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腊子口，我军就可以顺利地北上，与陕北工农红军会师了。
腊子口位置在岷山高峰，是川甘的天险门户。隘口长约三十米远，两边均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条急流，深不见底；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桥西的河下流和桥东的河上流是山崖小路；桥东的河下流和桥西的河上流则是垂直陡岩。我军如要北上，必须从这座木桥上通过去，可是敌人就在这桥上修筑了立射战壕，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据守这个险口的，是甘肃军阀鲁大昌部队的两个营—这里说两个营，是指当时与我们交手的部队，我们当时并不清楚敌人后备兵力有多少，后来才知道，敌守军有三个团。除守在桥口外，敌人还在桥西布有纵深阵地，桥东沿山坡筑满了三角封河碉堡，鲁大昌的主力，集中在岷州城内，距这里不过一百二十里远，随时可以赶来增援。
九月十六日上午，先头部队二师四团二营，在距腊子口十五里处，经过二十分钟的战斗，扫清了敌人前哨阵地，击溃敌人一个营，接着又歼灭了敌人一个营伏兵，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战利品，我军士气大振，一股劲地往前赶路，不知不觉已接近了口子。
攻打腊子口的第一枪，由二连打响，但因为是白天打仗，不好隐蔽，连续几次冲锋，都被冰雹似的手榴弹打了回来，上级看到二连伤亡太大，命令四团重新组织进攻。如果不能迅速拿下腊子口，待敌援兵赶到，再打就更加困难了。
下午四点钟，团首长接到命令，立即召开全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政委杨成武同志，向我们作了传达，他说：“今夜一定要攻下腊子口！大渡河、泸定桥都没有能挡得住红军前进，腊子口也一定能突破！”他以充满信心的眼光，向我们扫视了一遍，接着说：“我们北上的道路，只有这一条；要不然，我们左边有杨土司的两万多骑兵，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这里过不去，就只好退回草地。”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大声问我们：“愿意回到草地，还是坚决拿下腊子口？”下面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回答：“坚决拿下腊子口！”
到会的干部，被政委的报告激动得摩拳擦掌。我暗暗地捣捣指导员傅作仁同志，他会意地鼓励我：“你报名！”这时，杨政委刚说到：“哪个连愿意包打腊子口，自动报……”我没等他把“名”字说出口，就霍地站了起来：“报告，六连愿意包打！”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不知是祝贺还是妒忌。
团长与政委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严肃地问我：“你们有把握吗？”
“有！”我和傅指导员斩钉截铁地同声回答。
“把全团的轻重机枪，统统交给六连连长指挥！”团长当场下了命令。
任务争到手，我和傅指导员一口气跑回连队，战士们听说有战斗任务，就把手榴弹三个一捆，两个一束，往身上一挎，刺刀擦得闪闪发光，看他们这股劲儿，再要动员简直是多余的了。
当日黄昏，团长、张营长带着我和排长们去口子附近侦察地形、敌情并研究如何打法。然后，我们就接替了二连的阵地，准备投入战斗。
战斗发起时，夜幕已经笼罩住山谷，我指挥全部机枪火力轮番扫射，子弹像瀑布似的喷泻在敌人阵地上。一排长带着三十多个勇士，胸脯紧贴在地上，运动到桥边隐蔽起来，待命冲锋。狡猾的敌人，在我们发扬火力的时候不还手，隐蔽在战壕内，但等我火力一停，突击战士开始向桥头冲击时，他们就集中手榴弹，向我进行猛烈的反击。我方地形不利，兵力又无法展开，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伤了十多人，牺牲了好几个战友。我眼见着同志们倒下去，心里像刀绞似的难受。
“冲不上，给我打！”我命令机枪手狠命射击，机枪火力映红了半个天，枪声激起山谷的回音像炸雷似的一片轰响，子弹打在敌人阵地上的崖面火星直冒，但还是压不倒敌人的火力，成群的手榴弹仍炸得我突击部队无法前进一步。
我恼火了，就自己接过一挺机枪来打，只顾着射击，忘记了装水，片刻工夫，就打炸了两挺重机枪。就在这时，毛主席和军团部一次又一次派人来前面了解战况：“突击班现在什么位置？”“战斗有无进展？”“困难在哪里？”“要不要增援？”这时，真要把我的肺都急炸了。
我把机枪一摔，命令一排长把队伍带下来，指导员代我指挥机枪，我亲自带领二排，爬到冲锋出发地，再次发起冲锋，一连好几次还是接近不了桥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一团团火光在地上乱转，炸裂的弹片和未炸开的（有的没揭开盖就扔过来），在桥头五十米以内的崖路上铺了一层，有的地方已堆了起来，爬行时还得小心地把炸弹堆扒开，推下河坎，或者绕着过去。这样激战到半夜，我连续冲锋十几次均未奏效。
到夜间两点左右，我看地形险恶，部队连续冲锋均遭杀伤，感到光靠勇猛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得到上级批准，部队暂时撤下休息，准备重新组织战斗。
炊事员同志用白天缴到的白面，给我们做了一顿好饭，我疲乏地坐在一块石头上，闻着扑鼻的香味，心中更加烦躁，一口也吃不下，心里只是左思右想地翻腾着杨政委的一句话：“攻不下腊子口，只好回到草地去。”过草地的艰苦，我们都尝了，还能再退回去吗？我强忍着酸痛站起来，四周黑糊糊地，不见一星亮光，也听不到战士的谈笑声，“难道他们都睡了吗？”我轻轻走过去，尽量不去惊动他们，但在黑暗里，我却清清楚楚地听见几个战士，正在低声说着这场战斗：
“敌人对崖路封锁得真是严密！”有人这样说。
“我看，单从正面猛冲，自然不行！”另一个接着说。
我倾听了一阵，战士的话提醒了我，我正想找指导员，正巧团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和傅指导员跑来与我商议，决定再召开党、团员大会，组织决死队，以少数兵力，接二连三的向敌人轮番进攻，疲劳和消耗敌人，伺机夺桥。
会上，罗华生同志一动员，党团员又激发起新的力量，纷纷表示：“决不回草地，坚决打过去！”一排长又提出了两路接敌的计划，当场就有二十多个战士报名参加决死队，我看人多了一点，从中挑选出十五名最坚强、最勇敢的党团员，连我一共十六人，组织了三个突击小组。
会上，罗华生同志又向我们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团长亲带一、二两个连，从腊子口的右侧，河的下流处，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背后去，以配合正面的进攻。”这一说，战士们的劲头更足了，参加决死队的人齐声宣誓：“为死难的战友复仇，不打开腊子口决不回头！”
每个决死队员，都配发短枪一支，子弹百余发，身挂手榴弹，背插大刀。突击时分为两路，一路由我带领五个同志，顺河岸的崖壁前进，准备摸到桥肚底下，就吊着桥柱过去；另一路两个组还由一排长带领，先运动到桥边，待我们打响后，即冲过桥去，两面夹击敌人。
这时，夜已深，天像一口大黑锅似的，盖住了整个山谷和溪流，除了淙淙的流水声外，一切都很平静；大概敌人以为我们攻了一天带半夜再也无能为力了，都缩进碉堡和战壕中，去打盹了。
我带着五个勇士，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一脚实一脚虚，就像什么故事中说过的“飞檐走壁”似的，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浪花溅湿了我们下半身，汗水又浸透了我们的上半身，崖壁上生着的带刺的野草，扎在手和脸上，又痛又痒，不一刻，血和汗混在一起往下淌了。我们顾不得这些，在黑暗里，认定了围在颈上的白毛巾，一个跟牢一个，一心一意地盼望能早一点摸到桥肚底下。快到离桥不远的地方，突然“咔”的一声，我后面的同志攀断了一棵小树，我满以为这一下完了，准被敌人发觉了，机枪扫来，连躲都没处躲，待了一会儿，却不见敌人有什么动静，想是河里的急流声掩护了我们，我们继续向前摸过去。距离桥越近，我的心越跳得厉害，好容易摸到了桥边，第一个勇士伸手抓住桥肚下面的横木往对岸攀去；大概是用力过猛，只听见又是“咔嚓”一声，横木折断了，接着又是“扑通”一声，人也掉在河里，这一连两声，终于惊动了桥上的敌人，又是机枪，又是手榴弹，朝桥肚底下一阵乱射，直炸得河水“扑扑通通”“吱吱溜溜”的响。我见目标已经暴露，无法继续前进，便拉住四个战友，摸到桥肚下面一块凹形的崖面内，暂时隐伏下来，待有机会再行动。
桥上又响起了一阵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原来是一排长带的十个勇士，听到枪声以为我们已经登上了对岸，他们立即冲到桥边，向敌人的战壕甩过去一排手榴弹，接着就猛虎般地向敌人冲过去，越过敌人筑在桥上的立射工事，举刀就砍；敌人本来只顾着朝桥下打枪，没提防这一手，顿时慌了手脚，乱作一团。
我听到从正面进攻的战士，已杀向桥头，也就不顾一切，急攀桥面横木，翻上桥去，后面四个勇士也一个个翻到桥上，拔出大刀，高喊着“冲啊！杀啊！”跟敌人狠狠地肉搏起来。我迎面看见一个敌人，正想举枪射击，被我手起刀落，劈翻在地，但一排长，却不幸中了一颗子弹，他挣扎着，高喊着：“同志们冲啊，不要管我，我们已经包围了他们！”一排长的受伤更激怒了我们，十几把大刀，见着敌人就劈，敌人渐渐支不住了。
正在冲杀激烈时，天已拂晓。突然从敌人后山头上，升起了三颗红色冲锋信号弹，原来是团长带领的一、二连已迂回成功，并在山腰上架起机枪、小炮从敌人阵地背后打过来。守桥口的敌人，本来已经被我们杀得蒙头转向，又听到后方枪炮声连天，以为已被红军四面包围，就丢下枪支仓皇逃命了。
经过一场厮杀，我们还活着的###个决死队员，紧紧追杀溃逃的敌人，为牺牲同志复仇的念头，燃烧着我们，使我们不顾一切地冲进敌群横劈竖砍，直等到罗华生同志紧跟上来，连连喊着“杨连长，注意俘虏政策”，我才稍微清醒一些。这时，那些怕死的敌人，都丢了武器，跑在道路两旁，我心想反正后面会有人收容他们，撇下他们，继续向前追去。
狼狈的敌人，再也打不起劲头抵抗了，成群败兵在前，敌人纵深火力又不能发扬，这一股还未跑到，前面碉堡中的敌人，就抢先逃走了。沿路丢的枪呀，子弹呀，不计其数。我们的战士越追越有劲，疲劳、饥饿早已丢在一边。有的追着追着嫌自己身上背的手榴弹太重，就干脆搁在一边单凭大刀往前追去。我们一口气直追杀到敌人的老窝—沿川碉堡和兵房、仓库，全部占领了腊子口的纵深阵地。
这时天已大亮，团长率领一、二连也绕道过来。我一眼见到团长，激动地走上前去报告：“我们胜利了！腊子口打开了！”团长一把将我抱住，半天，向我吐出了一句：“你们辛苦了！”
“我们胜利了！腊子口打开了！”我们兴奋得高声呼喊。胜利的消息从营、团一直传到毛主席那里。
浏览：1424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