处粮秣股长）、谭绍华（特派干事）两位本村的弟、侄，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谈到这里，要补写一段小插曲：1944年的秋天，抗大一分校住在十字路东的几个村子里。一次全校大会上见到了军事队学习的同乡谭家秀同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相互倾诉着思念家乡的心情。他突然告诉我说，前天他遇到了与我家一墙之隔的谭云纪，明天就要返回家乡。我眼含热泪给全家写了一封长信，第二天请了假，由谭家秀引路，在十字路一家店铺里找到了谭云纪，从此才与隔绝五年、音信全无的家乡取得了联系。这在我的战斗生活中是一个无巧不成书的喜事。）这次父亲正是以谭云纪捎回的家信为线索，越过封锁线，奔入解放区，天黑投宿，天亮登程，寻找儿子的下落。他俩每到一个大村，都要向村长、放哨的民兵询问部队的驻地。得到答复是，向南再走一天，过去大店，就是抗大防区。父子俩又走了大半天，到了莒南县的筵宾村，一位干部出来接待他们，说自己是蒋平，与谭锋是同队同学，把我的具体地址告诉了他们。提心吊胆、风餐露宿、奔波了十多天的父子俩终于知道了儿子的真实下落，当时激动地落下了眼泪。第二天他们又走了二十多里，来到行署驻地寨里河，父亲手持信件，逢人就问，一位地方干部说，这里在开大会，好像有个叫谭锋的。结果一查，是叫韩枫，是宣传部的干事兼滨海日报的记者。但最让人高兴的是，他认识我，告诉保卫部就住在二十里外的崔家关庄。
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我们正在吃饭，二科的侦查队长任云生同志从村头跑来大声喊：谭干事，你父亲来了！当时我又激动又惊奇，三步两步跑到村口，啊！是真的。分别六年的父子三人终于相见了。此时此刻，是高兴，是悲伤，谁也说不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俺娘还好吧？家里都好吧？父亲含着热泪说不出话。部长、科长和其他同志也都围上来问寒问暖，送上了热汤热饭。晚上我们三入睡在一间民房里，一段段、一曲曲相互诉说着亡国亡家之苦。当谈到五岁的小妹妹被日本兵的炮弹击中，死在父亲的肩上；祖母也重病去世的时候，三人泣不成声；当回忆起邻居谭其绥、谭钟参军后我们在一个团常见面，1942年春季日军大扫荡被机枪扫射壮烈牺牲在蒙阴附近的山坡时，无比怀念亲人和战友；当谈到我军攻克莒县打胜仗时以及懂憬着打败日本军，解放全中国，全家团圆时，更是发自内心地高兴。过了两天，刘伟部长来慰问军属，同时了解敌区的情况，与父亲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他同志也来打听敌情、民情。父亲属于农村的小知识分子，三弟还是初出茅庐的少年，听了当年老红军的介绍和路上的所见所闻，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主张，对解放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对军民团结的鱼水关系，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当作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叙述、回忆，始终念念不忘。父亲与三弟离家快一个月了，对留在老家的人很不放心，决定提前告别，返回家园。那个时代的八路军干部钱无分文，物无半斤，穷得叮当响。管理员给了一些粮票（解放区通用）和馒头带在路上吃用，长途探亲人只有精神上得到安慰，物质上一无所得。晚上向部长、科长以及炊事班的同志告别。第二天一早，父子三人一同上路，送了一程又一程，千叮咛、万叮咛各自保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紧紧握住亲人的手，眼含热泪而分手。我登上高地，极目远送，直到看不见背影才返回驻地。亲人回到敌区，又将遇到什么险境，久久放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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