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难的身世
我叫王铭凤，乳名王妮子，1923年10月（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县城东高垣墙，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土匪猖獗，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我母亲生了五个孩子，饿死病死了三个，只活下来我和我大哥两个。我父亲贫困交加，年纪轻轻就“心口疼”，没钱看病买药，整天捂着肚子，疼大了就吃几粒花生米“顶顶"，这个病其实就是现在的胃癌，大概在1928年便散手人寰，那时我才五六岁。家里缺少男人真是雪上加霜，我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大哥和我艰难度日。在我七、八岁时，母亲和小叔子及妯娌们分家，分得了一亩半分薄田和两间破房子，还分了些饥荒（欠债），是父亲和奶奶去世时料理后事花的钱，还借了地主家的高利贷，一到年关，讨债的拥上门来要钱，富人欢天喜地过年，而我全家却哭成一团。家里没吃的，母亲便四处借粮，备受煎熬，度日如年。秋天收割完了庄稼，我就到地主田地里拾庄稼，常挨地主的骂，甚至还放出狗来驱赶。有一次被狗撵上了，咬的鲜血直流，腿上一直留有伤疤。有时实在揭不开锅，母亲就领着我就到几里外的陈家饭铺娘家，娘家是开小饭铺的，生活勉强凑合，母亲去那里帮工，挣点饭钱，但我受不了她家里儿子和儿媳和孩子的冷眼，自己跑回家过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十一、二岁时，便学着耕种庄稼，犁地、播种、秋收，样样都得会干。母亲非常要强，吃苦耐劳，除了干家务，有时摊煎饼、蒸黄面窝窝到路边卖，挣点零用钱。大哥十五、六岁时，就到长清抗日名将张耀南当校长的东关小学当工友，打水、扫地、敲钟，自谋生路，他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二）我要读书
战士作家高玉宝写的小说《高玉宝》，其中的章节《我要读书》的情节与我非常相似。我七、八岁时到了上学的年龄，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背着书包上学，我也跟母亲吵着要去上学，有时跑去村里学校在门口偷听先生教课，可家里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交学费，母亲不答应。邻里都劝说：让王妮子上学吧，认几个字，将来不受地主老财的欺负。母亲被说服了，打下自家枣树上的枣拿到集市上卖，凑了几个铜板交上了学费。 我高高兴兴的上学了。教书的先生姓杜，很和蔼，挺喜欢我。我也很努力用功，知道不易。我学习效率很高，特别是对算术很感兴趣，小九九背的很熟，总考满分，以致后来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数学还是最好的。但是好景不长，一个学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又开学的日子，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再让我读书了，我只好含泪告别了学校；杜先生找到母亲说：王妮子挺聪明的，让她念书吧，实在不行先佘着学费，以后有了再交，她还这么小，不读书干啥呢？母亲说：家里穷，实在拿不出学费，再说家里还得指望她干活呢。就这样我含着眼泪离开了心爱的学校，离开了小伙伴；有时我路过学校时还偷偷的在门口听老师讲课……我从小没念几天书，是永远的遗憾，永远的伤痛。我小时候没有条件读书，受人欺负吃尽了苦头，可羡慕有文化的，如果我要是高小毕业就够用了。所以，我参加革命后，更加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只要有机会就去读书，参加过党校、干部培训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学习，已有五个孩子以后，我还克服困难，不甘落后不服输。
（三）决不缠足
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陋习，始于唐朝，是对女人的绝对不尊重，孙中山先生早在1911年成立中华民国时就号召废除这一陋习，可是我家在偏远的农村，那里始终还保留着这一习惯。我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就用长长的白布使劲把我的脚裹上了，双脚除了大母脚趾头其他四个几乎都要断了，稚嫩的小脚哪受的了，疼的我一宿没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到门槛上使劲跺脚，又拿剪子绞，愣是把裹脚布拆了下来。母亲气的没法，又给给裹上，我又给弄掉了，后来反复几次。我央求母亲说：你把我的脚裹上了，我还怎么干活、怎么赶集、爬树打枣？母亲最终顺从了我。大哥思想封建，生气的说：小妮子不裹脚，看将来找不着主（男人的意思），没人要。我说：没人要就没人要，我就是不缠脚。真让我说对了，后来参加革命，打鬼子，除汉奸，走南闯北，真亏了有双大脚板，特别是随军南下的时候是跟随大部队行军打仗，裹小脚的女同志不能跟队伍走，所幸没有被淘汰。
（四）抓阄分家
屋漏偏遭连阴雨，黄鼠狼偏咬病鸡。我父亲弟兄两个，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弟兄一家闹着要和我母亲分家。特别是母亲的妯娌欺负母亲孤儿寡母，想撵母亲和孩子离家，或让母亲改嫁，好独占家里的三间房子。母亲愁死了，这边男人刚死，那边就让走人，再穷也得有个窝住，要饭也得有个幢棍子的地方，房子虽破也能遮风挡雨，没有了家，我们娘儿三个去哪里？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母亲非常刚强，下决心不改嫁，一个人带孩子过，要知道当时她才28岁。母亲的妯娌一心想分到家里，仗着人多，又有男人撑腰，把家里像样的家具、大缸、种地工具都放在家里，把不值钱的破筐破碗摆在院子里，连帮着分家的中间人都看不下去了，都觉得不公平。到了抓阄的时候，母亲都没有勇气抓了，说：让王妮子抓吧，小孩的手气好。我的小手上去抓到阄一看，分到是家里的房子，高兴的和母亲抱在一起……而母亲的妯娌抓到的阄是上崖子空旷的院子，顿时坐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没有房子住，只得领着孩子逃荒去了，母亲总算是保住了房子，保住了家。
（五）参加抗日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鬼子的铁骑践踏在我的家乡。鬼子重点进攻山东，国民党施行不抵抗政策，军队兵败如山倒，就连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逃跑了，丢下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颠沛流离，无家可归，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们是中国人，誓死不当奴”。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抗日大旗，张耀南在家乡大峰山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我哥哥王铭义在张先生执教的东关小学当工友，很早就接触抗日人士，明白了许多抗日道理；我母亲深明大义，勇敢坚强，毫不畏惧，我家就是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点，经常掩护过往的共产党干部，给他们烧水、做饭、送情报。
我的表叔蔡红全也参加了抗战工作，他经常带着抗战同志到母亲家来（如崔健当时的长清县委书记后浙江省委副书记、田薪夫当时四区组织委员后空三军后勤部长、董鲁展四区区委书记后成我的丈夫等），曾有个女八路跟我睡在一铺炕上，给我讲些打日本救中国的道理，我受到了很大教育，非常痛恨日本鬼子、地主恶霸，思想上有了进步。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和民族精神感召下思想觉悟逐渐提高，走向了抗日道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子里成立了民兵武装、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他们给八路军送情报、做军鞋、挖战壕、掩护过往干部、割鬼子电线等，同时还把村民组织起来，宣传抗日道理，唤醒民众爱国之心。我家处在敌占区，距离长清县城很近，仅五、六路程，环境非常艰苦。鬼子汉奸为了扑灭抗日烈火，杀人、放火、收买汉奸、三光政策、碉堡战术、铁壁合围，手段用尽，残害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长治久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炮楼就修到我村西头。邻村有个叫徐泗的妇救会女干部不幸被敌人逮捕，受尽了折磨，宁死不屈，最后惨死在敌人的铡刀下，她的头被挂在城墙上示众。我后来离家到河西参加泰西抗联，任七区抗联工作人员，上山打游击，还担任过共产党开设的泰运书店营业员，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山东是国民党重点进攻地区，不仅有正规部队，还有地主还乡团又称“高粱榨”，他们横行霸道、反攻倒算、残害军民，无恶不作，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同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的家乡终于迎来了解放。当时全村子只有我一个女的参加八路军，方圆几十里地是没有的，是得有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也得感谢母亲对我的支持。
（六）随军南下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 1948年9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扭转了整个战场局面，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华东中央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
我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坚决要求随军南下。根据上级指示，抽调南下干部的条件是：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敢于和善于领导群众斗争，历史清楚，并要求配备一定比例的女干部。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长子1945年7月生，三岁多点，长女1947年5月生，才一岁多，还在哺乳期，孩子离不开娘啊。但是我认识到只有解放全中国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江南还有受苦受难的人民需要我们，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都过来了，要争取全国的胜利。于是，我就把两个孩子托付给我母亲，安排好家事，离开熟悉的工作岗位，离开亲人，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南下征程。1948年底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各区集中15000人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参加政治和军事的整训，南下干部主要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以及党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全体南下干部一律穿军装，每人发一支短枪，实行军队编制。为了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领导上还宣布南下干部的家属都享受军属待遇。我被编入“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鲁中南)第七大队(泰西地委)”。所在的大队几十名女同志，除去生病的、怀孕的、裹脚的，符合渡江条件的只有4名，我有幸是其中之一。南下干部随第三野战军九兵团边打边前进，冒着敌人炮火，过江时亲眼看到旁边的船说翻就翻，船老大吓的直哆嗦，一个劲儿祈祷。
经三个月艰苦的南征，行军三千多里，终于到达浙江，我先后在嘉善、德清县委、嘉兴地委做民运、妇联工作。配合解放军和当地干部参与剿匪反霸、减租征粮、动参支前、土地改革等工作，为维护新区社会稳定、恢复发展经济，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后因北方缺乏干部，我又随丈夫北上沈阳，在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党委办公室做机要秘书，后又来到大连，在辽宁师范大学党办、图书馆工作，一直服务于高校，1983年离休。
妈妈左，三姐中和友人张颜浦阿姨摄于六十年代初期
七十年代初于大连。
